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报往事：李鸿章马关遭暗算
【报纸名称】重庆时报
【出版日期】2013.07.20
【版次】第15版：上游万向周刊·深度
【入库时间】20130830
【全文】
(上接14版)“电报实为防务所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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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俄之役，始设电线”，前一句说的是1876年左宗棠到新疆，平定阿古柏之乱，后一句指的是电报。
电报在当时的伟大意义，可与现今的互联网相比。
1865年，英国私自架设了21公里的电报线，这是中国最早的电报线；1871年英、俄、丹麦私自从香港和日本长崎接入上海。
当时有个法国人威基谒，编了一本《电报新书》，参照《康熙字典》的汉字部首，一字一码，共6899字。汉字有了电报码，解决了技术问题。
但清朝睡着了的人，竭力反对电报。洋人多次要求，清廷不同意，也不许私自拉电线。同治六年（1867年）九月十五日“总理衙门条说”，说到了铜线、铁路（《筹办夷务始末选辑》）：
“此二事，俄使创论于前，英法美接踵于后，哓哓再四，不办不休。”他们只知道快，方便做生意。英人在上海私设电线，总理衙门和他们讲道理，可是讲不通：
我们说“失我险阻，害我田庐，妨碍我风水”，他们“悍然不顾”；
我们说“占我民间生计，势必群起相抗，从愤难当，设或勉强造成，被民间拆毁，官不能治其罪，亦不能责令赔偿”，他们却说可以自己派人看守。
当时反对者甚多。福州将军英桂这年十一月奏陈理由：“各国地旷人稀，可以开设；中国人稠地密，势有难行”；铺设电线，拆田地房屋，可以估价，坟墓可以估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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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派一号人物是恭亲王奕，道光皇帝第六个儿子，人称鬼子六；二号人物当数李鸿章。
李鸿章是个看到新鲜的东西就想要的人。
《清史稿·李鸿章传》说：“独究讨外国政学、法制、兵备、财用、工商、艺业。闻欧美出一新器，必百方营购以备不虞。”
电报事关国家战略。他在同治十三年（1874 年）写的《筹议海防折》中说：
“今则……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所以用老办法，没效果了。
在《与赫总税问答》中，他还说到电报能稳定经济：“由于电报信息太快，各处价值涨跌，人人皆知，不能囤积居奇。”
更重要的是军事价值。他1880年在上疏中举例说，曾纪泽出使俄国，拍电报到上海，只要一天，这封电报从上海随轮船到达北京，却要六七天。他总结道：
“是上海至京仅二千数百里，较之俄国至上海数万里，消息反迟十倍。倘遇用兵之际，彼等外国军信速于中国，利害已判若径庭。且其铁甲兵船，在海洋日行千余里，势必声东击西，莫可测度，全赖军报神速，相机调援，是电报实为防务所必需。”
只要十数万两银子，一年半就可建立电报网，收回成本也容易。他说。
郑观应商人出身，见闻广博，他在《盛世危言》中也说到军事作用：“普法之战，普人于大军所到之区遍设电线而尽毁法人之电线，法京声息不通，遂以败法。所谓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者，非电报不足以当之矣。”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中的《亚洲半属欧人》说：“欧洲大小诸邦，在今日几势均力敌。何则？水则同有轮舶也，陆则同有火车也，铁甲则坚捷同也，战士则勇猛同也，枪炮则命中及远同也，传递消息则电报神速同也……亚洲之局不甚可危哉？”
中国不是没有醒着的人，而是要搬动睡着的人，太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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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成为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之后，大权在手，就开始搞电报了。
《清史稿·交通志》说：“光绪五年（1879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始于大沽、北塘海口炮台设线达天津。”
中国自设的电报线，哪一条是第一，学界有不同看法。
有的说，最早是1877年8月，福建巡抚丁日昌在李鸿章支持下，在台湾搞95华里的电报线。有的说，最早是1877年6月底李鸿章搞的从天津制造局通到他的衙门的一条短线。
有人考证，史载从上海到天津的海衙线，李鸿章1877年6月15日在上海试拍电报，这事儿不确，因为这天他在天津。
著名实业家盛宣怀，是首任电报总局总办。
轻易送掉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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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的旅馆可以看到大海。当地渔业组合，送给他一个大鱼缸，里面养着70多条活鱼。有一天鱼缸玻璃破碎，室内全是水，水中都是鱼，一只章鱼飞到庭院，以八只脚在石头上奇怪地行走。当夜换了新鱼缸。
他中枪受伤后，经常下床看海观鱼。他只能看看海看看鱼了，因为这场谈判，日本人操必胜之算。
不只是中国当时战败。他发回国内的电报，以及国内发回的电报，全给日本人掌握了。
当时他打回国内的电报，日本报纸载有费用：
“李鸿章一行在日期间所用电报费高达15000日圆，曾两次向马关邮电局预先支付电信费用，第一次9000圆，第二次6000圆。”
日本梅崎大梦《杂录春帆楼》中说，前一年6月，外务省就破译了清朝电报的密码。
这些电报，就是李鸿章向国内的请示、汇报以及得到的指示、对策，本来是绝密的，但在日本人眼里，一点点秘密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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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译密码的，是中田敬义和佐藤爱麿。
中田敬义是这次谈判中的日方翻译，他曾留学北京，中文学得很溜，曾将日本版的《伊索寓言》译成中文。
佐藤爱麿在东奥义塾就读，是送到美国印第安那留学的五人之一，这时是外务省电信课课长。他后来官至驻美大使。
天津历史学者吕万和在一篇文章中，译引了日本历史学家山边健太郎《资料解说与增补》中，中田敬义的一篇口述，故事是这样的：
1886年，中国水兵访问长崎，发生骚乱事件，当时有个人叫吴大五郎，截获过中国的电报。中国电报明码字典，日本外务省本来就有。
1894年6月22日，外相陆奥宗光致函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决不撤军。这封信便是甲午战争史中的“第一次绝交书”，本来是英文起草的，日本外务省官员译成日文，中田敬义译成中文，交给汪凤藻。
第二天，汪凤藻向国内总理衙门发了长篇电文。
这就上当了。
佐藤爱麿认为，这就是昨天给的那封公函。
他们开始研究，终于发现规律，破译了密码。
此后，中国一直没有改密码。
甲午战争前汪凤藻来往密电54通，马关议和期间，李鸿章来往密电22通，全被日本人掌握。
中田说：“甚至在（马关）谈判之时，我方（破译）也运用得非常方便。这件事，言谈之中可能有所流传，文字记录则没有。我想，这类事大概很难公开，是一件知道了也要善自隐瞒的事。”
1933年，这个秘密才在《秘书类纂》第一卷刊布，但立即因涉及机密，禁止出售，直到抗日战争结束后，才为世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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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报当然不是用明码发的，而是有密码。就是约定一个字的号码，增减多少。
这事大家都知道，要保密，就要有密码。
但日本轻而易举地取得了密码。
那时没有无线电报，只有有线电报，所以要将文件译成密码后，交到电报局拍发，各国皆如此。而电报局照例要抄录一份副本。
中田敬义译成了中文，中国图省事，不用再日译汉，也没有重新改写，就直接汉译电报码。
所以汪凤藻的电报发出后，日本人只要从电报局拿到副本，再对照中田的译本，就可以知道字与号的关系，再对照电报汉字明码本，就知道是怎么加密的了。
唾手而得。
李鸿章绝不是不懂保密的人。
他在光绪十年（1884年）就曾指示过：“告将军、督、抚，俟后来往电码，加减二十。”
他以北洋通商大臣的身份，也管密码这等细事。
电报保密的重要，如何保密，著译家钟天纬在1887年就阐述过。
当时盛宣怀出题《轮船电报二事应如何剔弊方能持久策》，钟天纬的答卷，就说到电报四种弊端之一，是容易泄密。
“传达密电，易致泄漏，四弊也。”他说，“近闻勘界星使之在越南也，每发密电至京，无不消息外布，可见密电之不足恃矣……倘军情紧迫，瞬息万变，安保不误事机。欲救其弊，宜另编电码新书，临用时始为订约，或取倒码，或取隔字，均须秘密万分。每用一次即另编一通，不再重用。”
但李鸿章到日本谈判，带去150人，竟没有一个人想起要改一下密码。
那时要是有无线电报，也许安全一些。只是意大利的马可尼和俄罗斯的波波夫，都还在折腾，还差一步。不过日本也会想办法窃听，搞到密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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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关谈判，日本需索无度。李鸿章电报汇报说：“其最要者，一、朝鲜自主，二、奉天南边各地、台湾、澎湖各岛画让与日本，三、赔兵费库平银三百兆两。”
当时李鸿章将日本的条款电告总理衙门，并说：
“日本不将拟索兵费大加删减，并将拟索奉天南边各地一律删去，和局必不能成。两国惟有苦战到底。以上情节，并祈详密告知三国公使。”
李鸿章认为，赔这么多钱，中国必内外交困，再也无力办善后事宜，而“奉天为满洲腹地，万不能让”。
他是当家人，知道家底。所以谈判谈到2亿赔款，他甚至要求日本延期还钱，出息五厘。伊藤一口拒绝：“这就像向日本借钱，日本没这么多钱。”他又说：“不必贵国出本，但取息耳。”伊藤说：“此办不到！”
这两年有观点说，日本本来索取战争赔款3亿两白银，因为李鸿章遇刺，减为2亿两。
又有观点反驳说，这是密电被破译的“意外作用”，日本看到后，考虑到西方国家的反应，和中国苦战到底的想法，才减了一亿两，收缩了辽东的割让要求。
这不是什么“意外作用”，而是授人以柄。
中国的命门要穴和底线，赤裸裸暴露无遗，日本人知道它能获得的最大利益有多少，到哪一步是中方再不肯让的，一清二楚。谈判主动权掌握得如此彻底，世所罕有。
如此，李鸿章的唇枪舌剑，全是白费，根本没有回击余地，只是一路后退，退到无可再退。对手一边虚应故事，一边暗暗冷笑。
中国洋务运动和日本明治维新，差不多同时发生，命运却如此不同。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的交手——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不只是中国与日本海军力量对比逆转，也是两国命运的转捩点。
中国赔这笔钱，相当于两年半的财政收入，国力由此日弱。日本得到这一大笔赔款，相当于4年的财政收入，后来大多数用于扩军，从此发达。
电报是当时最尖端的科技，李鸿章一力推行，认为是防务必需，有见识，有行动力。但在如此紧要关头，他如此疏忽大意，被如此痛咬一口，痛何如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