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怎样“给上级打报告”
【报纸名称】南方日报
【出版日期】2008.04.29
【版次】第B08版 (南方文化)
【入库时间】20101230
【全文】
今年是戊戌变法110周年,一本与这段历史有关的历史类图书《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开始热销。该书对晚清名臣李鸿章的重要奏折与信函进行细致解读,勾勒出李鸿章由幕僚到封疆大吏再到晚清重臣的发迹轨迹,对其人其事进行了客观的评价,也呈现了晚清帝国逐步崩溃的全过程。以史鉴今,书里也解析了洋务运动对于今天改革开放的启示,分析李鸿章在历史漩涡里既敢于做事、又精于自保的政治哲学。昨日,记者采访了该书作者、著名学者雷颐。
◎晚清四十年敬李鸿章之才,悲李鸿章之遇
记者:中国近代史上有那么多的人物,为什么您选择了研究“晚清四十年”的李鸿章来反映那个时代的变化和动荡?
雷颐:实际上有很多人物的经历都可以反映那个时代,像曾国藩、左宗棠等。但是从1860年洋务运动开始,到李鸿章1901年去世,在那个时代他活的时间最长,参与的事情最多。从上世纪80年代我就跟随导师研究洋务运动。洋务运动中最重要的人物是李鸿章。作为中国第一个近代化运动,洋务运动有大成绩,也有大局限。而通过李鸿章的经历能更生动反映出中国社会的升降,透视晚清政坛风云、朝廷生态。
记者:为什么通过分析李鸿章的奏章来表现这个人物?听说连李鸿章的老师曾国藩也很佩服李鸿章写奏章的本事,您从这个角度写仅仅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雷颐:从奏折里,不仅可以了解李鸿章丰富的性格,他的老谋深算、考虑缜密、讲究自保,也更能折射当时官场的生态和晚清历史的某些真实面目。李鸿章是晚清大臣中写奏折最有学问、最有技巧的。奏折也是中国政治文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下级给上级打报告”,怎么“打”?“上级怎么看下级的报告”?这是很有讲究的。通过奏折我就可以分析当时的一些政务、外交等大事的推进过程。另外,他还给清朝官员做启蒙,解释炸弹前面多粗后面多细,解释蒸汽机怎么运作,像对待学生一样,这些都细致地写在他的奏折里,很有趣。
记者:一百多年来,李鸿章一直都被称为“卖国贼”,因为中国近代史上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大多由他签署。但是在这本书中您对他的肯定却远远超过对他的否定。
雷颐:对李鸿章历来争议很大。我个人认可梁启超的评价:“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李鸿章才识过人,但忠于清廷,识见有限,境遇可悲,是时代的悲剧人物。他自己曾经感叹:“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好、海军也好,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在清朝的大框架中,他只能是一个裱糊匠。当时的清政府就如一间破屋,就算是有裱糊匠东补西贴,但究竟决定不了里面的材料。签订卖国条约、割地赔款,都是朝廷的决定。李鸿章是主管北方洋务的北洋大臣,与外国谈判签约是其职责,而割地赔款又是朝廷太后之决定,因此李鸿章签约是政府行为而非个人行为,说卖国只能说清政府卖国。而且,签订《马关条约》时,他据理力争,在《辛丑条约》签订之前,他要去谈判,对英国港督说:联军将领一定不要报复。
他有残酷无情的一面,比如1863年他在苏州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违反诺言设计诛杀了8个降将。但他也同情康梁维新派,在不危及自身安全的情况下支持维新派。而他推动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功绩,也应该被我们看到。修铁路,建招商局、兵工厂,创办海军……李鸿章是冲破重重阻力,冒了很多风险才做到的,他努力在推行革新。
◎李鸿章模式
既敢于做事,又精于自保
记者:当年李鸿章是支持维新变法的,他本人更是洋务运动的倡导者,但是他却能够在光绪和慈禧之间的“夹缝”中生存,他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
雷颐:李鸿章作为洋务健将,改革口号喊了很多年,主张变法这一条是怎么也赖不掉的。他之所以支持康、梁,是因为康有为、梁启超所做的事是他想做但是没有做的,在心里李鸿章是很佩服他们的。所以他对康、梁一直都持一种“保护”态度,后来他抗旨不肯挖康、梁两家祖坟也体现了这一点。
但当时的当权者是太后,只要让慈禧知道,自己只是表达了对变法的一些观点和态度,但是绝对不会具体参与其中。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可以犯“思想错误”,但是不会犯“组织错误”。这就是李鸿章作为老官僚的官场智慧。官场的“李鸿章模式”就是当官既要做事,又要自保。他既敢于做事、开创新事业,又精于自保,善于经营自己的势力、维护自己的利益。
记者:很多人评价李鸿章主持的洋务运动只是单纯地学习西方的科技,无法深入到文化和制度的层面,最后也无法达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就说明了这一点。梁启超也曾批评洋务派“不敢破格”。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雷颐:我们既要看到洋务运动的巨大贡献,也要看到它的不足。我们想想最开始连架电线、修铁路都遇到了极大的阻力,当时就有“顽固派”认为这些东西外国可以用,但是中国人不能用。他们认为电流通过地下会惊动祖坟。洋务派学习西方技术的行为在当时就受到了中国几千年传统思想的抵制,更何况是中国的政治制度?所以,当时洋务派可谓举步维艰,并不容易。
记者: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之间的关系?他也为中国创造了很多个“第一”。
雷颐:洋务运动的意义就在于它从两个方面提供了借鉴意义。第一,一定要有经济现代化；第二,仅仅有经济的变革还不够,一定要有政治变革,没有政治的变革,最终还是会失败。政治变革要以经济变革为基础,没有政治体制变化,最后经济体制变革是维持不长久的。在洋务运动中,李鸿章起了很大作用,办了中国很多“第一”。对于这一点,在20年前,学术界基本上是否定的。从1979年起,学术界对洋务运动重新评价,才基本肯定了它是中国在近代化道路上第一个进步运动。那么对李鸿章,对洋务派也就有正面评价了。
◎历史通俗化
真实是科学,想象是艺术
记者:您如何看待现在很流行的通俗历史写作?像《明朝那些事儿》前段时间就炒得很火。
雷颐:现在所谓的大众史学热,其实是史学从危机和冷门这样不正常的位置回到了一个比较正常的位置。在其他国家,史学都是比较热门的东西,很多历史学家写的著作都十分通俗好读,并能给人以教育和启发。这种写法中国过去有过,但没有引起注意。我们研究历史,说的都是大事,但事实上这些大事背后都是小事,尤其是对于普通百姓而言。在叙述历史的过程中,我主张一定要突破学术文本,因为历史的真相往往是在文本背后。和绝大多数人的生存状态相关的,就是历史的细节,而不是某个时代的纲领口号和当政者的主张。
记者:用细节对历史进行梳理和写作的方法,会不会在将来成为历史类读物写作新的潮流?什么样的历史读物可以被称为“史书意义上的好书”?
雷颐:对于这些书的写作方法,可能很多人认为怎么会这样?其实,这是很多历史学家想干的事情。可以说,这使传统史学的写作方法复活了,以前我们喜欢以论代史,而不是这种轻松、有趣的写作方法,事实上,历史写作需要多样化。我相信,复活历史细节的写作方式会成为一种新的历史写作的形式。
记者:现在很多历史小说和历史题材电视剧,经受不住一些观众挑剔的眼光。
雷颐:我很少看历史剧,因为我觉得研究历史的人有一个职业病,看电视剧往往不是欣赏它,而是挑错,这样就没有欣赏的愉悦了。看历史类的图书也是如此,我也比较喜欢较真。有一次,我读台湾作家高阳的《胡雪岩》,一读就放不下了。后来我觉得他写的很多文章搞得很细,很准确。我觉得历史小说有一个共同的规范,就是大的范围不离开史料,不离开历史的真实,但是文笔和合理的想象又很充分,有吸引力。现在许多人写出来的文章,要么就是干巴巴的文章,要么就是戏说历史,这很不好。
记者:有人担心,在大众史学的写作中会有一些问题,比如由于注重了文学性,学术性、真实性可能会差一些。
雷颐:的确如此。追求历史的真实是一种科学,但重新建构历史,并且在表述的时候能够很生动、细致又有一定的想象,这就是一种艺术了。长期以来,史学被公式化教条化,甚至在谈到某个历史问题时要求引哪些经典语录都是有规定的,很多历史学家其实已经丧失了叙事的能力。
本报记者 蒲荔子
实习生 周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