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欢自酬（２） 翁同龢与李鸿章的分歧
【作者】 曹可凡
【报纸名称】深圳晚报
【出版日期】2011.09.20
【版次】第B08版 (今日连载)
【入库时间】20111110
【全文】
【曹可凡 著】
其实，翁、李两人的分歧更主要缘自于他们不同的个性。李鸿章为人精明圆滑、首鼠两端，但他有着鲜明的现代意识和国际视野。而翁同龢毕竟一介书生，是孝悌君子，个性又温厚懦弱。况且，他对军事也一窍不通，拿不出行之有效的治国方略，尤其对日本明治维新后军事实力概莫能知，过于听信张謇“日本蕞尔小国，何以抗天兵？非大创之，不足以示威而免患”的空泛论调。
翁同龢首次与李鸿章公开叫板是为建造铁路一事。李鸿章出于战略考虑，提议修筑“津通铁路”，但执掌户部的翁同龢深知国库空虚，彼时适逢郑州黄河决堤，光绪大婚在即，颐和园工程又迫在眉睫，实在无力再承受这样一笔庞大支出。以后，在一系列国家大政方针中，翁、李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譬如在日本侵吞琉球一事中，李鸿章轻描淡写地表示，“琉球仅为弹丸之地，且又孤悬海外，无足轻重”。但翁同龢则觉得兹事体大，他清醒地意识到，琉球既失，则朝鲜危在旦夕；而琉球与台湾隔海相望，“台、澎之间将求一夕之安而不可得。”在中法越南问题上，李鸿章也主张委曲求全，息事宁人，对翁同龢以强硬立场与法交涉的主张熟视无睹。当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灭后，李鸿章前往日本马关春帆楼议和，翁同龢一再叮嘱，只可赔款，千万不能割地。然而，被光绪帝拔去三眼花翎，褫夺黄马褂，革职留任的李鸿章仍一意孤行，签下了为万人唾弃的《马关条约》。条约规定，中国不仅要向日本支付巨额赔款，还要将辽东半岛、台湾岛、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消息传来，光绪与翁同龢君臣二人抱头痛哭。而此时的慈禧惮于压力，故意托病，令军机大臣直接请示光绪批准，企图嫁祸于人。翁同龢自然心知肚明，他拼死保护德宗，免得自己学生恶名留史。无奈有心无力，《马关条约》终于成为中国人永远的痛。翁同龢仰天哀叹“上无以对天造之恩，下无以慰薄海之望。对于有人将甲午战败归咎于他”，“以军费掣时北洋，以致对日作战失败”，翁同龢悲愤不已。紧接着，李鸿章与张荫恒被俄国银五十万两收买。俄、德又合谋分别强占旅顺、大连以及龢洲湾，翁同龢更是欲哭无泪。
光绪二十四年，也就是一八九八年，中国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百日维新，一是戊戌政变。当时，全国上下弥漫着摆脱屈辱、争取民族之尊并力图变革的气氛。康有为审时度势，联合在京的数百名举人上书光绪皇帝，提出“拒和”、“变法”、“迁都”、“再战”等主张，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这次行动震惊中外，也与翁同龢人生的荣辱浮沉休戚相关。关于翁同龢与康有为的关系，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多数人印象中是翁同龢在皇帝面前保荐康有为的，从而惹恼了慈禧。但也有不同的看法。黎东方先生在《细说清朝》一书说道，保荐康有为的不是翁同龢，而是侍读学士徐致靖与御史杨深秀；在学术思想上，翁也不赞成康的《孔子改制考》与《新学伪经考》，但翁同龢对康有为本人还是颇有好感的。但高阳先生的观点则略有不同。他认为翁同龢一直对康有为抱有戒心，且印象不佳，称康“居心不良”。翁在日记中也确有“南海布衣康祖治上书于我意欲一见，拒之。”和“盛伯羲以康祖治封事一件来，欲成均代递，然语太讦直，无益，只生衅耳，决计覆谢之”的记载。真正举荐康有为的则是张荫恒；康有为擅于自我吹嘘，造谣撞骗。他之所以要以翁同龢为标榜，只是为了谋虎皮、扯大旗。从客观上讲，“公车上书”事件之后，翁同龢以大局为重，决定接纳康、梁这股新兴政治力量，并亲自与康有为见面。光绪帝在听了翁同龢密报他与康有为的接触后，心理天平不由自主地倾向于康氏维新变法的思想，决意变法。在光绪的督促下，翁同龢令属下亲信代为起草十二道新政诏书，准备交光绪颁布实施。这些举动显然触到了慈禧的痛处，她下令撤裁汉书房，以切断光绪与翁同龢的联系。显然，慈禧已发出了危险的信号，但深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思想浸染的翁同龢，毫无惧色。他为光绪帝代拟《国是诏》。《国是诏》的颁布，意味着维新运动正式拉开帷幕，翁同龢成了连结光绪与康、梁等维新派的一条纽带。眼看局势几近失控，心狠手辣的慈禧开始对翁同龢进行政治清算。四月二十七日，也就是翁同龢生日那天，他接到了一道上谕：
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近来办事都未欠洽，以致众情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之事，任意可否，喜怒无常，词色渐露，实属狂妄任性，断难胜枢机之任。本应查明究竟，予以重惩，姑念其在毓庆宫行走有年，不加严遣。翁同龢着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特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