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晚清在华外交官笔下的李鸿章
【作者】 王晓军
【报纸名称】重庆日报
【出版日期】2013.05.11
【版次】第007版：品读
【入库时间】20130610
【全文】
说到李鸿章传记,最有名的是梁启超1901年所著的《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书中以大篇幅记述清朝最后四十年期间的中国大事,因为“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所以这本书又被称为《李鸿章传》。书中,梁启超对李鸿章一生的评价,似乎也是维新派对洋务派盖棺定论的评价。
其实早在1895年,英国在华外交官罗伯特·道格拉斯就撰写出版了英文版的《李鸿章传》,他以外国人的视角,客观中立地还原了一个功过参半、充满矛盾的李鸿章。
这也是目前已知的西方第一部李鸿章传记。
英文首版之时:
李鸿章下野
《李鸿章传》的作者罗伯特·道格拉斯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比较陌生。这位生于1838年的英国人,是英国驻华外交官、汉学家。19岁时被英国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录取,开始研习中文。翌年考取了驻华领事的资格,并于1858年来华,在英国驻华领事馆任汉语通事。1865年回到英国后,曾任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汉学教授、大英博物馆东方书籍与文献的研究员。
道格拉斯对中国文化有很深的研究,擅长传记写作,曾为《英国国家人物传记大辞典》撰写人物传记。其大部分著作都与中国有关,代表作有《李鸿章》《中国》《儒家与道家》《中国故事》《中国社会》《1506—1912年的欧洲与远东》等。
道格拉斯笔下的《李鸿章传》记录了李鸿章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到签订《马关条约》近五十年的仕途生涯,其中史料的记载多于观点的陈述,道格拉斯试图通过大量的原始信息,来还原一位功过参半、充满矛盾的李鸿章。
英文《李鸿章传》出版的这一年,李鸿章代表清政府签署了《马关条约》,正是因为条约的签订,李鸿章被指为汉奸,受到士大夫的唾弃和弹劾,免去了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要职。
二手书店找到的原版书:
花了20多英镑
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FT中文网总编辑张力奋是这本《李鸿章传》英文原版的发现者。
1988年夏,张力奋获得了中英友好奖学金(也称船王包玉刚奖学金),由上海去英国留学,攻读传播学博士学位。在莱斯特大学读书时,除了爱逛博物馆外,城中的几家英国旧书店是他最常去的地方。
1996年11月的一天,张力奋在伦敦West Finchley离家不远的一家旧书店的古董书架上看到了这本书。“红褐色精装封皮,小开本,毛边,Bliss,Sands and Foster 出版社1895年出版。书中有幅李鸿章黑白画像,一捋中堂大人的白胡须,面色威严,画像上罩着一层极薄的半透明纸用作保护。印制精美,应是维多利亚时代大不列颠最高技艺的印刷术。”
因为是古董书,张力奋花了20多英镑买了下来。
“此书(原)为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哲学部收藏,后流出。我自二手书店购得,收藏。”张力奋后来在扉页上注明了书的出处。
这本书在他伦敦家中的书架上一躺就是十来年。直到几年前,张力奋把这本书从伦敦带回北京,交给朋友吴晓波才得以出版。
力图还原李鸿章:
“人”的形象
作为与李鸿章时代的西方人,道格拉斯眼中的李鸿章是一个怎样的人?
道格拉斯认为,一方面,李鸿章思想开明,倡导洋务运动,兴矿业、建铁路、办学堂、推崇西医,另一方面又至死忠守封建中国的君臣等级制度;他手腕强硬,处事狠绝,但在手下将才阵亡时,却也悲恸不已……道格拉斯力图还原李鸿章“人”的形象。
“在外界看来,中国的政治家从来都只是以公众形象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除了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外,李鸿章从未被看做一个个人。我通过一切可能的渠道收集资料,并以此为据,希望在这本书中向读者还原李鸿章生活的原貌。”道格拉斯在书的自序中写道。
清末士人被迫“睁眼看世界”的情势下,进士出身的李鸿章,作为清廷重臣和主要的外交官,后半生都在与洋人打交道。英国传记作家濮兰德曾描述李鸿章:“他像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身材奇高、容貌仁慈的异乡人。他的蓝色长袍光彩夺目,步伐和举止端庄,向他看到的每个人投以感激优雅的微笑。”
与濮兰德浮于表面、太过浪漫的印象有所不同,道格拉斯站在中立立场上,提出了较为客观和严肃的评价:“虽然他(李鸿章)具有超凡的能力、绝佳的机会,但是他不能从桎梏了他和他的同胞无数代的狭隘、顽固、变态的体制中解放出来。他对西方世界的所见所闻,都没有丝毫动摇他对中国传统政治智慧的信仰,也没有改变他在面对其他国家时,以天朝重臣自居的心态。”
书评
李鸿章那代人不容易
马勇
如果以敬意和温情去看待中国历史,我们应该承认在过去两千年,中国之所以得以平稳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因为中国的政治架构,是因为涌现出一大批明君贤相。
李鸿章是两千年帝制时代最后的丞相,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长时期主管清政府对外通商以及交涉事务,很长时间是中国最高外交官,参与平定太平天国,主导洋务新政,处理晚清三十年最复杂的对日外交,是《中日修好条约》《马关条约》中方签字人。
在晚清数十年外交活动中,李鸿章是非常重要的人物,在过去“悲情近代史”叙事模式主导下,李鸿章被视为汉奸、卖国贼,好像对外妥协都不应该,好像如果不是李鸿章出面,中国的结局肯定不一样,一定不会签订《中英烟台条约》《中法会订越南条约》,更不会签订《马关条约》《辛丑条约》,也不会同意让外国人租借香港、胶澳、旅大、广州湾,更不会割让台湾、澎湖、辽东半岛,不会在马关议和、辛丑谈判中赔了那么多钱。好像近代中国的所有责任都应该由李鸿章承担,李鸿章以一人之身担负着近代中国落后、挨打、被欺凌的全部责任。
人们当然有权力这样指责李鸿章,李鸿章在其政治生涯中也确实有失误与不妥,比如在甲午战争后,李鸿章或许不应该意气用事弃东洋转亲北极熊,更不应该总是使用传统中国“以夷制夷”的老路办外交。他说中国外交在那时的最大难题不是自言自语、自说自话,而是要有国际视野、世界意识,要让世界觉得中国不是怪物,中国与别国一个样。只有让世界各国以平等身份待我,中国才有外交可言,才有国际地位。
李鸿章的认识是对的,只是历史条件的约束,有许多事情他可能知道,或许也已经想到,但是没有用。比如李鸿章的幕僚在19世纪70年代就向他详细讲述过西方富强并不在坚船利炮,并不在生物电化,而在制度,在于西方人有一个上下沟通无滞碍的议院制度。至于日本的明治维新,李鸿章也是最先详细了解的中国人,但是没有办法,中国只有经历了头破血流,只有到了彻底失败,方才醒悟,方才走上维新,学习东洋。
时代局限了一个人的能量发挥,这在历史上常有。李鸿章可以做得更好,可以给历史少留遗憾。然而,历史毕竟走过,没有办法遗憾,我们这一代人所能做的,就是弄清近代中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李鸿章那一代中国人所做的事情究竟具有怎样的意义。
如果从这样的历史视角去观察近代中国,我们就会有很不一样的发现。我们就会觉得李鸿章那一代人可能不是旧体制的捍卫者、裱糊匠,恰恰相反,他们心中的理想是期望中国和东西洋相近、相似或相同。换言之,他们是中国新的历史时代引领者。由此反观李鸿章办外交、理洋务,才会有不一样的感觉,才知道他们那一代人的不容易。
关于李鸿章的研究,国内外已有相当多的成果,许多人注意到了李鸿章思想的现代性,注意到李鸿章不是在为旧体制辩护、修补,但他究竟怎样思考中国未来,指出中国的方向,在过去的研究中注意不够。尤其是国内最近几十年将近代史高度教条化,李鸿章那些负面的帽子无论去掉多少,都无关于从根本上为李鸿章寻找到一个新的定位。
英国人罗伯特·道格拉斯写的这本《李鸿章传》值得一看。这不仅仅因为英国人的第三者立场,而且在于作者的写作并没有述及李鸿章的一生,而是到《马关条约》签订为止。作者与李鸿章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他对李鸿章在条约签订后所受到的委屈深表同情,以一个中立的旁观者身份,使用西方文献描述了李鸿章先前几十年风风火火推动中国进步的业绩。作者的看法,读者或许不能完全同意,但不同的意见正是学术发展所必须,也是读者兼听则明应该有的涵养。
专家评价
这是一本来自外部的传记,因为角度、高度以及参照物的不同,那些描述和评说会显得独具慧眼、别有意味。在很多时候,我们需要这种来自彼岸的“第三只眼”来打量我们自己,需要浸淫另一种文化的笔去发掘中国人和中国历史的心灵。除了真实和客观,在很大程度上,这些书籍还带有“过来人”的清醒。
——赵焰(著名作家、《晚清有个李鸿章》作者)
翻译这部传记,使译者有机会从局外人的角度,更清晰地看见百年之前的一个中国人的故事……道格拉斯虽然曾作为汉语通事……但正如作者在序言中坦承的,撰写一位中国政治家的传记,对于一个西方人是有一定难度的。翻译过程中,译者也发现原著中有个别常识性问题,确因文化差异而产生,在相关地方已有较为详细的译注。
——李静韬(本书译者)
精彩节选
攻克了这个战略要地之后,欧洲士兵们和中国军队并肩作战时不可避免的一幕发生了。守卫太仓城的7名声名狼藉的叛军首领被俘,戈登将他们转交给一位中国将领处置。我们不清楚这名将领是否向李鸿章请示过如何处置这些战俘,但是,很显然这几名战俘随后所遭受的极不人道的待遇是在李鸿章的默许下实施的。东西方在惩罚这一问题上的观念差异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人们几乎无法在同一个价值体系中对此加以评判。下面的酷刑在中国并不罕见:清军将领下令将俘虏绑在柱子上,把一支支箭插入他们的身体,从他们身体的各处剥下他们身上的皮,让他们以这种状态示众至太阳落山,然后砍掉他们的头。清军将领严酷的命令被一丝不苟地执行了,其野蛮程度引起了在华欧洲人极大的反感。维多利亚大主教(Bishop of Victoria)号召约翰·罗素伯爵约翰·罗素(1792—1878,是活跃于19世纪中期的英国辉格党及自由党政治家,曾任英国首相。——编注)谴责这一暴行,上海的多家外文报纸也详细描述了这一残酷的刑罚到底有多么野蛮和恐怖。有些描述可能略有言过其实之处,但无法否认的是清军方面现场目击者的证词是多么不可信:他说虽然每个俘虏手臂上的皮都被剥了下来,身体的不同部位又插着箭,然而这些受刑者“看起来并不怎么痛苦”。
所有这些指责没有对李鸿章产生实际影响。他很难理解怎么会有人关心被俘叛军所遭受的痛苦。这些严酷的刑罚在他看来是天经地义的,符合传统的道德规范。我们无法就此断定李鸿章天性冷酷;尽管对于他和多数中国人而言,生命本身的尊严似乎没有多少实际意义。据说,在他担任直隶总督期间,有一个受指控损坏了电报线的犯人被带到他的面前。犯人痛哭流涕,再三保证不会再犯。“别着急,”李鸿章说道,“我保证你不会有机会再犯了。”然后,他转头向狱卒下了一道简短的命令:“砍了他的头。”在处置战俘这件事上,李鸿章表现出丝毫不在乎叛军命运的冷酷,接替士迪佛立将军指挥英国驻上海军队的伯朗将军就此专门到李鸿章的大营提出过抗议,并直接表明如此不人道的事件若再次发生,他将不得不撤回所有在清军帐营中效力的英国军官和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