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外交得失录》之七同文馆之争
【报纸名称】北京晨报
【出版日期】2011.12.30
【版次】第C06版： 每日连载
【入库时间】20120310
【全文】
一位孤独而无奈的先行者，外国人眼中的“东方俾斯麦”。
《李鸿章外交得失录》
作者：田川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年10月
就在李鸿章在南方紧急进行洋务实践的同时，1862年设立了京师同文馆，培养中国翻译人才。同文馆的出现，打破了中国传统的人才培养体系——科举制度，争议随之出现。
1867年，恭亲王奕上奏同文馆准备添设天文算学馆，并延聘洋人教习讲授。这一奏折却遭到了朝野中很多大臣的不满，其中以大学士、理学泰斗倭仁为代表。倭仁讽刺洋务派道：“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说洋务派根本就是在卖国。
张鸣：但是问题是整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没有变，整个国家的教育体系，整个国家的经营结构没有变，它还是那一套务实的东西，它还是认为你靠奇技淫巧这东西不行。而倭仁呢，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理学家，倭仁是一个真诚的反对派，他是遵从的“左派”。他不像后来的人，后来的人中投机分子就比较多了，他真诚地认为你这样是不行，再者他学生很多，朝野中结构如此，所以声音很大。
翁飞：倭仁说救国“在人心不在权谋”，在人心之变，而不是靠什么器械，他与恭亲王、文祥二人吵得一塌糊涂。李鸿章，我认为他是在做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他没有说多少话，但他已经把广方言馆办起来了，然后就办了翻译馆。
他当时并不认为这个西方世界比他更先进，他觉得我的东西很好，我并不需要学你很多东西，我只要把你的枪炮学好就可以了，所以洋务运动它是从这个角度开始的。就是说他觉得技艺这个东西都是细枝末节，学会就可以了，别人有我也有了就可以了。但他没有认识到，当时中国跟西方世界最关键的一个差异在什么地方，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它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而西方它的核心在哪在工业化，洋务运动是工业化的一个过程，但是他没有把它放到一个很高的位置，也就是说从战略眼光讲，他没有把它放在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位置，他觉得学一点就可以了，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张鸣：当时实际主政者是奕和文祥，他们是满族人，这是满族官僚中最后一批人了。而慈禧太后呢，实际上她也是一个比较务实的人，她做女人的观念也是传统的那一套，没受过教育，没上过学，她至少不是理学家，她脑子里没有这么一些个陈腐的观念，哪个东西好用，就用哪个。
慈禧深知学习西方的重要性，但她更要利用保守派牵制洋务派。慈禧一方面同意设立算学馆，另一方面委任倭仁在同文馆内开设一个单独的汉学馆，和稀泥。但让她没想到的是，倭仁竟不领情，理学大师根本不想和洋务派为伍，他骑马赴馆途中故意坠鞍落马，称病不去上任。
翁飞：我们后来洋务派的纲领不是中体西用嘛！在中体和西体发生大的争议的时候，李鸿章是个实干家，我觉得李鸿章虽然也局部介入，但实际上他很聪明，我认为他比北京中枢集团的这些开明官僚更要明智一点。
李鸿章深知传统的儒家社会变革之难，尽量三缄其口。早在创办江南制造局时，李鸿章便顾及朝中非议，给自己的翻译机构起名为“广方言馆”，用“方言”代替“外语”，避免语汇上的争议。
尽管李鸿章嘴上不说，但他给广方言馆亲笔题写的楹联却富有深意：“声教遍东西，六寓同文宣雅化；诵弦宜春秋，四方专对裕通才。”学馆中堂上的楹联写着：“九丘能读是良史；一物不知非通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