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是非非李鸿章（一）
【报纸名称】南国早报
【出版日期】2007.11.09
【版次】第053版 (文化)
【入库时间】20101230
【全文】
“最厉害的”曾国藩，在用人上厉害的一招就是选择了李鸿章为接班人。 李鸿章是曾国藩严格意义上的真正的学生。他在初次会试落榜后的“乙丙之际”（即1845－1846年），即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奠定了一生事业和思想的基础。曾死后，他的名声很长一段时间比生前还高，这得力于李不断为他的老师鼓吹宣扬。在曾去世后的30年中，李执掌了中国军事外交大权。作为一个不倒翁，四朝元老，近代史的关键人物，他的经历等于大半部近代史。 李鸿章来自安徽。南方人北上进京，一般而言，卢沟桥是他们的必经之地。遥望北京，不知有多少布衣感慨万千，借卢沟晓月抒发豪情。李鸿章在赴京途中，曾写下《入都》诗十首，以诗言志。在外地青年立志要进京混出个模样的豪言壮语中，比较起来，还是李鸿章写得率直些： 丈夫只手把吴勾，意气高于百丈楼。 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觅封侯。 定须捷足随途骥，那有闲情逐水鸥。 笑指卢沟桥畔月，何人从此到赢州。 许多许多年之前，草莽英雄陈涉、吴广等去当时的边城渔阳（也就是后来的北京）戍边，走到李鸿章家附近的蕲县大泽乡（即安徽宿县），突然来了灵感，干脆斩木为兵，揭竿为旗，杀向北京，“尽掠燕地”。而李鸿章写上面这首诗的时候大约20岁，也是陈涉、吴广的年纪。全诗洋溢着愤青式的“空山疯语”。知徒莫若师，其中“三千里外欲封侯”、“那有闲情逐水鸥”两句，正应了后来曾国藩对李“只顾拼命做官”的评价。进京就要拼命跑官、做官，要不就是瞎耽误功夫，或者简直没必要到北京去混。李鸿章年纪轻轻就一语中的，看明白了为什么进京，进京干什么以及如何干——那就是要“拼命做官”。李鸿章成亦于此，败亦于此。 从20岁的合肥青年一直混到太子少保、内阁大学士，中堂大人，李鸿章无疑是近代中国的跑官、做官的模范，他具有封疆大吏的素质，危难时刻以战功现身，是不折不扣的中兴之臣。这和曾国藩的耳提面命及力荐不无关系。很多人认为，从1861年开始一直到1901年，是清政府建立以来中国相当关键的一段历史时期。而在这40年当中，中国所发生的大事，几乎无一例外地和李鸿章有着密切的联系。从1862年当上江苏巡抚，一直到1901年他离开人世，李鸿章在晚清的社会政治舞台上涉及的领域之广，所经办的事情之多，几乎是同一时代任何政治家都无法比拟的。 进京是要当官的，当官要先拜把头。晚清官场里最大的把头是皇上和太后，二把头无非是李鸿章和张之洞。1900年，李张联手刘坤一演出了一出“东南互保”的好戏。八国联军打进北京，他们三个封疆大吏为保存实力，联合起来作乡愿，把中国官场的韬光养晦、死不出头的气功发挥到出神入化的地步。北京城为八国联军所毁，许多未能逃走的京官举家自焚，他们却袖手旁观、见死不救。作为手握雄兵的朝廷大员，这三个家伙对于北京城被毁，无论如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李中堂以爱才和网罗人才著名，但更像是骗人的，足以忽悠“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的学者。李鸿章在用入当中，一方面用了一些刚从学校毕业的人，但是没有担任要职，更多的是用了一批当年跟随他打仗起家的淮军部属。整个淮系将领1300多人，近700位是安徽肥东、肥西人，大多占据要缺。用梁启超的话来说，这些人同李鸿章“昔共患难，今共功名”，“徇他私情，展转汲引，布满要津，委以重任，不暇问其才之可用与否”。这为甲午之败、北洋水师覆灭以及洋务运动的失败埋下了祸根。为李中堂讳的当今中外博学之士，往往将李之贪，解释为拿钱养幕僚，自己掏腰包给国家养人材。李中堂当然不是一件好事也没干，但是，他干的好事的确比他的老师曾文正、他的同事左宗棠要少一些。比如在澳门糊里糊涂跟着传教士上了学的容闳，没有功名却被保举了四品官，并特批他率领首批留学生到美国去，这是曾文正公干的。而同样没有功名但精通西学的严复，到了李鸿章手里就只能不死不活地当个闲人给挂起来。据说李认为严复这个人不通情理，妄自尊大，口无遮拦，不会搞关系，因而不适合当官。仅就严复吹捧西洋文明好在“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名则屈私以为公”这一句，就已经像是在骂北京城的学士全是伪士，整个朝廷的官员全都自私，这样的“愤青”当然永不可录用。当严复在英国海军学校的日本同学伊藤博文指挥日本海军消灭中国北洋舰队时，严复在李鸿章手下仍然是个鸡肋和摆设。福建青年严复和浙江青年王国维毫无疑问是晚清最杰出的人物，是旧时代最后的天才和新时代第一批天才，但是作为南方人，他们在北京水土不服，在这个空旷的大城里迷失了方向，像明末李卓吾一样，最后他们都被北京吞噬了。“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李鸿章受到用人不当的责难也就是当然了。 严复对于他那个时代的京华人物的评价甚低，以为北京的气氛是“泄沓晏豫，顾取延岁时，见兔既不思顾犬，亡羊复不思补牢”。总而言之，是好一个混字、拖字、懒字了得。他还把这个话写在给皇帝的报告里，由于戊戌变法的失败，皇帝没能读到他的这份报告，但是1901年皇帝下诏进行迟到的改革，却终于用了更狠的说法：“困中国者，在一私字，误天下者，在一例字。”连皇帝都这么说，可见北京的风气如何，难怪公车上书里面有三点：拒和、变法、迁都，康有为等的变法主张甚至要效法当年完颜亮的“迁都”豪举，竟然有废了这个首善之区这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