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李鸿章接见了孙中山 ———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系列谈之一
【报纸名称】齐鲁晚报
【出版日期】2011.08.22
【版次】第B08版(深读·评论)
【入库时间】20111020
【全文】
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革命活动，也是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需要适当的历史条件来促成，正所谓时势造英雄。
□郭大松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孙中山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孙中山早在学生时代就树立了反清革命志向，崇拜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为“反清第一英雄”，并欣然以“洪秀全第二”自居，似乎孙中山从小就是一个革命者。可众所周知的是，1894年，孙中山精心准备了一份8000余言的《上李鸿章书》，通过多重关系要面见李鸿章，希望通过李鸿章这位权倾朝野的元老重臣推行改革，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这显然是向世人表明他在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以前并非一定要走上反清革命之路。结果是，当时的李鸿章正在焦心同日本的那场战争是打还是不打、怎么个打法的事，没工夫也没心思听孙中山长篇大论的治国平天下大道理，说等仗打完了以后“再见吧”。
孙中山求见李鸿章上书言事碰壁，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朝军队节节败退。眼见依靠朝廷重臣实行改革，改变中国积贫积弱面貌的愿望无法实现，孙中山转赴檀香山，在华侨中创立了兴中会，从此走上了反清暴力革命的道路。那么，假如李鸿章当时接见了孙中山，答应会依照孙中山的一些想法向朝廷建言，甚至聘用孙中山为幕僚，共同主持辖区内的各项力所能及的改革事业，孙中山是不是也一定要走向反清革命的道路呢？
首先要看李鸿章有没有可能接见孙中山并听取他的建议，愿意推行改革。很多人因为李鸿章一生签订不少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给他戴上了“卖国贼”的帽子。事实上，李鸿章在近代历史上签订一些屈辱条约，是在清政府战败的情况下，作为政府高官的不得已之举。他一生从事求富求强洋务事业，花费了不少心血，为了避免顽固守旧势力的攻击，能够把他学习西方的洋务事业进行下去，在为了发展近代工矿企业的需要修建一条小铁路时，也不得不悄悄地搞，为掩人耳目，不敢使用机车，而用马拉着车厢运煤。他聘用和重用的大批幕僚，都是搞洋务的好手，不少人像郑观应、马建忠、薛福成等更是近代中国著名维新思想家。即便是在甲午战争后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维新派组建学会鼓吹变法维新时，李鸿章也像后起的洋务派首领张之洞、袁世凯等人一样，捐款表示支持，并要求加入强学会，只不过由于甲午新败，他因为主持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为时不久，名声太臭(事实上丧权辱国的罪责不能由他个人来承担，但大多数人不管这些)，强学会没敢接受他。从这些情况看来，李鸿章接见并接受孙中山的某些建议是完全可能的，孙中山找他上书言事建议改革，也算是眼光独具了。至于甲午战争可不可以不打或者至少是推迟几年再打，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这里姑不置论。
其次得看看孙中山这个时候是不是还真的想通过搞改革使中国富强、救国救民。据孙中山自己后来回忆说，早在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时，他就立下了“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其实，少年时代的想法未必成熟，所谓要“创建民国”，当是真正走上革命道路并取得成功后，用已经成熟的思想表述少年时代朦胧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理念，或者说是雄心、抱负而已，因为1885年的时候，孙中山的心里应该还不知道什么是“民国”。这个时候，孙中山还没有完成中学课程的学习任务。在这以后的中学和大学阶段的读书生涯中，他结交的朋友虽然有志同道合胸怀改朝换代抱负的年少气盛的学兄学弟，更有相对老成的维新思想家何启。同时他也推崇跟随李鸿章的洋务人士、老乡郑藻如，以及长期跟随李鸿章搞洋务但一直宣扬改革维新救中国的老乡郑观应。在中法战争结束5-6年后，他还十分认真地写了两篇关于中国社会改革的文章，提出兴蚕桑之利、除鸦片之害、普及教育三项改革社会的主张；阐述“以农为经，以商为纬，本末具备，巨细毕赅，是即强兵富国之先声，治国平天下之枢纽”的道理。甚至到了1892年，因为康有为在广州创办的万木草堂中鼓吹维新变法、培养维新人才，孙中山还慕名托人介绍要与之结交，只不过因康有为要他投学生帖拜师才可结识而没有结果。
以上事实说明，直到甲午战争爆发前夕，孙中山要走的救国救民的道路，始终有和平改革与暴力革命两种可供选择，并非是从小就铁了心要像洪秀全那样去造反，推翻清政府(事实上洪秀全的道路即使成功了，也不可能救中国)。而如果位高权重的李鸿章在甲午战前接见了孙中山，听取他的建议，讲明强盛中国绝非朝夕之事的道理，聘用孙中山为其做事，即便是甲午战争如期爆发，孙中山也未必会在这时彻底丧失依靠政府进行改革的希望，走上反清暴力革命的道路。
历史发展千变万化，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革命活动，也是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需要适当的历史条件来促成，正所谓时势造英雄。
(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