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和李鸿章的主幕因缘
【作者】 董丛林
【报纸名称】河北师大报
【出版日期】2010.04.25
【版次】第06版:第六版
【入库时间】20120820
【全文】
曾国藩和李鸿章都是晚清重臣、名臣，两人分别是湘、淮派系的首领，私人关系也非同寻常。当然，是曾国藩早成，李鸿章后起，并有着提携与被提携的关系，这中间离不开曾国藩纳幕李鸿章的一段因缘。
咸丰八年（1858年）的腊月，时为湘军统帅的曾国藩在江西建昌大营，迎接了李鸿章这位有意入幕的客人。要说，他们之间并不陌生，早就有过交往，建立下了特殊的关系。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生于道光三年（1823年），小曾国藩12岁。他的父亲李文安与曾国藩为同科进士，这样，李鸿章之于曾国藩，自然更是“名正言顺”的晚辈。他是道光二十七（1847年）年中的进士，此前也有过会试不第的经历，为“蟾宫折桂”的理想，在京学习、准备应试的时日里，就师从曾国藩。中进士并成翰林之后，也仍然认此师门，其间的师生关系就这样建立并保持下来。
及至曾国藩在湖南办“团练”期间的咸丰三年（1853年）春，居职翰苑的李鸿章也接到了回安徽办团练的任务。不过，他没有像曾国藩那样的“团练大臣”身份，而是给和曾国藩级别仿同的安徽籍大员吕贤基作帮手。究其事由，笔记材料中记有这样的大致情节：有一天李鸿章逛书市，遇见同乡某君，得知安徽省城被太平军攻陷的消息，他便上门策动时任工部左侍郎的吕贤基上奏建策救难，被委托代为拟稿。李鸿章赶忙完成，吕贤基也就呈递上去。这天午后，着急等消息的李鸿章去吕家探询，“及门，闻合家哭声如有丧者”，进入堂室，吕贤基从屋内倏地跳将出来对李鸿章说：“君祸我，上命我往，我亦祸君，奏调偕行。”是说由于李鸿章怂恿上奏，结果被朝廷把回籍办团练的差事派到自己头上，这岂不等于被你李鸿章祸害了，那你也别想脱干系，我奏调你与我一同去。李鸿章被派回籍当吕贤基办团练的帮手，就是这样“引火烧身”的。
吕贤基受命时其一家人的惧祸悲哀情绪，似乎真成了祸兆，吕氏于当年十一月间果真送命，而李鸿章还有其父李文安，虽说继续坚持操办团练防御“贼匪”，但终究无大成效，李鸿章还落了个“翰林变作绿林”的讥名。他不能不试图寻找新的出路，于是，凭借与曾国藩的旧有关系，又通过其兄李瀚章的牵线搭桥，谋求投赴曾国藩的幕下。李瀚章比鸿章大两岁，也曾拜曾国藩为师，还在湖南署理过几个县份的知县，随后较早地进入曾国藩幕府并被欣赏和看重，日后他在仕途上不断升迁，终成封疆大吏，实与在曾幕的奠基分不开。而乃弟李鸿章这时要入曾国藩幕，也与他的引荐不会没有关联。先前结下师生之谊的曾国藩与李鸿章，事后未再见面已有多年，李瀚章在曾幕自然可以连通其间的一些消息，而促其直接谋面则是因为李家遭太平军“焚劫”，其家眷由李瀚章接来江西南昌暂住，李鸿章也就便而来与曾国藩晤谈。在其尚未抵达之前，曾国藩就在咸丰八年 (1858年)十月初给友人的信中道及此事，可见不是随机遇合，而是事先谋定。
曾国藩对于李鸿章的“傲性”自有了解，似乎是为了先考验他一番，甚至有意“摧折”他一下，虽说在接待和晤谈上决不失礼，但开始并没有表现出对其人渴求之极、迫不及待的样子，在李鸿章来到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尚未明确表示聘用他。李鸿章有些着急起来，就让当时在曾幕的同科进士、友人陈鼐（作梅）探寻消息。陈鼐说：“少荃（李鸿章字）以昔年雅故，愿侍老师，藉资历练。”曾国藩回答：“少荃翰林也，志大才高，此间局面窄狭，恐艨艟巨舰，非潺潺浅濑所能容，何不回京供职？”陈鼐说：“少荃多经磨折，大非往年意气可比，老师盍姑试之？”曾国藩这才答应下来，接纳李鸿章入幕。
不过，对其人的考验并未就此罢休，下述继续考验和训诫的事情即颇典型而且有趣：曾国藩有早起的习惯，并且在黎明时分必召集幕僚一同用餐。想来，这也是为约束幕僚们培养早起的习惯，又可借机议论一些事情。但爱睡懒觉的李鸿章以此为苦，这天，借口“头痛”推辞不来。曾国藩知其真由，便三番五次地派人去催促其前来，说人到不齐就不开饭。李鸿章看实在挨不过去了，只好“披衣踉跄而往”，来加入一同用餐。饭间，曾国藩没有就此说一句话，等吃完了，将筷子一放，“正色”对李鸿章说：“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随后便没再说什么话，李鸿章“为之悚然”。记述此事者评论说，这是曾国藩素来深知李鸿章“才气不羁，故欲折之使就范也”。
李鸿章自己虽然不会这样说，但后来他也与人述及当年被曾国藩要求一道吃早饭的事情，并且承认从中受益：“我老师实在厉害。从前我在他大营中从他办事，他每天一早起来，六点钟就吃早饭，我贪睡总赶不上，他偏要等我一同上桌。我没法，只得勉强赶起，胡乱盥洗，朦朣前去过卯，真受不了。迨日久勉强惯了，习以为常，也渐觉不甚吃苦。所以我后来自己办事，亦能早起，才知道受益不尽，这都是我老师造就出来的。”可以印证，曾国藩在借早起用餐之事训之以“诚”，尽管是出于“笔记”材料中的记述，但当为真实可信的。李鸿章还向人忆述过，当时曾国藩与幕僚一班人一同用餐并惯于借机论事的情节：“饭罢后，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他老人家又最爱讲笑话，讲得大家肚子都笑疼了，个个东歪西倒的，他自家偏一些不笑，以五个指头作把，只管捋须，穆然端坐，若无其事，教人笑又不敢笑，止又不能止，这真被他摆布苦了。”这也生动地反映出曾国藩性格和做派的一个侧面，即很讲究严肃持重，纵有恢谐幽默也决不为之所溺。
其实曾国藩是个爱开玩笑的人，即使在政事上也时不时地表露出来。譬如有一天，他接到一个姓李的把总（低级武弁）用“移封”的呈文，而“移封”是表示平行关系的文书移送，决不可用于给长上大员的文书。想必李把总没有什么文化，不懂当时官场上的公牍程式。若是遇上爱拿臭架子、装腔作势的官员，岂不觉得对方轻视、侮辱了自己，要火气十足地大骂人家“蠢材”、“放肆”吗？可曾国藩没有，而是挥笔批下了这样的“三句半”：“团练把总李，行个平等礼。云何用移封？敌体。”所谓“敌体”，意为彼此地位相等，无上下尊卑之分。他在这天的日记中，就有对此事的记述，并有“见者无不绝倒”之说，可见是文文雅雅地逗了个大乐子。
曾国藩的诙谐、幽默，是一种“潜隐”而非张扬型的，他平时待人处事，则一副深沉庄严的样子和“言必信，行必果”的规矩派头。这一切，都不外乎他“内省”功夫的体现。而这方面大欠火候的李鸿章，不但以气态轻慢为曾国藩所诟病，而且因“少诚寡信”为曾国藩所训诫，也就不足为奇了。李鸿章在意态上表现得过于外露而又“粗俗”。他暴躁而不求自羁，对人动辄恶言秽语，遇事易激，甚至不惜大打出手。就是在曾幕时，一次与湘将彭玉麟遇会，说话中彭氏讥评“忽涉皖籍人士”，李鸿章针锋相对地回击，以致两人对打起来，“相扭扑地”。一直到晚年，李鸿章此性仍未稍改。譬如，因为一个来访的同年在谈话中自夸其著作，李鸿章讥笑人家“中进士不得翰林可羞”，对方以“翰林宰相不得文差(指做考官掌文衡)亦可羞”反唇相讥，这似乎一下子触到了李鸿章的痛处，他当即大怒，“以手杖击之”。他平时说话也惯带不雅的口头禅，据说，“对下属若喜之，则必曰：‘贼娘好好的搞’（合肥土白）”，这比近人蒋介石的“娘希匹”粗俗得当有过之而无不及。可属员受他之骂者，“无不喜形于色”，自以为是走红了。
当然，李鸿章在曾国藩面前不能没有节制，但即使捎带出来的“不羁”味道，曾国藩也是不能听任的，故屡有考验和训诫。正式进入曾国藩幕府之后，李鸿章被安排“初掌书记，继司批稿、奏稿”，成为机要文案。他对工作处理得妥适有序，显出“业务”上确实把好手，从而赢得曾国藩这样的称道：“少荃天资与公牍最相近，所拟奏咨函批，皆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而李鸿章“亦自谓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自此如识南针，获益非浅”。上述不管是曾国藩还是李鸿章的话，应该说都不为客套虚言，是由衷而发，两人相互支持，互利互惠，当然，这时主要是李鸿章对曾国藩的依恃。曾国藩纳幕李鸿章，总算有了一个较好的开头，两人关系也基本和谐，不过，嗣后也有波折。
咸丰十年（1860年）曾国藩做了两江总督，对东线吴区也负有军政责任。按照他自己的铺排，先进驻皖南祁门，摆出兼而东顾的架势。本来，鉴于祁门属军事地理上的“绝地”，部属中许多人其中也包括李鸿章，劝曾国藩不要进驻那里，但曾国藩固执己见，结果，到后马上陷入了极大的被动和危险境地，军事上连连失利，其中就包括部属李元度兵败徽州。李元度从曾国藩的湘军出战伊始就跟从相助，甚至在战场上救过曾国藩的命，两人关系非同寻常，曾国藩也曾常念李氏之恩。而李氏此番兵败，固然与他不甚知兵而又有违曾国藩的指令，犯了指挥上的错误分不开，但更根本的原因还是为总体上的军事被动形势所制约。曾国藩不检讨自己，也不念与李元度的旧情，执意要对他奏劾。而当时起草奏稿这类事情为李鸿章职事所属，李便拉上另一幕友，前去与曾国藩相争，不被听从，便说：“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曾国藩毫不相让，说：“我自属稿。”李鸿章说：“若此，门生亦将告辞，不能留侍矣。”曾国藩亦不挽留，发话：“听君之便。”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果真很快离开了曾幕。
不过，李鸿章离开曾幕后，并没有膺任其他职事，基本处于“赋闲”状态，并且与曾国藩处未断绝通讯联系。也有朋友这样劝他：“此时崛起草茅必有因依。试念今日之天下，舍曾公谁可因依者？既有拂意，终须赖之以立功名。”李鸿章自己何尝不明白这个“玄机”，只是要找个台阶下而已。这个台阶自然还是由幕主来铺合适。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的夏间，曾国藩就写信给李鸿章，明确邀他“速来相助”。李鸿章顺坡下驴，很快复来就幕。到这年末来年初，运筹派员领兵“东援”上海，李鸿章终获此任，因有组建淮军之机，成为他脱离曾幕而独立山头并成一方大员的直接契机。
可见，李鸿章的崛起，与充当曾国藩幕僚的这段经历分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