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用关系网赴津上书李鸿章力言改良 佛照楼里孙中山幻想破灭
【报纸名称】中山日报
【出版日期】2011.09.05
【版次】第A4版(新闻-京津唐)
【入库时间】20111020
【全文】
(右图)天津的海河，当年孙中山就是经由这条海河来到天津的。从渤海湾大沽口进入海河，逆流蜿蜒而上60多公里，在天津市大同道北端会遇见一个很小的渡口，即是117年前的紫竹林码头原址。从这里登岸，向西北穿越这座建埠600多年的城市，走过的第4条街道就是哈尔滨道。附近的解放北路素来有东方“华尔街”之称，根据天津市总体规划，一个占地113 公顷的“天津金融城”即将在这一片区拔地而起。因此，当我们姗姗来迟时，哈尔滨道48号——经历过130多年风风雨雨的佛照楼，已于5个月前被拆毁，此地空余下一个或将被淡忘的地名。
但时至今日，沿着孙中山当年初踏津门的活动路径，在建筑工地的喧嚣声中，琢磨先生28岁那年北上之行的心路历程，对天津文史研究者罗澍伟、金彭育、葛培林等人来说，仍是一个常习常新、尚未完全破解的谜题……
■抱定医国心泛舟数千里
自南海而来，经东海、黄海、渤海，太平洋的水载着一叶客船越陌度阡，进入了天津内河。1894年6月，一位年轻的医生在同村好友的陪同下，就这样从广州经上海，辗转抵达了紫竹林码头。两人上岸后一路边看边走，进入繁华热闹的法租界，选择了一间叫做“佛照楼”的客栈下榻。
天津，当时直隶总督署除保定之外的第二个驻地，在洋务派领袖李鸿章苦心经营十多年后，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新派人物，开平矿务局、天津机器局、津沪电报总局、天津武备学堂、北洋水师学堂等一系列洋务事业竞相兴办。“可以说，天津是当时中国北方最有活力和最开放的城市。”民革中央孙中山研究学会理事、天津市文史研究馆研究员葛培林告诉我们，彼时很多来自广东香山县的仁人志士，如唐廷枢、唐绍仪、郑观应、徐润、郑藻如、郑翼之等等，也都曾经或正在这座城市为中国的近代化事业而奋斗着。
这两名乘船而来的广东青年，正是香山县翠亨村人氏孙逸仙、陆皓东，此行是要向当时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上书进谏。
“国家日益维艰，孙中山在‘医国’与‘医人’之间已经做出了选择，但他当时还只是广州一个年轻的医生，即使因平素言辞激烈、试图改变社会不合理现实在师友中小有名气，可对于以何种方式改变不合理现象还不是特别在意，对社会改良思想也就很是向往”，葛培林说，通过影响清政府权贵或者晋身仕途施行社会改良，成为孙逸仙开始革命生涯前的最后一试。
直到今天，由于有上书郑藻如、李鸿章二事，史学界对如何评价孙中山早期思想，仍存在不同的见解。有人认为1895年前的孙中山是个改良主义者，有人主张当时革命是其主要思想。而著名历史学家金冲及认为，当时孙中山正处在两种思想相互博弈的矛盾心态中：一面竭力鼓吹革命，一面还想尝试通过清政府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也许，这正是孙逸仙两次向清政府官员上书的心理背景。
■动用关系网上书李傅相
“上书李鸿章，并不是孙中山一时冲动，而是经过长期酝酿的结果。”
中国史学会理事、天津市历史学会副理事长罗澍伟认为，1888年康有为以一介书生第一次上书光绪皇帝，请求改良政治以挽救世变，却受到保守官僚的阻挠而未能送到光绪皇帝手中。此事一方面给了孙中山推动清政府权贵施行改良运动的 “灵感”，一方面又深知直接上书最高权力者是不可行的。
“在清朝末年的政治生态中，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李鸿章既是位高权重者，又是相对开明的洋务派首领，他了解西方、办理洋务、致力于中国富强，使不少人将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孙中山的老师康德黎甚至将李鸿章形容为‘中国的俾斯麦’。”罗澍伟说，当时情况下，不管是谁想游说高层自上而下施行改良，最好的对象无疑都是李鸿章。
更何况，在孙逸仙看来，自己确与李鸿章有颇多渊源：孙曾就读的香港西医书院，赞助人是李鸿章。当年毕业时，香港总督罗便臣托人找到李鸿章，期望能将孙逸仙安排进天津西医学院工作，而李鸿章当时也答复称“可来京候缺”，并要授予孙逸仙“钦命五品军牌”。北上天津两年前，孙逸仙曾以香港西医书院学生的身份，向病休的濠头镇老乡——李鸿章旧部、外交家郑藻如上书，并受到热情接待。
有了这些层关系，孙逸仙对李鸿章抱有很大的希望，对于这次上书之举，也可谓精心策划，全力以赴。大致在1893年冬天，正在广州行医和经营药局的孙逸仙便将管理、医务均委托给他人。一天，留在香港的好友陈少白，忽然接到广州药局来信，说孙突告失踪，药局陷入困境。等了十余日，待孙逸仙归来时，手上便多了一卷他跑到翠亨村家里草就的“万言书”。这是孙逸仙第一次以“孙文”之名具文。
“为了不至于像康有为那样上书被拦截，他动用了全部关系网。找到了在行医时认识的前澳门海防同知魏恒，让魏恒给盛宙怀写了一封推荐信。盛宙怀是魏恒的朋友，也是盛宣怀的堂弟。而盛宣怀是除唐廷枢外，李鸿章兴办洋务事业的又一得力助手，当时身兼津海关道、轮船招商局督办、中国电报局总办、总理后路转运四个要职。”葛培林说，为了更保险起见，孙中山拉上了对上海比较熟悉的陆皓东，于1894年3月坐船离开广州，先去了上海，持魏恒书函如愿见到了盛宙怀。又找到《盛世危言》作者、长期在盛宣怀手下办洋务的老乡郑观应，郑又向盛宣怀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介绍信：“敝邑有孙逸仙者，少年英俊，晨曩在香港考取英国医士，留心西学……其志不可谓不高，其说亦颇切近，而非若狂士之大言欺世者比。兹欲北游津门，上书傅相，一白其胸中之素蕴。弟特敢以尺函为其介”。
在郑观应家里，孙逸仙又得到了中国近代史上另一位著名人物——时任上海格致书院院长王韬的帮助。王韬湛深经术、宗法汉学，不仅亲自帮助修改了孙逸仙的那篇《上李傅相书》，还向孙推荐了自己的朋友曾长期担任李鸿章的“机要秘书”罗丰禄。
此时，孙逸仙手持盛宙怀、郑观应、王韬三位的介绍信，“快乐极了，就到天津去见老夫子”。
■上书遭拒遂成革命者
6月下旬，孙中山、陆皓东从紫竹林码头上岸天津，寄住在法租界佛照楼客栈。
孙逸仙安排好住宿后，便拜访了罗丰禄、盛宣怀，表达想上书之意，其中幕僚罗丰禄、徐秋畦二人向李鸿章作了汇报，并将“上书”一同呈上。台湾著名历史学家吴相湘透露，盛宣怀接阅郑观应信后，也曾致函李鸿章，介绍孙逸仙往见。
国民党政府1912年1月编辑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