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宝田：冒死查实旅顺大屠杀人数
【报纸名称】沈阳晚报
【出版日期】2012.09.18
【版次】第40版(文溯阁)
【入库时间】20121205
【全文】
孙宝田
旅顺大屠杀的惨景（资料图片）
万忠墓下，埋着大屠杀罹难者的骨灰。
文/余音
旅顺大屠杀、南京大屠杀，是日本侵华的两大暴行，早已被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上。但日本政府却迟迟不低头认罪？
某些日本学者声言，这是因为中国学者研究得不深不透，南京大屠杀等事件罹难人数不确切，追罪证据不足。我觉得，这完全是他们的矢抵赖。因为，像旅顺大屠杀，中国学者、“大连方志撰述第一人”孙宝田研究深入，数字精准，在铁证面前，日本政府不是也没有向战争受害者谢罪吗？
他如何走上方志研究之路
孙宝田是大连金州人，生于1903年，字玉良，号辽海鳌翁。1910年，师从辽南名儒郑有仁，一读就是10年，期间，曾与著名将领万毅（大连金州人。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同窗一年。1922年，他又拜舅舅毕序昭（秀才，任洮南府开通县巡检，荐保知县）为师，学习金石学和古字画鉴定。
1929年春天，他与同乡才子毕维藩一起，被著名学者罗振玉收为弟子。毕维藩毕业于天津南开中学，与周恩来同班。每个星期，两个人都从金州乘上火车，前往旅顺，登门求教。罗振玉自1928年定居旅顺，他的大云书库藏书丰富，平时不对外人开放，两个弟子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可以自由出入。对于两个弟子，罗振玉不收取分文学费。弟子心存感激，经常捎去一些家里种的时令瓜果、蔬菜，聊表心意。1930年，孙宝田又拜光绪甲辰进士、学部专门司司长王季烈为师，研修国学。
1935年，为了发掘、整理旅大地区的历史文化宝库，培养方志研究人才，大企业家、金州会（相当于当地政府）会长曹世科出资，并效仿晋朝的竹林七贤，与孙宝田、毕维藩等七人结成益友社，创办《益友》月刊，为日后编纂《金州志》收集、积累素材。从此，孙宝田走上了大连方志研究之路。
在旅顺拜师过程中，孙宝田逐渐熟悉了旅顺的一草一木、风土人情，并对日军公布的旅顺大屠杀人数产生了质疑。
亲赴旅顺实地考察
1894年11月21日，北洋海军战败，旅顺军民抵抗未果，风雨之夜，城池被日军攻陷。为了报复，两眼血红的日本官兵像恶魔一样，端着刺刀、挥舞军刀，挨家挨户搜查，见人就杀，老幼皆不放过，从21日深夜到24日晚，连杀四天，把旅顺变成了人间地狱。
当时，英国海员艾伦滞留旅顺，目睹了大屠杀全过程。1898年，他在伦敦出版《在龙旗下——甲午战争亲历记》一书，写道：“在我周围都是狂奔的难民。我第一次亲眼看见日本兵追逐逃难的百姓，用枪杆和刺刀对付所有的人，对跌倒的人更是凶狠地乱刺……日军很快地便布满了各街，击毙所有遇见的人。在街道上行走，脚下到处踩着死尸，而且遇见成群的杀人凶手的危险的可能性每时每刻都在增加。我一再地目击日本兵的残杀行径，并屡次看见他们用排枪向胡同里扫射。天已经黑了……屠杀还在继续进行着，丝毫没有停息的迹象。枪声、呼喊声、尖厉的叫声和呻吟的声音，到处回荡。”
旅顺大屠杀事件曝光后，日本侵略者的兽行受到全世界的谴责。迫不得已，日军对外公布了旅顺大屠杀“真相”：死亡10800人，幸存36人。日本外交大臣陆奥宗光不得不承认：“在这次屠杀中，能够幸免于难的中国人，全市中只剩36人。这36人，完全是为驱使他们掩埋同胞的尸体而被留下的。他们帽子上粘有‘勿杀此人’的标记，才得免死。”
36人扛尸队队长鲍绍武后来证实：“日本兵侵入市内，到处都是哭叫和惊呼声。日本兵冲进屋内见人就杀。当时我躲在天棚里，听到屋里一片惨叫声，全家被杀了好几。我们来参加收集尸体时，看到有的人坐在椅子上就被捅死了。更惨的是，有一家炕上，母亲身边围着四五个孩子，小的还在怀里吃奶就被捅死了。”
1935年5月，孙宝田开始着手实地调查大屠杀罹难人数。当时，旅大地区仍是日本的殖民地，孙宝田前往旅顺，谨言慎行，辗转找到了知情人鲍绍武，记录下当时的惨状：“日军入旅顺，沿户搜杀，妇婴不免，历三昼夜始止。尸体随处掩埋。翌春乙未二月，日军令其组织扛尸队，将所瘗尸体抬至阳花沟焚之。”骨灰装满三柳木棺材，葬在白玉山东麓。经过调查，得知：“当时除有家人领尸安葬者千余外，被焚尸体实为一万八千三百余。”也就是说，旅顺大屠杀的死难人数在2万人左右，整整是日军公布数字的二倍。“余根据鲍君所言，曾将日军屠杀旅顺事实详记始末，载在文献中，以告国人。”真相大白后，孙宝田特意作诗一首：“无端倭奴侵边疆，屠杀吾民惨且狂。疾首痛心四十载，万忠古墓荐馨香。”
改名风波中
坚守民族气节
同样的壮举，还发生在后来的改名风波中。1944年，为了强化殖民统治，使旅大百姓忘记自己的中国人身份，日本人酝酿了“改名”阴谋，就是想把旅大百姓的姓名全部改换成日本模式。并决定，在金州做试点。金州民政署署长河也占男专门叫来曹世科，进行部署。随后，曹世科召集各界代表开会，商讨对策。20位代表中，绝大多数人认为，更换姓名对不起祖宗，不能执行。于是，曹世科、孙宝田（教育界代表）等15人联名上书，表示反对，其余的人因为怕事拒绝签名。接到上书，河也占男十分不快，但考虑到民意难违，日军的战局又处于低迷状态，也不敢一意孤行。“改名”阴谋不了了之。
“甲辰日俄之战，旅大入日军手。继俄人之租借权而扩充之，名曰租借，实同己有，经营四十二年，以遂其殖民之野心，行其大陆政策。从此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矣。惜屡经兵灾，档案无存，欲征信史，仅凭残篇零简与诸父老耳所传闻者而已。”有憾于此，从从上世纪40代初期开始，孙宝田悉心收集整理《旅大文献征存》，希望为后代留下一部可信的历史文献。
1945年8月22日，大连光复。当时，孙宝田正值盛年，非常希望为国家的文化教育事业贡献聪明才智。可是，由于在日伪时期，他担任过金州女子高等公学讲师、教导主任和“关东州”中学历史教科书编辑等职，所以，历史包袱压在他的肩上，让他不堪重负。1961年，他到大连海运学校讲授了一年多的古典文学，挣一点讲课费贴补家用；1963年5月，他又到大连文物店鉴定了一年多的文物。孙宝田并没有自暴自弃，他节衣缩食，广泛收集、发掘史料，进行地方志研究。1961年，经过悉心收集、考证、整理，孙宝田完成了《旅大文献征存》（八卷）；1970年，他又增补一卷。2008年1月，25万字、九卷本的《旅大文献征存》由大连出版社出版，为后人研究当地的人文历史留下了珍贵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