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广东任职重拳“打黑”
【作者】 雪珥
【报纸名称】民主与法制时报
【出版日期】2011.08.29
【版次】B05(旧闻)
【入库时间】20120620
【全文】
两广总督李鸿章履新后点了“一把火”，也是他短暂任期内唯一的“一把火”。他动用陆军、海军以及民兵重拳打击广东各地猖獗的黑恶势力，并从中央要到了“就地正法”的特殊权力。但这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在1900年到来之际，一场声势浩大的打黑运动，席卷广东。一时之间，各地城墙上、要道旁，纷纷悬挂起血淋淋的首级。究竟是什么，令77岁才履新的两广总督李鸿章大开杀戒？
新官上任唯一的“一把火”
就任两广总督时，李鸿章已经在政治冷宫中，足足憋了4年。甲午战败之后，李鸿章一人承担了几乎所有的政治责任和军事责任，一切荣誉和实权被剥夺殆尽。直到太平天国惊扰了清廷，李鸿章才重新回归权力核心。
戊戌政变之后，清朝的通商政策得到更大发展。法国人终于得到了广州湾（今湛江）的“势力范围”，开始圈地划界，频繁地与当地百姓发生冲突。遂溪的民众甚至在官员带动下，武装起来，与法军开战，局面相当混乱。
同时，英国商轮在广东水面、尤其是西江上不断被劫。劫匪都是当地人，当年12月11日，英国驻华公使向总理衙门发出了措辞严厉的照会，鉴于广东盗风甚炽、英轮数被劫掠，英国军队将自行打黑剿匪。
广东这个外交纠纷的热点和难点再度困扰着朝廷。清廷必须换上一个有能力和魄力的人去掌管大清国的南大门。于是李鸿章代理两广总督的任命，迅速颁布了。
就像当年《纽约时报》记者所说：“李鸿章就任两广总督，看似光鲜，却是一只‘内饰刺刀的笼子’，他不仅要面对法国这样咄咄逼人的外敌，还要对付北京的政敌们。”此时，李鸿章要在广东尽快站住脚，使“朝廷无南顾之忧”，必须解决一个棘手而迫切的问题：社会治安。
1897年1月，澳门《知新报》记载:“地球各国，盗贼之多，以中国为最；中国盗贼之多，以广东为最。”1899年11月的《广东日报》在《说贼》一文中说:“今日广东，贼之密布如棋局，遍地皆贼，官无文武，皆以防贼为虑；家无贫富，皆以防贼为虑……翻阅省港各报，其内地纪闻一栏，纪贼之现象者，十事而六七。”
黑势力盘根错节
自入清以来，广东长期活跃着号称“反清复明”的众多地下帮会。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帮会的政治色彩褪去，成为典型的黑社会。这些黑帮，通过“拜会”等方式，扩充队伍、收取会费，再通过绑票勒索、强收保护费、开设“黄赌毒”等，形成了庞大的“黑色经济”，俨然成了“二政府”。
广东实际上处于黑白两道共管的局面。民众不仅要供奉穿制服的政府，还要供奉这些不穿制服的“二政府”，这两种“政府”的界限也随着内忧外患频仍而不断模糊。
以军警为例，为了应对列强入侵和维持社会稳定，广东与全国一样，不时需要招兵买马扩充军警力量。不少黑道人士因此流入军中，这虽然有效解决了兵员的问题，却令军纪更为败坏。士兵公然穿着军服入室劫掠的报道，也时常见诸报端。
而政府基于财政的考虑，往往在内忧外患略有好转后，就立即遣散新募的军队，却又难以妥善安置退伍军人。这些军人，无论之前出身黑道还是白道，此时则干脆带着武器加入了帮会。
政府要打黑，就牵涉到经费筹措的现实问题。郭嵩焘在担任广东巡抚时，有一次例行抓赌，被抓的一个赌商斗胆提出，愿意缴纳高额罚款，代替受刑。这大大启发了郭嵩焘，之后，“以罚代禁”便成为广东治赌的土政策，罚款收入也成为地方财政新的增长点，皆大欢喜。
1875年，新任广东巡抚张兆栋有点书生意气，宣布严禁赌博，结果导致广东的赌徒大量流入澳门，仅“闱姓”一项，澳葡当局每年就能获得30万两白银的税收，自此奠定了澳门博彩业的基础。张之洞出任两广总督后，说服中央同意放开“闱姓”赌博，公开招标，每6年为一个承包周期，掀开了赌博合法化的红盖头。
赌博合法化虽然能为政府带来丰厚的“赌饷”，却也同时进一步恶化了广东的社会治安，陷入了“治乱缺钱——开赌增收——更为添乱”的怪圈。广东黑道渐渐失控，越来越多的地方士绅，为了自保也不得不加入帮会。黑道势力壮大，不仅敢于与官军正面冲突，而且也不放过境内的洋人。
“就地正法”重拳出击
广东最常采用的管理方式，除了组织军警进行运动式的打黑，还大办团练与完善保甲制。团练是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以来时兴的办法，著名的湘军、淮军，都是团练出身，从民兵升格为国防军、乃至成为国防军的主力。
办团练的同时，广东全省大力设立“保甲局”。这种源远流长的“秦王政”，试图以连坐的威慑力量，形成遍布城乡的预警网络，让黑道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但是，广东的黑道力量实在过于强大，连坐政策反而逼着他们大力降低入会门槛，吸引更多的成员。
客观说，在李鸿章之前，广东历届督抚并没有在打黑问题上掉以轻心。最常用的办法，就是出动正规军“清乡”，这成为广东的社会常态，一直延续到民国。与前任相比，李鸿章对于“打黑”并没有什么更好的招数。只是，他在细节的落实上，比前任更有执行力。
1900年1月27日，到任近10天的李鸿章，经中央批准，全面放开了广东的赌博行业，以广开财源，筹集包括打黑在内的经费。李鸿章开始整顿团练、保甲、兵分五路清乡，重拳打黑。他更进一步设立了专门的打黑机构——缉捕总局，并在各地开设派出机构，以便就地审判。
李鸿章更于3月14日从中央得到了“暂复‘就地正法’旧章”，以遏制“广东盗匪日炽”的特殊政策。“就地正法”，是大清国刑法中具有相当威慑力的一种刑罚。其实，死刑的审核权主要掌握在中央，并主要掌握在皇帝本人手中。
每年，所有被判处死刑的人犯，都要由皇帝本人亲自核准，皇帝用红笔打钩了的，才可以处决，这叫做“勾决”。死刑的核准权不仅是皇权的重要体现，也是中央权威的重要标志，国家重器，不可轻易下放。
但在动乱年代，为了发挥专政机器的震慑作用，从重从快处决人犯，这种死刑审核权会被下放给地方官员和军队将领。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就地正法”权被广泛运用，乃至滥用，战后，包括李鸿章在内的地方大员都希望继续保留自己手中的“就地正法”权，但几经反复，中央还是宣布收回。
如今，李鸿章为了震慑黑道，再度祭起了“就地正法”的旧招，得到了中央的批准。这意味着，本来要报经中央的死刑审判权，完全下放给地方，下放到李鸿章的打黑第一线。
在这次打黑中，李鸿章究竟“就地正法”了多少人，缺乏确切的数字。澳门《知新报》在“打黑”刚刚开始时报道：“半年以来各属拿获正法不下数百余名”，显然，“数百余名”这个数字是偏小的。至于瓦德西的日记里说的五六万人，似乎又大得比较离谱。具体的数字，在缺乏“数目字管理”的大清国，已是一个解不开的谜了。
可以肯定，李鸿章的确大开杀戒，即使没有起到树立法制权威的目的，也树立了李鸿章本人的权威。在庚子年由义和团与八国联军激起的动荡局势中，广东保持了相对的稳定，为之后全国的复苏打下了基础。但广东的黑道并未因李鸿章大开杀戒而根除，李鸿章的后任们依然不得不面对这个棘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