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世昌:粤闽锻才 挽歌北洋
【报纸名称】大众日报
【出版日期】2013.05.11
【版次】第06版(往事·发现)
【入库时间】20130610
【全文】
邓世昌和他管带的“致远”舰
福州船政学堂轮机车间、绘事院旧址
旧时威海港
甲午风云·那些人
本报记者卢昱陈巨慧
1894年9月17日,邓世昌在大东沟海战中壮烈殉国。
光绪帝为表抚恤,赐邓家白银十万两,并赐邓母一块用三斤黄金制作的“教子有方”匾额。钦差从珠江边的金花庙码头登岸,邓氏家族和当地居民用红地毯从码头铺到邓氏宗祠来迎接。
当时邓母拿出六万两白银“改善生活”,用剩余四万两在邓家祠堂旧址修建“邓氏宗祠”以作纪念。
萍婆树下少年郎
清明刚过,春意已浓,雨季的广州却天潮潮地湿湿。
穿过榕树低垂的街道,走出墨绿遮掩下的巷子,得亏朱红漆书写的“自行车修理店”旁有一块“邓世昌纪念馆”的指示牌,我们才意识到要转弯,迎面而来的是青砖门楼,门楣刻有隶书“燕翼”二字,进门右转,“邓氏宗祠”四个大字映入眼帘。一座岭南清式建筑,碧墙灰瓦,清幽肃穆,掩映在寻常巷陌的榕荫中。
如今,祠堂已改为邓世昌纪念馆。馆长郭勇说,祠堂始建于1834年,“邓世昌的父亲邓焕庄是茶叶商人,往来于广州、上海等地做生意。茶叶生意当时利润丰厚,邓家生活可谓殷实。这座祠堂最初就是由邓焕庄出资建造的。1849年农历八月十八,邓世昌出生在祠堂西北角的祖屋里。”
寻访祠堂后的旧居,雨滴敲在鳞鳞千瓣的青瓦上,聚成一股股细流沿瓦槽与屋檐潺潺泻下,铺展开来,润湿着石板铺就的街道,青苔油然。邓世昌在这片叫做龙涎里的街巷里,度过了人生头十年的光景。如今,在邓氏宗祠东面的花园里,有一口“世昌井”,当年邓世昌曾喝过井里的水,每天清晨在井边与众兄弟翩翩习武。世昌井往北走10步远,尚有一棵邓世昌手植的萍婆树。
邓世昌的侄孙邓权民已是95岁高龄,听说记者从山东赶来采访,显得有几分激动。他用夹杂着粤语的广东普通话说,这棵萍婆树是邓世昌小时候种下的,“1991年10月,一场台风将这棵古树吹断,那时已有140圈年轮。”这棵有灵性的萍婆树在干枯了一段时间后,树干上又发出新枝,现已亭亭如盖,比碗口还粗。
萍婆树历经百年沧桑,守望着邓氏宗祠的兴衰。据邓权民介绍,抗战时,邓氏家族外出逃难,宗祠日益破落。当年他的堂弟邓燊民回广州从事地下抗日活动时发现广州的宗族祠堂十有八九沦为日军驻扎地,但奇怪的是,邓氏宗祠从来没有日本兵侵扰,反而常有日兵偷偷到宗祠祭拜邓世昌。
有一次,有一名日本军官来到邓氏宗祠,毕恭毕敬地向邓世昌的牌位鞠躬,神情严肃。懂得日文的邓燊民问他:邓世昌当年是你们的敌人,为什么还来拜他?那个日本军官竖起大拇指说道:“邓世昌当年在海战中自沉殉国,很英勇。在来中国之前,军部对我们做指示,不能驻扎在邓氏宗祠,不能骚扰他的后人。”
千里赴闽投学堂
近代的广州城,背负着历史的光荣与沉重。出生于斯的邓世昌从懂事起就在父亲膝下聆听林则徐虎门销烟的壮举,随父亲到离家不远的三元里,听父亲讲述当年“千众万众同时来”的义愤。那一幕幕声若雷霆、令敌丧胆的场面,令他深受触动,在幼小的心灵中埋下救国救民的种子。
据邓权民介绍,邓世昌在10岁时随父移居上海。开明务实的邓焕庄意识到,无论儿子将来以何谋生,都必须学习洋文。于是,他把邓世昌送进一个教会学校,学习当时在国人眼中还是“蛮夷之语”的英语,并专门为他雇请了一名洋教师教算术、几何,这使得邓世昌很早就接触到西方文化。
年幼的邓世昌看到黄浦江上外国军舰畅通无阻地游弋,曾慨然叹道:“中外通商日盛,外舰来华日多,中国的弱点都被外人探知,假使中国不用西法建立海军,一旦强邻挑衅,就无法对付了。”一次,他见外国军舰撞翻一艘中国渔民驾驶的小舟,军舰上的外国佬反而将水中挣扎的中国渔民取笑一番后扬长而去,心中极为愤怒,萌发了报效海军的志向。
1867年初,福州依然是绿荫满城,在城南的一座千年古刹白塔寺里,伴随着暮鼓晨钟,飘出了一群束发少年“ABCD”的朗朗读书声,恰与两旁香堂里僧人们念诵的经文相答。消息灵通的人士说,左宗棠大人的“求是堂艺局”开学了。
“船政根本在于学堂。”据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工作人员孟晓越介绍,福建船政大臣左宗棠创办福建船政局之后,既办厂,又办学；既造船、整理水师,又抓紧育人。他提出“开设学堂,延致熟习中外语言文字洋师,教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算法、画法,名曰求是堂艺局”。校址有一处就暂设在白塔寺。
1867年,左宗棠奉命为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他力荐由沈葆桢接替他的空缺。同年夏天,船政学堂在马尾新盖的校舍落成,“求是堂艺局”更名为“福州船政学堂”,开办前学堂制造班和后学堂驾驶管轮班。这所学堂是中国第一所近代海军学校,它的建立为邓世昌的海军梦插上了飞翔的翅膀。
据福建省马尾船政文化研究会会长沈岩介绍,学堂最初的生源主要为福建本地资质聪颖、粗通文字的13到16岁的子弟,还必须填写三代名讳、职业、保举人功名经历以作担保。第一批报名者大多是清贫子弟,他们不仅冲着学堂包吃穿住而来,还指望着每月发放的4两纹银贴补家用,这些孩子中就有30年后翻译《天演论》的严复。
严复的叔叔严厚甫是举人,母亲领着严复请他担保,举人对这种新学堂岂有好感,当即回绝。母子俩痛哭跪求,方才勉强同意。沈葆桢亲自命题——以“大孝终身慕父母论”作文一篇,适逢父丧、家道中落的严复写得声情并茂,而46岁的沈葆桢恰好也蒙丧母之痛,感同身受,将严复点为第一名录取。
那时科举未废,时人多像严厚甫一样,对新学堂难生好感,以致生源不足。沈葆桢考虑到学生要有外语基础,所以将招生范围扩展到广东、香港一带,并将年龄要求放宽到20岁。邓世昌得知此消息后立即禀告父亲,要求报考。父亲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邓世昌参加考试,成绩优秀,顺利考取后学堂驾驶专业,成为广东籍10名学生中的一员。入学时,邓世昌已18岁,比一般同学大三四岁。
从广州到福州,有1000余里。跋山涉水,初到马尾的邓世昌在去后学堂的路上会路过船政局衙门,抬头可见沈葆桢亲自拟写的头门楹联:“且漫道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即此是格致关头认真下手处；何以能精益求精,密益求密,定须从鬼神屋漏仔细扪心来。”仪门楹联:“以一篑为始基,从古天下无难事；致九译之新法,于今中国有圣人。”而大堂楹联为:“见小利则不成,去苟且自便之私,乃臻神妙；取诸人以为善,体宵旰勤求之意,敢惮艰难。”
沈岩解读楹联,指出沈葆桢办船政的心迹以及对学生的殷殷期待:要勇敢地摒弃传统陋习,认真追求科学真理；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关键时刻,要脚踏实地,打好基础,求实求精,刻苦探索；要除去私利,顾全大局,勤奋工作,自强不息；只要我们共同努力,中国的科技人才一定要涌现,中国的将来也一定有希望。“这几幅楹联天天挂在那里,静对着邓世昌等一批年轻的海军学员,耳濡目染,潜移默化。”
练童远航探碧海
寻觅当年福建船政局的今世布局,记者发现后学堂的遗迹全无。当年马尾造船厂占地600亩,而今只留下轮机车间、绘事院等建筑。未到谷雨,记者漫步在现代化的马尾造船厂里,沈葆桢当年亲手种下的榕树,繁衍成片,叶叶流年。霏霏细雨中,远处工人敲击铁板的铮铮声与焊花齐飞扬,码头上巨轮成列。这热闹繁荣的厂区覆盖着沉寂百年的故事,邓世昌就是在这里度过了5年时光。
据沈岩介绍,当时福建船政学堂的考核制度严格,军事训练强度大,淘汰率高。在这漫长的“马拉松”式学习中,邓世昌自始至终,奋发学习,自强不息,各门功课考核皆列优等。“凡风涛、纱线、天文、地理、测量、电算、行阵诸法,暨中外交涉例文,靡不研究精通”。
而像邓世昌一样努力的,还有刘步蟾、方伯谦、林泰曾、严复、邱宝仁、林永升、叶祖珪等一批同学,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日后成了北洋水师的骨干。在这里,邓世昌与他们的人生轨迹相交汇,他们的命运也从此和碧波巨浪联系在一起,同清末飘摇的海军共沉浮。
“堂课教育,仅是海军教育的第一步。要成为合格的海军军官,须经练习舰的实习。”沈岩说。1872年,邓世昌同其他同学一起登上“建威”练船,开始了他们渴望已久的海上远航。中国海军的第一批学员,从沈公榕下列队出发,告别马尾港上的罗星塔,穿越鸥鸟翻飞的台湾海峡,穿行在沙线交错的南中国海,有时数日不见远山,有时岛屿萦回,纱线交错。
“出发时由教员躬督驾驶,各学员逐段眷注航海日记,测量太阳和星座的位置,练习操纵各种仪器。返航时学员们轮流驾驶,教师将航海日记仔细勘对。”沈岩介绍道,作为船政总监督的法国人日意格曾惊叹:“这些年轻人中的几位,他们靠着观察、各种计时器及各种计算法,能够把一只轮船驶到地球的任何角落。”这次历时四个月的海上航行,被后来的史学家称为“练童远航”。
而今登上罗星塔,海风习习,眺望东北闽江出海处,浮屿点点,沙鸥翔集。东南方两山夹峙,三江汇合,云绛烟绕,山隐水迢。向西,凭栏俯瞰马尾造船厂的码头,依稀可见厂房与码头分离的布局。只是码头尚在,那艘名为“琛航”的运输船却早已不见踪影。
1874年2月,在这个码头上,沈葆桢任命邓世昌为刚扬帆下水的“琛航”运输船大副。这份信任是邓世昌凭借在“建威”练船赴南洋实习中的表现得来的,他实际驾驶、管理舰船的素质和技能深得外教好评,加之年龄在同学中偏大,比较稳重和老练。正因如此,沈葆桢称赞他是船政学堂中“最伶俐的青年”之一。
3年后,邓世昌代理“扬武”巡洋舰大副。同年,福州船政局首次派学生去英、法留学。若按邓世昌的全面素质和表现,完全可以进入出洋留学之列,只因带船人才紧缺,才让他继续留在风涛海浪中锤炼。最后,严复、刘步蟾、林泰曾、方伯谦、叶祖珪、林永升、萨镇冰等人扬帆英伦。其中,严复被派往朴次茅斯海军学院学习。
也许是机缘巧合,邓世昌虽未留洋,但十年后,他还是来到了严复曾经读书的城市,不过这次是李鸿章派他同叶祖珪、邱宝仁、林永升等一起赴英接舰。在这里,他迎接了与自己命运紧紧相连的“致远”号,并与其他同僚结队驾舰驶向大海,乘风破浪,抵达威海。
而世界著名小说家、堪称侦探悬疑小说鼻祖的柯南·道尔,自1882年起在朴次茅斯居住了十年。2011年底,被柯南·道尔视为“严肃创作”的历史小说《约翰·史密斯的告白》,在经历近130年的遗失后重现人间,其中一段有关中国的预言不可避免地成为宣传其中文版的噱头:“有四个国家在未来将成为超级大国,在我看来,最有把握居于第一的是中国。拥有吃苦耐劳的居民,坚韧、节俭、聪敏,有恢弘的历史记忆做支撑,它必将重返万国之首。”
藏甲北洋叹忧患
柯南·道尔隔大清朝两万余里,这“严肃创作”的预言在当时成了没有根基的念想。而邓世昌去朴次茅斯接舰则是北洋藏甲的坚实一步。
其实已被大家公认为是“精于训练”的海军专家邓世昌,早在1881年8月就曾随丁汝昌、林泰曾前往英国纽卡斯尔港,接收“超勇”、“扬威”两艘巡洋舰。接舰后,年轻的北洋水师迎来了第一次跨越大洋的航行。
邓世昌、林泰曾艰难地带领编队一边返程,一边总结经验教训,熟悉军舰驾驶,并且还不断进行编队队形操演,由大西洋,经地中海,过苏伊士运河,越印度洋。三个月后,终于抵达天津大沽口。李鸿章亲自迎接,并乘舰航行至旅顺。
在接“致远”回国时,同样的路线,同样的训练思路,邓世昌积极组织将士认真进行海上训练。在他的带领下,全舰官兵终日变阵数次。操练的内容和科目,完全是实战可能发生的,“时或操火险,时或操水险,时或作备攻状,时或作攻敌计,皆悬旗传令。”
而邓世昌却因劳累过度,发了寒热。他对自己要求甚是严格,作为管带,不论在何种情况下,都要对全舰的安全负全责。他拖着虚弱的身体,一步步艰难地走上驾驶台,“扶病监视行船”。在邓世昌以身作则的激励下,“致远”舰将士“莫不踊跃奋发,无错杂张皇状”。
时光的指针拨到1888年,邓世昌接“致远”到威海卫后,刘公岛上北洋水师提督府前的青龙逐日海军旗已开始飘扬。那时,北洋水师已成为一只拥有25艘舰船,旅顺、威海、大沽口三处主要基地,军队训练水平不亚于西方的远东海上劲旅。
游轮汽笛鸣起,螺旋桨犁开万顷碧波,向薄雾中若隐若现的刘公岛驶去,空气中猛然加料的“海味”令人精神提振。一百多年前,北洋水师的战舰也在这片海域中纵横驰骋,骄傲地践行使命。
北洋水师,是李鸿章苦心经营的成果,但之后几年,清政府认为海军建设一劳永逸,不懂得海军是一个需要连续投入、不断更新的军种,反而紧缩开支,甚至在主管财政的户部尚书翁同龢的主张下,严令禁止再添购新舰、炮、军火等。
及至甲午海战前夕,一等铁甲舰“定远”、“镇远”和巡洋舰“济远”服役期已近10年,巡洋舰“致远”、“经远”、“来远”、“靖远”的舰龄接近7年。而北洋水师日常出巡任务极为繁重。
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研究员戚俊杰告诉记者,每夏秋之间,北洋海军除驻防操演外,还要巡弋辽东、高丽一带,或率二三舰,往日本各口岸；冬春季节则巡察南洋群岛,既为宣誓主权,也为降低取暖经费。长时间高强度地使用,对军舰的锅炉动力系统产生了极大的损耗,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军舰的航速变慢。而李鸿章同水师提督丁汝昌多次申请大修、更换锅炉的申请,迟迟没有下文。
而据山东史学会甲午战争专业委员会委员、北洋水师网站站长陈悦介绍,更让人忧心的还有当时北洋水师的舰船技术。进入19世纪90年代,舰船设计推陈出新,往往一些建造时还被认为技术领先的军舰,等下水服役时就已被淘汰。“非常不幸,北洋水师的军舰几乎都是这一时期的产物。它们在设计建造时,几乎每一艘都是同时段世界上最先进的军舰,然而只过了短短几年时间,就已被宣布落伍。”北洋水师右翼总兵刘步蟾也曾上书李鸿章要求添购新式装备。就在1894年初,李鸿章上奏清廷要求为北洋水师更新装备,仅仅只得到光绪皇帝“该衙门知道”五个红字的批注。
治事精勤难随众
除了藏甲之外,北洋水师还吸纳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邓世昌就是李鸿章派人从福建水师“挖来的”。
1880年,除了重用留洋归来的刘步蟾等人之外,为兴办北洋水师,李鸿章派心腹马建忠前往福建考察、招收水师人才。听到各方面对邓世昌的赞誉后,马建忠亲自到邓世昌所带的“飞霆”炮船察看,只见兵船管理井然有序,士卒训练有素,纪律严明。
马建忠向李鸿章推荐,说邓世昌“熟悉管驾事宜,为水师中不易得之才”。李鸿章也是识才之辈,同年夏天,将邓世昌调至北洋水师,任“镇南”蚊炮船管带。同时赴任的还有邓世昌的同班同学林泰曾等。次年夏天,在福建船政后学堂担任练习舰教习的方伯谦也调入北洋,任“镇北”炮船管带。
邓世昌刚到北洋水师一个月,北洋水师总教习葛雷森率镇东、镇西、镇南、镇北四炮舰巡游黄海,至海洋岛时,镇南触礁。由于邓世昌沉着指挥,“旋即出险”,但清政府偏信洋员的报告,竟将邓世昌撤职。不过,在此后的十余年中,邓世昌“治事精勤,若其素癖”,再未发生事故,他在履行职务时,决不依赖洋员,而是独立工作,甚至亲自操作。
1882年,日本趁朝鲜政局动乱之机,企图出兵干涉。丁汝昌奉命率舰东渡援朝,邓世昌“鼓轮疾驶,迅速异常,迳赴仁川口,较日本兵船先到一日”,“日兵后至,争门不得入而罢”,挫败了日本的侵略计划。
邓世昌虽然没有到外国留过学,但其“西学甚深”,为一般同僚所不及。时人称赞他“使船如使马,鸣炮如鸣镝,无不洞合机宜”。他的“致远”舰,是北洋水师中最干净整洁、保养最好、训练最精锐的军舰。
邓世昌忠勇刚烈的性格,以及“不饮赌,不观剧,非时未尝登岸”的作风,和很多其他军官格格不入。与方伯谦之类在沿海各港口购地盖房,娶妻纳妾的军官们不同,邓世昌到北洋之后,始终不带家眷,坚持在军舰上居住,一心治军,只有一条爱犬相伴左右。这使得邓世昌在北洋水师中遭到闽系军官群体排挤,成为军中一名孤独的外来者。
其时,有北洋水师士兵给将领起绰号,比如称方伯谦为“黄鼠狼”,惟妙惟肖。而邓世昌则有“邓半吊子”之外号。论起渊源,还要追溯到已故甲午战争研究中心主任戚其章先生,在上世纪50年代曾采访“来远”舰水兵陈学海时的情形。据陈学海回忆,当时邓世昌还有“邓二杆子”这个外号。
戚俊杰向记者解释,民间起这种外号,一般有形容此人做事不管不顾,轻率鲁莽的意思。而水兵用这个词形容邓世昌,倒也未必是贬义。
陈学海的原话是:“致远船主邓半吊子真是好样的!他见定远上的提督旗被打落,全军失去指挥,队形乱了,就自动挂起统领的督旗。又看日本船里数吉野最厉害,想和它同归于尽就开足马力往前猛撞,不幸中了雷。这时,满海都是人。邓船主是自己投海的。”可见,陈学海对邓世昌是充满敬意的。
这位孤独的将领在他27年的海军服役生涯中,仅回乡探亲三次,最长的一次也只不过在家住了7天。中法战争时期,邓世昌的父亲去世,面对严峻的海防形势,邓世昌却强压悲痛,背负“不孝”之名留在军中,没有归乡,只是默默地在军舰住舱里一遍遍手书“不孝”二字。等他再次回家已是5年之后。邓权民回忆起奶奶邓温氏当年描述邓世昌回家的情形:“一进家门,就跪倒在地,大哭不止,悲恸过度,以致昏了过去。”
而邓世昌最后一次回乡,是在1892年,打那之后,他再也没有回去。
雨落邓氏宗祠,雨敲罗星古塔,绵绵潇潇,汇集入海。作为北洋水师的一员,邓世昌恰似雨滴,在一场瓢泼中落下,如玉珠般迸然而碎。百年之后,雨滴尚在黄海中冷冷奏着挽歌。时光仿佛回到了1894年9月17日,农历八月十八,那一天,邓世昌整4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