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两广总督李鸿章广东“打黑”
【报纸名称】大连法制报
【出版日期】2012.01.13
【版次】第09版(悦读历史)
【入库时间】20120720
【全文】
1872年的李鸿章
这是两广总督李鸿章到任后的“第一把火”，也是在他短暂的任职期间内唯一的“一把火”。他动用了陆军、海军以及民兵（乡勇），高密度、大兵力出击，重拳打击广东各地十分猖獗的黑恶势力，并且从中央要到了特殊政策——“就地正法”的杀人权。一时间，广东各地城墙上、要道旁，纷纷悬挂起血淋淋的首级。在新世纪到来之际，一场声势浩大的“打黑”运动，席卷了广东。从1900年1月18日李鸿章到达广州，到当年7月17日离开广州北上，只有短短的半年时间，平均每个月的处决人数高达近万人。
出任两广总督
李鸿章在政治冷宫中，足足憋了4年。甲午战败之后，李鸿章一人承担起了几乎所有的政治责任和军事责任，一切荣誉和实权被剥夺殆尽。1899年11月24日，慈禧太后以皇帝的名义颁发圣旨，任命李鸿章担任商务大臣，前往各通商口岸考察商务。这一任命，对李鸿章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信息——解冻开始了。
12月1日，李鸿章向太后和皇帝表示，自己将先对天津的商务进行考察，估计需两个月，春节之后再到烟台、青岛、上海等通商口岸第一线考察。
此时的通商大埠广东并不安宁。法国人终于得到了广州湾（今湛江）这个“势力范围”，开始圈地划界，频繁地与当地百姓发生冲突。遂溪的民众甚至在官员的带动下武装起来，与法军开战，局面相当混乱。同时，英国商轮在广东水面、尤其是西江上不断被劫。劫匪都是当地人，杀人越货时让“洋大人”们充分享受到了“国民待遇”，该杀照杀，该抢照抢。12月11日，英国驻华公使向总理衙门发出了措辞严厉的照会：鉴于广东盗风甚炽、英轮数被劫掠，英国军队将自行“打黑”剿匪。广东这个外交纠纷的热点和难点再度困扰着北京。此时，清政府从外交、财政等大局出发，必须换上一个有能力和魄力的人，去掌管大清国的南大门。于是，李鸿章代理两广总督的任命迅速宣布了。
广东“黑道”失控
李鸿章要在广东尽快站住脚，使“朝廷无南顾之忧”，必须解决一个棘手而迫切的问题——社会治安。
自入清以来，广东长期活跃着号称“反清复明”的众多地下帮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帮会的政治色彩逐渐褪去，成了更为纯粹的“黑道”。打家劫舍的“盗匪”与帮派会党合流，成为典型的“黑社会”，他们组织严密，装备精良，声势浩大。这些“黑帮”，通过“拜会”等方式，扩充队伍、收取会费，再通过绑票勒索、强收保护费、开设“黄赌毒”等，形成了庞大的“黑色经济”，俨然成了“二政府”，令广东实际上处于“黑白”两道共管的局面。
以军警为例，为了应对列强入侵和维持社会稳定，广东与全国一样，不时需要招兵买马扩充军警力量。不少“黑道”人士因此流入军中，这虽然有效解决了兵员的问题，却令军纪更为败坏。士兵公然穿着军服入室劫掠的报道，也时常见诸于报端。而政府基于财政的考虑，往往在内忧外患略有好转后，就立即遣散新募的军队，却又难以妥善安置退伍军人。这些军人，无论之前出身“黑道”还是“白道”，此时面临着“下岗”，不少干脆带着武器加入了帮会。如此一来，就形成了恶性循环，为了对付日益猖獗的“匪患”，广东又不得不经常加强“警力”。
要“打黑”，就牵涉到经费筹措的现实问题。郭嵩焘在担任广东巡抚时，有一次例行抓赌，被抓的一个赌商斗胆提出，愿意缴纳高额罚款，代替受刑。这大大启发了郭嵩焘。之后，“以罚代禁”便成为广东治赌的土政策，罚款收入也成为地方财政新的增长点。
1875年，新任广东巡抚张兆栋有点儿书生气，宣布严禁赌博，结果导致广东的赌徒大量流入澳门，仅“闱姓”（利用科举考试进行的赌博方式）一项，澳葡当局每年就能获得30万两白银的税收，自此奠定了澳门博彩业的基础。但这种“利权”的流失，大大刺激了广东的爱国人士们。在他们的呼吁下，张之洞出任两广总督后，得到了兵部尚书、著名的湘军将领彭玉麟的支持，说服朝廷同意放开“闱姓”赌博，公开招标，每6年为一个承包周期，承包费用高达440万元，相当于每年73万元，掀开了赌博合法化的“红盖头”。
赌博合法化虽然能为朝廷带来丰厚的“赌饷”，却也同时进一步恶化了广东的社会治安。广东“黑道”渐渐失控，越来越多的地方士绅，为了自保也不得不加入帮会。
开赌筹集经费
在李鸿章之前，广东历届督抚并没有在“打黑”问题上掉以轻心。而最常用的办法，就是出动正规军“清乡”。除了组织军警进行运动式的“打黑”之外，广东最常采用的管理方式，是大办团练与完善保甲制两种。
1900年1月27日，到任近10天的李鸿章经朝廷批准，全面放开了广东的赌博行业，以广开财源，筹集包括“打黑”在内的经费。除了早已公开经营“闱姓”赌博方式之外，山票、铺票、番摊、彩票、“小闱姓”等赌徒们早已喜闻乐见的地下博彩全部合法化，由政府发放执照，招标经营。在为此而于4月23日成立的商务局中，刘学询被任命为局长，而他担任大股东的“宏丰”公司，除了已经承包经营的“闱姓”之外，还承包了山票、铺票的经营。
对于李鸿章到任后全面开赌，梁启超是大不以为然的。他认为，这是李鸿章“最流毒于粤人者”。梁氏的指责，虽然在理，但看人挑担不吃力，设身处地为李鸿章考量，还是有求全责备之嫌。日后广东城头上不断变换大王旗，那些新的大王即便在野时痛责当权者诲毒诲盗，坐上位子后也只能萧规曹随，大征赌税。赌税于广东历届政府而言，不是“饮鸩止渴”的问题，“鸩”早已成了日常的饮用水源了，也从根本上保证了广东“黑帮”的可持续发展。
严惩广东“黑道”
在大抓赌博这个新的支柱产业的同时，李鸿章开始重拳“打黑”。
李鸿章设立了专门的“打黑”机构——缉捕总局，并在各地开设派出机构，以便就地审判，并分兵五路进行大规模“清乡”。而且，经朝廷批准，他于3月14日得到了“暂复‘就地正法’旧章”，以遏制“广东盗匪日炽”的特殊政策。这意味着，本来要报经朝廷的死刑审判权，完全下放给地方，下放到“打黑”第一线——李鸿章的“刀”因此磨得飞快。
“就地正法”，是大清国刑法中具有相当威慑力的一种刑罚。在《大清律例》明文规定的少数“就地正法”情形中，广东是有这个权力的。但是，根据《大清律例》，广东的“就地正法”权，被严格限制在“内河盗劫”，而且有详细的条件限制。其实，死刑的审核权主要还是掌握在朝廷，并主要掌握在皇帝本人手中。每年，所有被判处死刑的人犯，都要由皇帝本人亲自核准，皇帝用红笔打勾了的，才可以处决，这叫做“勾决”。
拿到了杀人权的李鸿章，究竟为这一次重拳“打黑”出动了多少兵力难以统计。但仅在新会、顺德及香山交界一带，负责“清乡”的连州代理知州李家焯，手下的兵力就有1200名，并有12艘巡船配合。
而在这次“打黑”中，李鸿章究竟“就地正法”了多少人，更是缺乏确切的数字。澳门《知新报》曾报道：“半年以来各属拿获正法不下数百余名”，但报道出笼时，李鸿章的“打黑”才刚刚开始，“就地正法”的权力还没到手，显然，“数百余名”这个数字是偏小的。至于五六万人的说法，似乎又大得比较离谱。
可以肯定的，李鸿章的确是大开杀戒了，即使没有起到震慑“黑道”、树立法制权威的目的，也绝对达到了树立李鸿章本人权威的目的。尽管如此，广东的“黑道”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缓解。甚至到了民国，曾经将“黑道”作为依靠力量、乃至主要依靠力量的新政权，也不得不在当权后调转枪口，大力镇压“黑道”。“就地正法”搞得广东到处血雨腥风。据《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