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为清王朝孤军奋战
【报纸名称】竞报
【出版日期】2012.08.16
【版次】第N20版(N20)
【入库时间】20121030
【全文】
本书是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布兰德近四十年中国生活观察的精粹，更是中西方有关李鸿章和晚清危机四十年历史的经典著作。从1900年作者在上海采访李鸿章萌发写作冲动，到1917年书稿完成，经历了17年的时间。作者以流畅而雄辩的文风分析了中国“19世纪的打造者”李鸿章在外交和军事变革中的得与失，并剖析了晚清官僚体系中的腐败问题。
李鸿章这样一位求真务实的人，要将毕生投入到如此巨大的任务中，且完全压到一个人肩上的原因是什么？
英国人亚历山大·宓吉先生或许可称之为中国近代历史上最称职的观察家和最精确的记录者。他曾提出一个疑问：像李鸿章这样一位求真务实的人，要将毕生事业投入到如此巨大的任务中，且完全压到一个人肩上的原因是什么？
他认为，中国人“相当聪明，不过一旦涉及他们在处理国家大事的能力时，就如同筑造沙丘城堡的孩童一样天真，自然而然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可能是他们一方也可能是我们一方，对其所面对的问题产生了一些基本误解。不过倘若我们考虑到中国人生活在道德力量支配的世界，由此，我们就可以解释通物质世界对于他们所谓的误解了，但误解仍不可避免会发生……”。
为了寻找二者间的妥协模式，李鸿章白白浪费了不少时间。倘若他如今还在世，那么他会凭借敏锐的洞察力发现，在如今让人心生恐惧的欧洲物质文明的结果中，中国坚持自己的古代信仰，正因为坚持自己的家族式统治体系，才有了新的且正当理由的自信。在同欧洲人长时间的耗费心神的打交道过程中，李鸿章经常扪心自问，也经常询问这些欧洲人：倘若一个国家获得的世界充满了杀人的制度，同时它也失去了自己的灵魂，那么这个国家会为此捞到怎样的好处呢？
尽管中国在物质上远不如“蛮夷”并因此遭到羞辱，但是中国文明构建的生活科学比任何“蛮夷”的社会都要更加合理化，更加人性化。
1896年，李鸿章在对欧洲和美国进行巡游时，面对那些令人惊讶的辉煌成就，他凭借着自己那成熟的判断力，甚至得出了一个无比诚挚的最终观点，那就是尽管中国在物质上远远不如“蛮夷”并且因此而遭到羞辱，但是中国文明构建的生活科学比任何“蛮夷”的社会都要更加合理化，都要更加人性化。正是通过比较性的观察，他才形成了这个判断，这一判断和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那本能的、坚定不移的信仰相一致。
我们会受到无论何种关于李鸿章生活的记载的误导，并错误地认为他的这个判断不足以解释这样的一个事实，即他对道德哲学的无比忠诚，一直隐藏在他坦言对西方机械科学的热情的背后，隐瞒在他所承认的这个热情推动着他所接受的这些科学的最强动力的背后。这个道德哲学体系比希腊和罗马的哲学体系更稳固，不是建立在军事化手段下的文明，它经历了时间的考验，而且从来不曾被征服，也不可能被征服。在为了寻找不可能出现的妥协的道路中，他也曾勤勤恳恳地购置过轮船和枪炮；不过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光里，他仍然让自己的信仰最终坚定地根植于中国的故土上，而且坚定地毫不动摇。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那更详尽的著作里找到证据。
作为19世纪中国开创者，李鸿章终其一生是一位孜孜不倦的奏折编写者，也是一位现实运动的评说者。
毕德格先生是李鸿章的美国秘书，他曾经保存过李鸿章的一本日记，据说这本日记竟然是得自李鸿章去世前所睡的床上，而且是偷着拿走的，一直被小心地收藏着，从不示于外人；德璀琳先生是李鸿章的心腹顾问，他和赫德爵士曾经在北京和天津分别保存了他们与李鸿章往来的大量信件和记录，不过这些信件和记录均毁于后来的义和团动乱；所以，从1870年到1900年，对于李鸿章在此期间众多对外事务上的秘密外交，后人只能靠着无尽的猜测和遐想来填充，并且现存的证据里还有一些地方存在着自相矛盾之处。
亚历山大·宓吉先生虽然已经去世，但在所有现代记录里，他的著作可以说是最珍贵的资料，不过这些资料也只是涉及了李鸿章生活中一段相对简略的时期；而且，由于宓吉先生与李鸿章是私交，加之他对这位大总督心存钦佩之情，所以导致某种平衡的缺乏，因此这些资料的可信度就在不同程度上遭受着质疑。《英国人在中国》是宓吉先生的另一著作，在这部作品中，他也表现出了同样的感情倾向。
李鸿章自己所写的大量著作，也是探究这位19世纪中国开创者的品性和终生事业的一个源头。毋庸置疑，李鸿章终其一生是一位孜孜不倦的奏折编写者，也是一位现实运动的评说者，不过，其影响只要存在于现存的人士中间，那么我们就无法得到更多、更准确的信息，以增加我们进行研究的资料。因此，我们有时候要对这些资料的占有者进行分析，有时候也要对这位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领导者和代言人所扮演的角色进行分析。
李鸿章的一位家人正式对外宣称，无论是在世界各地游历期间，还是驻留天津期间，这位总督从来不曾保存过任何日记。
1913年，一本名为《李鸿章总督传记》的书出版，据说是由一本来自李鸿章大量手稿的翻译集编纂而成的，包含了李鸿章曾经任职的各个衙门。据那位小心谨慎不愿透露姓名的编辑宣称，这本出自李鸿章传记的选集，是由那位已故的政治家的家人及朋友经中国政府的允许后向世人公开的。
不过这一定是一本冒名之作。如今，李鸿章的一位家人已经正式对外宣称，无论是在世界各地游历期间，还是驻留天津期间，这位总督从来不曾保存过任何日记。与此同时，事情的真相已经被查清，传记作者曼尼克斯先生事实上只是美国第九步兵部队的一名二等兵，1900年，他所在的部队恰好就在包括北京在内的华北地区驻扎。
不过，考虑到他作为同时为纽约《太阳报》和伦敦《观察家》撰稿的美国记者身份，我们可以断定他可能接触到李家的一些家庭成员或者接触到心甘情愿且具备向他提供一些传记素材的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找到众多对新生中国的建议性思考的痕迹，好像它将某些启示和灵感赋予了中国，所以，称其为天才的谎言真是一点儿都不过分。诚然，公众愿意付出真诚来接受书中的内容，仅仅因为它在丰富人们的知识方面是有一定的益处的，尤其对增加人们深入了解远东历史上的人物和事务的知识，更是大有裨益。
从李鸿章的“装模作样”的公文可见，中国官僚们的生活、行动，都有其独特的方式；也表露出他对政治和道德环境的本能的服从。
李鸿章以书面的形式指认的继承人或继任者也许认为在他死后编写一些感想奉献给他是比较妥当的方式。对提供给中国官方的种族思想方面，他们也具备一些独特的参考价值。事实上，李鸿章很少记载自己的感情，他绝少就此方面的情况在自己的日记中书写。李鸿章辞别人世不久，他的兼职幕僚，也是最顺从他的谦逊的办公人员盛宣怀就将自己编写的李鸿章的官方公文在上海出版。
实际上，就这些文件的用处来说，与其说它们对历史有用处，还不如说它们对帝国法令和清朝编年史的编撰更有实际的价值。从那些声称颇具权威性的中国历史记载，以及记载着李鸿章在其中发挥重大作用的那段历史来看，意即从太平天国起义那个时代一直延续到义和团运动，那种明显的“装模作样”的氛围笼罩在李鸿章的这些公文中，由此可见，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大环境下，中国的官僚们生活着、行动着，以其独特的方式存在着；对于作者对他的政治和道德环境的本能的服从，公文中也有所表露。
但是，平心而论，它们的主要价值有两点，其一是在偶然中表明了这位儒学家用淡然处之的姿态对待现实世界，其二就是表明了他之所以具有这种高姿态，总体上是出于他对中国出神入化的治国思想的信仰。
当我们以一个客观的态度分析他的成就和他的错误及失败时，我们不应忘记那些非同寻常的不断增加的困难：对内来说，在“神圣的遗产”中，清政府的权力逐渐衰落；对外来说，欧洲人不但将危险信号发出，而且他们的一只脚已经踏进了中国的国门，但是这个时候，李鸿章冷静从容地应对当前的局面，而且差不多是孤军奋战。
《李鸿章传：一个英国记者四十年中国生活札记》
（英国）约翰·奥特维·布兰德著
安徽人民出版社
李鸿章：清末裱糊匠
李鸿章（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字子黻、渐甫，号少荃、仪叟，晋封一等肃毅侯，谥文忠，安徽合肥人。中国清末重臣，同时是将领兼外交官，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淮军创始人和统帅。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
李鸿章曾总结自我作为：“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间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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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民国跑“两会”
以我而说，那年不过刚足十八岁……清帝不久退位，暗杀暴动一类的事，略可结束。同人等多半在天津办报，为公开之革命宣传。赵铁桥诸君所办者，名曰《民意报》。以甄亮甫为首的我们一班朋友，所办底报则名《民国报》。当时经费很充足，每日出三大张，规模之大为北方首创。总编辑为孙炳文浚明烈士；我亦充一名编辑，并且还作过外勤记者。今日所用漱溟二字，即是当时一笔名，而且出于孙先生所代拟。
新闻记者，似乎是社会上一项职业了。但其任务在指导社会，实亦非一个初入社会之青年学生所可胜任。现在想来，我还是觉得不妥的。这或者是我自幼志大言大，推演得来之结果吗！报馆原来馆址设在天津，后又迁北京。民国二年春间，中国同盟会改组中国国民党成立，《民国报》收为党本部之机关报，以汤漪主其事。
作新闻记者生活约一年余。连参预革命工作算起来，亦不满两周年。而以与社会接触频繁之故，渐晓得事实不尽如理想。对于“革命”、“政治”、“伟大人物”……皆有“不过如此”之感。有些下流行径、鄙俗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凶暴之事，以前在家庭在学校所遇不到底，此时却看见了；颇引起我对于人生，感到厌倦和憎恶。
在此期间，接触最多者当然在政治方面。前此在中学读书时，便梦想议会政治，逢着资政院开会，必辗转恳托介绍旁听。现在是新闻记者，持有长期旁听证，所有民元临时参议院民二国会的两院，几乎无日不出入其间了。此外若同盟会本部和改组后的国民党本部，若国务院等处，亦是我踪迹最密的所在。还有共和建设讨论会和民主党的地方，我亦常去。当时议会内党派的离合，国务院的改组，袁世凯的许多操纵运用，皆映于吾目而了了于吾心。许多政治上人物，他不熟习我，我却熟习他。这些实际知识和经验，有助于我对中国问题之认识者不少。
《梁漱溟自述：我是怎样一个人》
梁漱溟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