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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势图说 李鸿章取代曾国藩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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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勇
年份：2010
期刊类型 ：期刊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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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暂任。由于太平天国首都天京被攻克后，曾国藩的湘军已经大部分被裁撤，所以此次剿捻曾国藩多调用淮军。不料李鸿章多方掣肘，致使曾国藩剿捻日久无功，再加防守沙河的策略遭到惨败，曾国藩被迫称病请求卸任。清廷顺水推舟，在同治五年(1866年)十一月授予李鸿章钦差大臣，并督办山东等省军务，统帅湘淮各军剿捻，命曾国藩仍回两江总督本任。此后，李鸿章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便镇压了东西捻军，取得了剿捻战争的胜利。清廷因功赏给李鸿章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湖广总督的头衔，命他人觐京师，同治皇帝和两宫皇太后首次接见了他，还被赐予紫禁城骑马的殊荣。此时的李鸿章已和他的老师曾国藩一样入阁拜相，成为清政府中枢机构的重要成员了。 捻军被平定后，清政府为改变权力格局内轻外重的状况，即于同治七年(1868年)七月调曾国藩由两江移督直隶，其遗缺由升任闽浙总督不久的马新贻调补。曾国藩对清廷这一人事变动疑虑重重，觉得祸福难测，故迟至十一月初才启程北上，于十二月中旬抵达北京。随后陛见了同治皇帝和两官皇太后，拜见了在京的王公大臣，访亲问友，并作为首席汉臣参加了在宫中举行的由同治皇帝主持的新年盛宴。直到同治八年(1869年)正月底才到达保定，就任直隶总督。这些年直隶积存的问题很多，曾国藩首先从改造绿营、兴办练军人手，接着清理积案、整肃吏治，又兴修水利、防杜河患。结果积劳成疾，再加旧病复发，导致病魔缠身。不得不于同治九年(1870年)四月二十一日，请假一个月调理。到五月二十二日，身体还没有复元，又续假一个月。 就在曾国藩请假养病期间，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爆发了。所谓教案，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绅士、民众与西方来的基督教传教士或这些传教士发展的中国教民之间的冲突。这些冲突轻则谩骂、斗殴，重则发生流血事件，拆房毁屋烧教堂，直至人身伤亡。 第二次鸦片战争签定中法《北京条约》时，正式规定准许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准许中国人信奉天主教，准许传教士建礼拜堂。从此以后便发生了无数次教案。大体上，中国民众与天主教教士及教民发生的冲突较多，而与基督教新教教士、教民发生的冲突较少。法国以天主教为国教，所以民众与天主教教士的冲突多发生在法国传教士身上。 按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天津条约》规定，战后天津开辟为通商口岸。从此，法国传教士援引《北京条约》等条约的规定，在天津望海楼设立天主教堂。他们纠集爪牙，形成恶势力，无恶不作，激起民愤。同治九年(1870年)五月，教堂的育婴堂接连死亡婴孩三四十个，同时附近又不断发生幼孩被拐事件，拐犯被抓后供称：迷药是教堂中教民所送，诱拐幼童是天主教堂主使。于是天津民众间便有传闻说：“天主教堂派人迷惑拐卖小孩，并且将小孩的眼睛和心脏取出用作西药的原料。乱坟岗里暴露在外的尸体都是天主教堂扔弃的……”五月二十三日上午，天津官府带同拐犯往教堂对质，查不到罪证。至午后，群众上万人自发包围教堂。法领事丰大业带领秘书气势汹汹，持枪闯入北洋通商衙门当面斥责大臣崇厚，并开枪恫吓。返途中，遇到天津知县刘杰，又开枪打死刘的侍从高升。民愤难抑，群众当即将丰大业殴毙，随后焚毁法领事署、教堂、育婴堂，死伤法传教士、修女、教民数十人，又误杀俄商三人，殃及英美教堂各一所。法英俄等驻华公使联合抗议，并以军事威胁。 五月二十五日，曾国藩接到赴津查办教案的上谕。曾国藩认为，这次教案杀死洋人二十人，非同小可，各国必定要兴师问罪。于是，他在出发之前给他的两个儿子曾纪泽、曾纪鸿写下遗嘱，说：“外国人性情凶悍，天津民众习气浮躁，都是很难调和的。将来因为怨恨而产生战争，那就很可能导致大的动乱。我为这件事反复思考，都没想出什么好的办法。我从咸丰三年招兵买马以来，就立誓效命疆场。近年来，人老了，身体又有病，但绝不会吝啬一死，而辜负了自己当初的心愿。只恐怕这件事极容易引来灾祸，而你们又对家事不太了解，所以嘱咐你们一下，以预备不测……”共两千余字。大有壮士一去不回，为国而死之志。 六月初十日，曾国藩抵达天津，正式开始了对教案的审理工作。基本查明教堂并无拐卖人口事件，至于挖眼剖心的说法，则纯属谣言，毫无事实根据。．但法国领事丰大业行凶杀人确是事实，最让曾国藩为难的是该如何处理教案。曾国藩认为中国剿捻战争刚刚结束，西北平回战争还在进行，民穷财尽，再加武器装备与洋人相差悬殊，所以不能与列强开战。于是，他决定对列强采取妥协退让的方针。面对法国公使罗淑亚要求将天津知府张光藻，天津知县刘杰和直隶提督陈国瑞处死的无理要求，曾国藩一再妥协退让。他上奏将张光藻和刘杰交刑部治罪，陈国瑞在京请交总理衙门就近查办，最终判处张光藻和刘杰充军黑龙江。这一判罚一经公布，便引来全国舆论的哗然，纷纷谴责曾国藩。对法国人查办凶手的要求，曾国藩更是执行得不折不扣，先后奏报判死刑二十人，判徒刑二十五人。天津教案的处理除上述以外，还分别赔偿损毁房屋财产及抚恤被害人家属，共银五十万两，另外又派专使崇厚到法国道歉。 曾国藩将天津教案办为屈辱外交的做法，使他几乎成了众矢之的。当时全国舆论大哗，矛头都指向曾国藩，骂他“软弱惧外”，有人直呼他为卖国贼。北京又有湖南人批评曾国藩的公开信，甚至将他所书北京湖广会馆匾额摘下烧毁。在清政府内以军机大臣李鸿藻为首的“清议派”对他的攻击更是不遗余力，至有要求严惩曾国藩以谢国人者。曾国藩也悔恨地宣称：“对外得罪言官，对内有负自己的良心，拿全国的铁也不能铸就我的这一错误。” 就在全国舆论一致谴责曾国藩时，同治九年(1870年)七月二十六日，两江总督马新贻突然被张汶祥刺杀，震惊朝野。由于曾国藩办理教案不力，清政府借此命曾国藩还任两江总督，查办被称为“晚清四大奇案”之一的“刺马案”。由正赴陕西镇压回民起义的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剿捻战争结束后，李鸿章上京入觐，随后便奉旨督办贵州军务，镇压苗民起义，还未启程，清政府又饬令李鸿章挥师援陕，镇压回民起义。因左宗棠正在西北剿回，而李不愿与左争功，故采取拖延战术，迟迟不肯动身。李鸿章到达西安后，便接到“酌带各军克日起程，驰赴近畿一带相机驻扎”的密谕，于是喜不自胜，立即成行，不久便接到调补直隶总督的上谕。 李鸿章从曾国藩手中接任直隶总督后，正值法国在普法战争中遭到惨败，因而法国态度转软，但他却并未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逼迫法国让步，而是基本上秉承曾国藩所拟定的方案正式议结了此案。由此给列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同时也在清政府内树立了善办外交的威望。所以梁启超在他的《李鸿章传》中评论说：“当时正值普法战争，法国人一败涂地，欧美各国也在为这件事奔走，来解决这一西方的大问题，而像天津教案这样的东方小问题，列强们则无心顾及了。但是当时的国人却没有一个了解世界大事的，对普法战争这样惊天动地的改变世界格局的大事都熟视无睹，还以为是李鸿章的个人声望和胸中韬略胜过曾国藩万倍呢！于是李鸿章在国内的声价就倍增了。” 清政府的这次人事变动，表明在清廷的政治天平上，李鸿章压倒了曾国藩，曾李交替的事实已经形成。晚清政局由曾国藩时代进入了李鸿章时代，从此李鸿章执掌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职权达25年之久，地位直线上升，对清廷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几乎掌控了清政府的国防、外交实权，从而能够左右清朝政局。而曾国藩这位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曾一度被清政府和全国士绅民众视为救星的“名将名相”、“同治中兴第一名臣”在天津教案后不到两年，便郁郁而终于两江总督任上了。 （摘自《历史不容错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