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道明回望30年演艺路 我想演李鸿章 南方日报特约记者张英发自北京

作者: 暂无 日期:2010.10.24 点击数:10
南方日报

【报纸名称】南方日报

【地址】 地址1 地址2

【出版日期】2010.10.24

【版次】A09版:文化周刊

【入库时间】20110110

【全文】

最近,一直比较低调的陈道明因“片酬门”而被推上“娱论”焦点。本报特约记者近日对其采访,陈道明向记者详细回顾了他30年的演艺之路,总结了自己在演技上的探索……

在新片《唐山大地震》里,陈道明演了一个完美的养父。谈到接拍这部片子的起因:陈道明说,当时汶川大地震发生不久,冯小刚正为该不该拍《唐山大地震》犯愁。经历过唐山大地震的陈道明,给冯小刚谈起了自己当年遭遇地震时看到的细节和场景,还出了不少主意。当时冯小刚就借机问陈道明是否愿意演一个当年去唐山救援的解放军干部,陈道明没看剧本就答应了。

在《一地鸡毛》之后的十几年里,冯小刚和陈道明就没有再合作过。拍《夜宴》的时候,冯小刚想找陈道明演厉帝,当时陈道明刚演完《康熙王朝》,“怕自己有点黔驴技穷”,没有答应。后来冯小刚找了葛优。

对冯小刚担心的片酬问题,陈道明回答“这是一个很美好的电影,片酬你看着给”,给合同就签字。

“对我来说,这不是条件。现在很多电影都是条件先行,已经不是创作先行了。我对这个角色感兴趣,钱就不那么重要了。然后冯小刚把剧本给我,我跟他聊了两次,就顺当地拍了电影。”陈道明回忆说。

戏剧

为了逃避下乡,我当上了演员

我是16岁成为天津人艺的学员的,当时进这行是为了躲避上山下乡,进了这行并不是因为我热爱。

因为当时在中学学过画画,然后考舞美队,后来到了那儿老师就说,考什么舞美队,考一个演员队吧。然后我就在排演场上念了一段《毛主席语录》。当时老师叫老演员看看我有没有教的可能,然后从做小品学起,一步一步就进了这行。

当时我父亲反对,因为我们家没人干这个。当时我母亲说不干这个就下乡,两者之间自然就选择了这个工作。那个年代的父母看不起这个职业。现在倒好,父母都把你往里头塞,因为它变成了一个最捷径的名利场。

我在戏剧舞台上没有留下什么经典形象。当时《屈原》是我在中央戏剧学院读书的时候演的,《蔡文姬》里我演的是曹丕,那个是我有台词的角色。后来我又演了一个《钗头凤》,在这个之前,我都是非兵甲就是兵乙,一直跑龙套,但是我也不着急,因为大家收入差别不大,每天晚上演出女主角和女龙套拿的都是2毛5,就是夜宵补助,没有什么区别。你一个月拿这么多工资,就吃这碗饭,也不会下岗。

真正让我从表演上有提高的,应该是中央戏剧学院的《无辜的罪人》,我演主角聂兹那莫夫,这个戏从表演概念上可能给我一个比较好的催化。但奠定一个比较良好的戏剧观和戏剧表演方式的,应该是天津人艺。其实天津人艺有一批很好的演员,我在他们的传帮带下表演上没走偏路。至于吸收的方式和吸收程度以及最后吸收的结果,现在看来应该说是并不清晰。

我想像我父亲那样,当医生或者教师,阴差阳错当了演员。但有我做事的原则,不但是演戏,业余爱好都要认真,更何况是我的职业。我原来说过一句话“努力使人变小”,比如说这扇门就这么轻轻一推就开了。“努力”两字对于我来讲可能不是很准确,如果说非要找一个词汇来描述的话,可能“认真”比“努力”更贴切。

我是属于算运气好的演员,也没什么挣扎,也没有参与什么竞争,然后一部戏、一部戏的就这么演过来了。

电影

从《今夜有暴风雪》到《唐山大地震》,电影就这么一部部演下来了……

1982年,我出演了《今夜有暴风雪》中的曹铁强,那是我的第一个角色。时代久远,我想不起这个戏周末找到我的。这个戏当时拍了8个月,我和于莉合作,从北京到北大荒,酷热和严寒我都尝到了。

1983年,我留在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工作,《一个和八个》的导演张军钊,美工何群,摄影师张艺谋。我在里边饰演锄奸科长许志,一个小成本电影,拍得十分认真,竟然拍了四五个月。当时为了皮肤能够黑一点,我们在太阳下晒了一个月。

2001年的《英雄》,张艺谋找我演秦始皇,这个角色我看剧本的时候就知道他是一个坐着的皇帝,他就是一个符号,空间就这么大。电影的主角不是秦始皇。这个人物不是我理想中的英雄,我希望未来自己能够完成我喜欢的那种英雄主义,这个英雄跟秦始皇没有什么关系。

2002年高晓松拍《我心飞翔》,找我。高晓松当时跟我说他剧本都没有,就三页故事梗概。我当时受他感染,讲讲就答应了。我上片子其实没有规律,不太从概念出牌。

2005年,冯小刚找我演《夜宴》里的厉帝,我觉得和康熙重复了不想接,我觉得一个演员也不是万能的,我不是什么都能演。

2009年拍了《建国大业》,这个是建国60周年的“生日礼物”,韩三平让我演阎锦文,我研究了厚厚一叠阎锦文的史料,并发掘出人物身上喜欢耍酷的特点,设计戏中人物的动作,力求一招一式都能够贴近人物原型。甚至连军装也是经过我亲手改良过的。

总共就1分多钟的戏,我在内容上下功夫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在最小的空间里强化人物的视觉支撑,只能这样了,要不然观众打哈欠就过去了。你要是按照正常人物来演,根本没有你的机会,也根本不会有你的时间,只能在最小的可能里做出最大的效果。

《刺陵》里我演的华定邦,完全是帮助朋友忙,和周杰伦、林志玲、曾志伟一起拍戏,因为朋友第一次做电影,我必须帮他的忙。其实当时《孔子》同时在找我,按照正常来说,我应该上《孔子》的,但就是情感的因素,拍了《刺陵》。这个电影的市场焦点在周杰伦和林志玲身上,他们可能是票房的保证,我的表演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然后就是《唐山大地震》里演王德清了,最后的电影只保留了我1/3的戏份,有七八场戏被冯小刚删掉了。如果这几场戏能够接起来,会很感人。因为大部分戏被剪掉了,目前的电影里,父亲王德清和女儿方登这条线的戏还是有点突然,在情节上看有点硬。我后来跟小刚说,你回头给我写一份书面检查,一共就这么点戏,你给我剪掉七八场,我以后更不拍电影了。

如果是一般的戏剪掉也就算了,觉得自己演得还可以的戏怎么也给剪掉?电视剧往往是你规定的是30集,制片人恨不得给你剪出40集来,你不会有你的表演丢失,也不会白费力。但小刚也确实无奈,一个是片长就这么点,每个人物都要拎一下,我非常理解,可能全盘的铺排只有我的能剪,所以就剪了我的部分。

电视剧

《围城》、《一地鸡毛》……我喜欢扮演小人物

我最早演的是电影,但我却是靠电视剧为大众熟悉的。1984年,《末代皇帝》找到我演青年溥仪。

那时候电视剧的报酬就是300、400块钱一集,电影就是几千块钱,那个阶段延续着70年代的文艺思想,一个电视剧基本上当作一项工程来干,一部30多集的电视剧,我们拍了4年,想想多可怕,每天就等于上下班。

那时候骑个自行车就从东城跑西城排戏去了,摄制组用汽车接一次,特高兴,没有说像现在七大姑八大姨都跟着,撑伞的,拿椅子的,没有那么多排场。

当时伙食补助一天好像是10块钱,后来我们伙食补助费比片酬拿得多得多。后来,这个角色让我获得第9届全国电视飞天奖优秀男主角。

1990年,黄蜀芹找我拍的《围城》热播,我靠这个角色拿了好多奖。当时这个戏是上海拍的,黄蜀芹是很好的一个女导演,10集电视剧拍了100天,按照电影的手法拍的电视剧。

拍《围城》特别愉快,时间长,很从容,大家在创作上有来往,很有空间,也有余地。我们那个戏,从导演到演员,都是摸索着拍,觉得这个不对,不对再来一遍,再来一遍不这样的,就这样摸索来拍,特别放松,没有现在拍电视剧这么仓促和匆忙,从容极了。

我也不知道黄导演是怎么找到我的。《围城》我在中学的时候就看了,她来找的的时候,我问她:“怎么想起让我去演方鸿渐,你们为什么不去找一个上海演员?我是北方的演员。”她回答我说“就觉得你像”。在拍之前和拍之后,我和钱钟书老人有过几次交流,他当时一点建议都没有,就对我说随便弄。我们在一起什么都聊,很长的时间,聊了好几次。1990年后我的文化观有所改变,跟钱钟书老人也有关系,我看书的方向,看问题的方式变了,让我受用了好几年。

前些日子北京人艺的张和平找我,说他们要拍话剧《围城》,和导演杨立新一起找我,让我去演方鸿渐,我还是给推掉了。因为今天的陈道明跟过去的方鸿渐有相当的距离,那是不可复制的一个人物,那个年代的感受跟人物是同步的,现在不对了,这不是我所能掌控的。

1994年的《一地鸡毛》我演的是小林,这个戏开始是张元找到我的,女主角是蒋雯丽。后来突然间下马,搁了一些日子,冯小刚就接手了,女主角变成是徐帆了。小刚是一个特别煽情的人,我特别欣赏他,他是为数不多的对于文艺和文化追求的人,很执着甚至有些自残,而且不怕伤众的那种自残,我觉得现在这样的人真的不多。

小林是个底层小人物,就像卡夫卡《城堡》里的小职员,他在进入官场时,那些规矩已经设计好了,他只能接受,扭曲规则、破坏规则就要付出代价,单位里的同事们绝大多数人不接受他。

后来的《北京人在纽约》是小刚当的编剧,导演赵宝刚让我演一个ABC,就是一个在纽约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我没有这种生活经历,所以我提前去纽约呆了十来天,然后就跟郑小龙和小刚提出:为什么你们不找一个真正纽约出生的中国人呢?你让我去演的那个中国人等于就是洋人,就是“香蕉皮”,而且动不动说英文,我英文又不好,你让我在那儿装腔作势。

几经周折,他们后来找了一个洋人演了?就这么简单。

后来的《上海人在东京》,是因为我那部戏是去日本拍,而且是跟葛优演的,我和他关系好,是挺好的朋友,大家一商量,在一块玩好玩,就说去日本拍吧,我们俩互相一鼓劲就去了。动机也挺简单的。

后来《沧浪之水》也找过我,这部戏写的也是办公室机关,但它的批判性比较狠。其实写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弱点能写出很多戏来。

知识分子本身应该是安心于坐的人,但是现在纷纷出笼,走到前台来,想成名人,想成商人,教育体系金钱化,知识分子的退化,卖文凭的,办各种镀金学校的,这些都是教育的问题。这些东西始作俑者还是知识分子,包括学校的高收费等等这些问题。还有就是假教育、假学历、假论文,很值得好好写。

演皇帝戏让我转型

1996年的《胡雪岩》,我对这个人很喜欢,那个时候高阳的《胡雪岩》正好流行,我觉得写得也不错。我觉得那个电视剧是我想拍的一个东西,但是拍得一般。

接下来的是老舍的《二马》,我觉得他写活了底层的中国人了,他身上的那些善良、那些德行,那些小机灵和那些弱点,很中国人。剧本也写得好,但电视剧生不逢时,正赶上电视商业化的年代。其实我觉得这个电视剧现在都可以看,如果重新改编一点视野角度、叙事角度,我觉得可以重拍,还是挺好看的。

2000年的《康熙王朝》里,我想把康熙的后宫跟前宫分开,因为我们以往的电视剧,帝王的后宫和前宫生活,皇帝都是一个姿势,一个状态,这皇帝太累了。皇帝在后宫的时候,他是属于天无二主的人,应该是想干嘛就干嘛的人,他可以在接见大臣的时候危襟正坐,他也可能到了后宫席地而躺。

我想在这个电视剧里解放康熙,当时我跟导演商量,我说别这么拘着,撒开了演。康熙的重点就在两点,一个是他的政治化,一个是他的人情化。至于他皇权化这一块我不太重视,我更注重于人物心理的转换和政治事件的那种敏锐和他的评述,我对这个感兴趣,不管是跟群臣还是跟对手,那种男人式的智慧和狠劲,我的着力点在这儿。然后又对于家庭的那种无奈,一个皇上本不该受的痛和苦,主要是在这上面。

就是因为不拘着,后来引发了争议,说这个皇帝坐无坐相,站无站相,但是我不觉得。谁也没有见过那个年代的皇上是什么样的,人不可能永远是目不斜视,我觉得他很累,我替各位皇上解累了。我想放松一下,解放一下。

我的解读,可能有一些让别人觉得他不像皇上,这没有关系。中国的帝王,有43年不上朝的,在那里做木匠的,养鸽子的,丰富多彩。今天我们看到皇上的东西,留下来的基本都是画像,都是坐在这儿,然后戏曲舞台一出来,都是目不转睛。我觉得那是人吗?他是皇上吗?

后来的《江山风雨情》,那个戏的导演让我演太监,我原来觉得还不错,连服装都跟他们谈了,我想演一个叫人让我看着不舒服的太监,跟过去演的太监不一样,把自己尽量往女人形象上打扮。这个戏其实就是三个人的戏:周皇后、崇祯和这个太监,我跟谁演对手戏很重要,但后来导演对演员做了调整,那我就不能演太监了,后来我改演一个丝绸般软绵绵的皇帝,就是很细致的一个皇帝。我那个角色后来是王刚演的。

2005年的《卧薪尝胆》,我演勾践,从全剧来看,我演的这个人物不是很完整,或者表演不是很流畅,这里头有两点问题:一是我用力过猛,我想改变一下帝王的演法,往莎士比亚的那种叙述和解读人物的方式去改变。现在看来,这种实验不是很得到别人的认可。

我想演一个真实的李鸿章

2001年,我和管虎合作,演了《黑洞》里的聂明宇,这是我30年演艺生涯中第一个反派人物。我想演一个与众不同的反派人物,来个反程式表演。长期以来,我们的电视剧就像我们的京剧脸谱,好人可以很多种,坏人就那一种。

但你在现实中会发现,坏人其实不只是一种的,他也可能很斯文,也可能学问很深,也可能很朴实,但是这些东西不影响他做坏事,不影响他做坏事的能力和程度。我就演这样一个外表不像坏人的那个坏人,电视剧他在临死前有一段独白是我自己写的:多好的一个人啊,“五好学生”、“三好战士”,他怎么变成这样?

其实这是一个警示,这是我的思考:小孩出来都是嫩手嫩脚的,都是天真无邪的,怎么到了一定的年龄或者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有的人就往这边走,有的人就往那边走,尽管他可能救过人,也可能当过“五好战士”,当过标兵,什么都干过,但是到最后为什么他变成一个坏人?

《中国式离婚》就是一个情感剧,我演的宋建平和《手机》里我演的费墨其实是有点相对应的,都是活得很窝囊,无可奈何的人。但这两个窝囊还不一样:费老是有点急急的窝囊,这个宋建平是属于真实窝囊。费墨这种窝囊是有动感的,是动态的;那个宋燕平是有点静态,就是说被动的,窝囊始终是他跟着生活在行走;而费墨是属于在生活当中行走,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这两个电视剧的导演都是沈严,《手机》其实我真不想上,原来让我演王志文扮演的严守一,后来我坚决不演,导演给我开了好几天会,就是你演也得演,不演也得演,弄得我心软,接了费墨。我觉得费墨这个人有的可演,准确讲叫“没写透”,其实他有一个好的指向性,就是可以把现在的知识分子很多问题都可以囊括在这人身上,但是剧本里这个人在社会问题上的作用没写到位,没有起到他的真正功能性的作用,有一点浅尝辄止。哪怕你把费墨写成一个被人唾弃的知识分子也行,或者是变种的知识分子也行,都比现在要好。

我要歇一年,也就可以给自己一点空间。

我还想演演李鸿章,这是我的一个情结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几个人能演出真实的李鸿章,我看了许多他的档案和资料,让我对他的形象更深刻,目前的影视剧里,对他的呈现太薄太刻板单一了,这个人的丰富性还没有完成,我也知道现在演李鸿章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正是因为有难度我才想演的。

我这个人一点都不严肃,为什么大家都觉得我严肃呢?第一,我这个人不太善于跟生人打交道,如果没有工作内容,我会一句话都不说;第二,我平时不喜欢去参加吃饭、喝酒聚会什么的,这些社交的场合、活动我都不会参加,我站在那儿很尴尬的,不知道说什么话好。

———陈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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