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和李鸿章也要巴结小京官
【作者】 戎丹妍
【报纸名称】现代快报
【出版日期】2011.09.09
【版次】第A28版(好书快读)
【入库时间】20111130
【全文】
[内容简介]
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官场史，在漫长的历史中衍生出了独特的官场文化，探讨研究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对当下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书中以中国历史为线索，博采史料，精心编排，真实还原了中国古代官场的本来面貌，展示了古代中国官员的生存状况，尤其揭露了隐藏于其中的灰色地带。
[上期回顾]
对于古代权力结构中的官员来说，除去血缘、地缘关系，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感情链接，那就是科缘格局。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同学关系和师生关系，而靠此衍生出的权力，也属于灰色地带范畴。《官场现形记》里的过富就是这样一个人物。
京官是相对于地方官而言的官僚群体，也就是在皇帝眼皮底下干活的官员。在明清时期，他们以不同的官阶分隶中央政府的各个衙门。当时有个说法：“以天下官人之额数而计之，京省大小之职不啻二万有奇。”也就是说，京官至少占去当时官员总额的一半以上。在这样一个庞大的官僚群体中，其中一、二品的大员毕竟还是极少数，绝大多数是那些中下级官员和七品以下的小角色。
按照常理，吏部提拔官员最看重的应该是这个官员的能力。但对于京官来说，并非如此，资历才是他们混迹官场的不二法门。在清朝，“资历”是衡量京官最重要的一项硬性指标。尤其在一些地位显贵，政务又不怎么繁忙的清要衙门将此看得更为重要，比如说翰林院、都察院、内阁、军机处、吏部、礼部等等。
这种论资排辈的做法，在客观上营造了官员晋升的公平环境。至少可以让京官们安于本分，心无旁骛地干工作。乾隆年间有的京官根本不愿意空降到地方上任职，他们宁愿碌碌无为地老死在京官的任上。纪晓岚就曾经书挽联嘲讽道：“道不远人人远道，卿须怜我我怜卿。”
京官里权重位显的官员毕竟只是少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常年呆在职微官轻的岗位上，即便如此，也无人敢小视他们。就拿“内阁中书”这个职位来说，官阶虽然只有区区的七品，却是一个很实惠的官职。因为经过一定的年限，“内阁中书”就可以拥有在官场进退自如的资格。既可以外补同知或直隶州知州这样正五品的地方实职，又可以被保送充任军机处章京，为接下来平步青云打下扎实的基础。有诗云：“莫笑区区职分卑，小京官里最便宜。也随翰苑称前辈，好认中堂作老师。四库书成邀议叙，六年俸满放同知。有时溜到军机处，一串朝珠项下垂。”“六年俸满放同知”，就可以由七品直接晋升为五品，羡煞了多少地方官员。
在京城当官，因为大家都是在皇帝眼皮底下博生存，不论官级大小，除了皇帝之外，高官不敢向卑官作威作福，妄自尊大。就拿当时的中央六部来说，任尚书、侍郎堂官的，其下属司员郎中、员外郎、主事见到他们时，只是抱拳一揖为礼，而一、二品大员的堂官则必须以起立致意的方式来还礼，官衔再大也不能坐在那里充大爷。
曾国荃攻克金陵后封了伯爵，有一段时间内调为兵部尚书。因为他是从军队起家的，当时军队里的领军者很会摆谱，与做京官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有一位司员手持文书来汇报公事，施过一揖之礼后，曾国荃坐在那里纹丝不动，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那位司员也有文人的傲骨，将手中文书往曾国荃面前一扔，用言语教育了自己的上司一顿。官当得再大，也要懂得礼数。作为行伍出身的曾国荃哪里受得了这个气，自知干不了这一行，不到一个月便要求外调到地方任职，仍去地方做他的巡抚总督。
京官穷得口袋里丁当响，这好像成了古代官场上达成的统一共识。但事实情况也不尽然。清朝官员实行的是低俸制，根据《大清会典事例》记载：“文武京官俸禄，正从一品俸禄一百八十两，米一百八十斛；正从二品俸银一百五十五两，米一百五十五斛；正从三品俸银一百三十两，米一百三十斛；正从四品俸银一百有五两，米一百有五斛……”
按照上面的规定，我们就拿“正从一品俸禄一百八十两，米一百八十斛”来说，换算成今天的钱粮，相当于一年两万多块钱。要知道，当时可没有一夫一妻制和计划生育，京官一家老小加上仆人，至少有十几口人吧。如果仅靠着台面上的两万多块钱，京官的日子几乎没法过下去。
京官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不能直接刮地皮。既然不能将手直接伸向地方上刮地皮，但是刮一刮地方官员还是有办法的。我手头有一个京城大小官吏啃噬地方高官的典型案例，属于典型的小京官吃大官员。
清朝同治年间，由太平天国起义引发的社会大动荡即将走到尾声，庞大的军费报销也提上了议事日程。挽帝国于危难中，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功不可没。按道理说，就算朝廷不重奖，报销军费也应该是不存在任何问题的。但是让曾、李二人想不到的是，手续齐全的军费报销居然会卡住。卡住他们的不是皇亲贵戚，也不是比他们高一级的京官，而是跟他们完全不是一个重量级的官场小人物，级别大多是七品的户部文吏（办事员）。
要想报销款尽快到位，如果当事人装傻，不给当事的户部书办“意思意思”，来回折腾个两三年也是很正常的事。这里“意思意思”的标准主要还是按照报销总额的比例抽取，总额越高，抽取的那部分也就越多。比如你要报销一百万，起码也要拿出五万到十万来打点、疏通各级胥吏。另外还有发饷、拨款等各个环节，都需要见庙就烧香，见菩萨就拜。你的礼没有送到，我就拖着不给办，看是你急还是我急，反正有的是律例方面的借口，也不怕担责任。当然这笔钱胥吏是不可能独吞的，权力集团的分肥不是让一个人吃饱，其他人饿死。
这一次，虾米要吃定大鱼，小吏要教教封疆大吏怎么做人。曾、李二人已经不是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了，遇到问题就要解决问题。以曾、李二人当时的地位，一个直隶总督、一个湖广总督。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居然和普通官员并无二致，也就是花钱、找人、托关系。
李鸿章托的人是王文韶，这个人是湖北省的一个道台，曾经在户部任过职，在部里也有着很深的人脉关系。王文韶对户部文吏这一套办事章程并不感到陌生，他先是托人去找具体办事的书吏，探探他们的口风。反馈回来的消息说，书吏们的胃口很大，要求得到一厘三毫的回扣。所谓“厘”，就是报销一百两给一两。一厘三毫，就是报销一百两给一两三钱。当时湘军、淮军要报销的军费加起来是3000多万两银子，按一厘三毫算“部费”需要40万两。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8000万元。
曾国藩所托之人是李宗羲，此人是江宁（南京）布政使（江苏省长）。其实李宗羲并不熟悉户部的人，他转托了一个叫许缘仲的中间人，由中间人出面和户部的书吏做了私下沟通。经过私下里的一番讨价还价，最后定下来8万两。尽管书吏做出了很大让步，但曾国藩还是不满意。即便只掏出8万两，筹措起来也是很麻烦的，因为这笔钱是不可能通过正式权力确定的财政制度到手的。于是，曾国藩又向皇上递交了一份报告，请求军费报销能够免于审计。皇帝看在他的面子上，也就同意了。但为了不得罪人，曾国藩在向皇帝打报告的同时，也表示，自己在前面和户部的书吏说好要给的8万两银子“部费”还是照旧给，但书吏们不能再漫天要价，不然真的就太为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