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巩高症”和李鸿章的“软骨病”
【作者】 林默
【报纸名称】阳泉晚报
【出版日期】2009.07.31
【版次】
【入库时间】20130710
【全文】
在大清王朝二百多年风雨飘摇的历史长河中，有俩人的名字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他们是师生，也是同僚。他们有许多相似之处：俩人都位列公卿、权倾一时；都创立了各自的嫡系部队，一个“湘军”，一个“淮军”；俩人死后都得到朝廷的最高礼遇；可以说此二人都是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同样地，这俩人在民间的名声都不太好，一个被称作“曾剃头”，“曾屠户”；一个被称为“汉奸”、“卖国贼”。他们就是曾国藩和李鸿章。
在官场能成就这样的名气和地位，足见此俩人身怀为官之术，熟谙为官之道。正所谓“两个不倒翁，一对老滑头”。曾国藩为官之术以保护自己为根本，是典型的保护主义。他一向知足知止，激流勇退。终其一生的为官之路上，他殚精竭虑，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李鸿章的为官之术，比他老师要实用的多。他以谋取实际利益为原则，是典型的官场实用主义。二公的为官之术客观说都不健康，曾国藩得的是“恐高症”，李鸿章得的是“软骨病”。所不同的是，曾国藩的“恐高”是一种智慧，李鸿章的“软骨”是一种无奈。
曾国藩，号涤生，湖南长沙府湘乡人。大清王朝的政治家，军事家，晚清中兴名臣之一。湘军创始人。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英武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其一生创湘军、办洋务，权倾朝野，位列三公。
曾国藩一生著述颇多，但以《家书》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只要是浏览过《曾文正公家书》的人，不难看出，曾国藩是一个心灵备受煎熬的“可怜虫”。真所谓：“功名两个字，用破一生心”。三国时魏人李康所著《运命论》曰“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曾国藩终其一生都恪守这一信条。无论是在其人生的辉煌顶点时，还是人生的低谷中，他都怀着一股强烈的危机感，几乎是终日诚惶诚恐。他太相信“树大招风，功高震主”的道理了，曾写过一副对联：“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坦坦荡荡，虽逆境亦畅天怀。”这何尝不是他的内心独白呢？
“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诺臣亡。”历史上无数个鲜活生动的例子都装在曾国藩的脑子里。因此，他也常常“畏祸之心刻刻不忘”。于是乎，当他的得意门生、左膀右臂们试探其：“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其有意乎？”曾国藩顿时脸色大变，吓得半死。曾国藩一生先后有四次被人劝说当皇帝，每次提到此事，他都惶惶不可终日。
“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这是曾国藩奉为一生的座右铭，也是他明哲保身，韬光养晦的真实写照。别人的家书是留给家眷儿女看的，对于老于世故的曾国藩来说，他的家书其实是写给别人看的。他用一生写就的《曾国藩家书》通过从治学、修身、立命、修业等内容的大量记录，将自己效忠朝廷的志向和忠诚，展示给世人。既起到了扬名立万，垂范万世的功效，又落了个功成身退，荣荫子孙。曾国藩从一个艰苦立学的农家子弟到京城高官，其提拔之速是别人望尘莫及的，这也令曾国藩终其一生而心怀感恩。天资不高且出身寒门的曾国藩，凭借着深厚的文化底蕴、道德原则，以及远大的政治智慧，在人生功名道路上做了一次智慧的选择：功成身退。由此看来，曾国藩的“恐高症”是绝顶聪明的护身计谋。
李鸿章，号少荃，安徽合肥东乡磨店人。李鸿章是个有远大抱负之人，年轻的李鸿章就曾有“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的远大志向。当然，要不是遇上了曾国藩这个“扶上马送一程”的恩师，李鸿章“出山志在登鳌顶，何日身才入凤池”的雄心壮志也是无法实现的。应该说，能够成为曾国藩的得意门生，是李鸿章一生事业的基础。
李鸿章的一生是两面人生。一方面他官居高位，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受着百官的追捧，风光无限；而另一面他却受着洋人的气、受着太后老佛爷的气，活得窝窝囊囊，相当的憋屈。李鸿章长期处于内忧外患的夹缝中，处于既不能得罪洋人又要忠于朝廷的夹缝中，处于实际上是“弱国外交”的尴尬境地，虽小心翼翼，东补西贴，如履薄冰，然终未能挽救晚清大厦于将倾。古语“宰相肚里能撑船”，看看李鸿章的座右铭：“受尽天下百官气，养就胸中一段春。”就不难看出李鸿章的肚量有多大。
“生不逢时”这个词用在李鸿章身上是最合适不过的了。李鸿章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次“粉墨登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在晚清王朝那样一个列强环伺，外侮日甚的时代，“软骨病”不是李鸿章所特有的病症，而是当时中国官僚体制的时代产物，只不过李中堂“站得高”，所以草民百姓就只能看到他屈辱受过，奴性本色，巧于趋避的嘴脸。于是乎，李大人的“软骨病”成了晚清王朝垂死挣扎、苟延残喘的“活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