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次贤良祠：李鸿章断想
【报纸名称】大地
【出版日期】2000.06.00
【版次】
【入库时间】20100601
【全文】
文李洁
一
8月去北京，想住齐鲁饭店。这段时间，我们当地的报纸上连续有广告，说这座位于京城什刹海处的新开的宾馆，是“山东人在北京的家”。我是个四海为家的旅人，不在乎住哪个地方，但对名胜古迹总是难以释怀，所以就打听着来到这家饭店。
这里的位置果然不错，位于地安门西大街上的《中国妇女报》大院里，后头是什刹海，前面是北海，在面南的五楼房间里正好看到北海公园里著名的白塔和琼岛。而眼下东邻处，是一座绿树掩映着的绿琉璃古建筑，这种庙宇式的老房子在北京城里并不鲜见。
地安门东西大街拓宽成了平安大道，是一条与长安街平行的贯穿京华东西的通衢。这条大道上，有段祺瑞的执政府，有孙中山的行宫，有郭沫若故居和恭王府旧址，还有北海后门，人文景观十分辉煌。地面如此，地下更是了得，报纸上说，施工以来这条路下屡有考古发现，几乎每拓宽一米都有文物出土。真是步步有宝。
过午4点，太阳依然很晒。我循着柳荫街去恭王府花园。从当年颇有权势的恭亲王的花园，转到他的马厩亦即现在的郭沫若故居。郭宅红门虚掩。尽职的值班老人称今天星期一，不开放，要看明天再来。好在我对郭先生并无多大兴趣，所以在门口处往纵深打量了一下就心情平常地拐回地安门大街。
临近齐鲁饭店时，那座紧傍饭店的绿琉璃瓦古建筑缠住了我的视线。
我越过壕沟上的木板，径直走过去。山门上的蓝底金边匾额写着“梁园饭庄”。“梁园虽好，不是久居之地。”我默念着这句古语，正猜想这是清代的什么有名的饭店时，看门老人拦住了我，问我要找哪家。原来，这里已是居民院儿了。
此院甚窄，绿瓦红墙大殿几乎紧靠山门。我随口问老人以前这是什么地方，老人答：“贤良祠”。
我一下子懵住了。
贤良祠，一个让我想了好久的地方啊！晚清最毁誉不一的大官僚李鸿章最后住的地方不就是贤良祠吗？我所知道的贤良祠原为贤良寺，为纪念这位辞世的“中兴重臣”，皇帝将贤良寺改为了专门祭祀李鸿章的贤良祠。
它居然还在，而且，正在修复！正门与两边的碑亭的飞檐，都不动声色地掺入了白花花的新的木檩；而庙两侧的灰灰的院墙，也是新砌的；一帮民工正在山门两侧盖些不大的房子。
我回头问看门老人：当年李鸿章是否在此住过？
老人说，他住没住过我说不上，现在是住家的。不过，这个庙有两百多年历史了，碑亭里写着呢。
两座六角碑亭分立大殿东西两侧，因是皇家专用的金琉璃瓦覆顶，所以在这个殿堂皆为绿瓦的寺院里显得很出眼。我径趋东边的碑亭，从高大的御碑上，读到了深镌着的楷文：
敕建
御制贤良寺碑文
…………
雍正十一年癸丑九月二十四御笔
不期而遇的贤良祠哟！
二
史载：1901年11月7日，当朝地位最高的文华殿大学士（俗称“相国”）、议和全权大使李鸿章在贤良寺里与世长辞了。死前，这位20岁时其诗即“为世所传诵”的老人赋诗吟志：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尽，请君莫作等闲看。
当时，李中堂的噩耗传到正在回銮途中的慈禧和朝廷那儿，正在忧心忡忡地“为之流涕”的刚强的老太后竟然“震悼失次”，而随扈人员“无不拥顾错愕，如梁倾栋折，骤失倚恃者”，“至此等关键，乃始知大臣元老为国家安危之分量”。随驾西逃的吴永在《庚子西狩丛谈》一文中，记下了李鸿章之死给整个统治集团带来的极大震惊和惆怅。
然而，并非一片赞誉声。尽管清廷给了死者极高的荣誉，旨谥“文忠”，追赠太傅，安徽合肥原籍与他生前工作和战斗过的所有省份都建立专祠纪念，开了清代汉官的最高恩典，但这个当了太长时间的老臣，死后－－特别是近五十年来－－总是多遭骂名，除“大汉奸”、“满清政府的得力爪牙”、“镇压义和团运动的刽子手”之外，最常见的头衔是“卖国贼”。因为从1870年李鸿章继承其恩师曾国藩的遗职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就成了清廷外交第一人，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些丧权辱国的条约，大都是他签订的。其中，中日《马关条约》、《中俄密约》和最后的《辛丑条约》，使中国损失最惨重，因而也最为国人所痛恨。
其实，就在他活着的时候，欲置他于死地而后快者就大有人在。
晚清朝廷分为保光绪皇帝地位的“帝党”和紧跟太后的“后党”，“帝党”多是权力中心之外的清议之士，“后党”皆为身担要职的实权派。累累头衔在身的李鸿章自然被目为“后党”的头号人物，在光绪皇帝的暗中支持下，在结有宿怨的“帝党”领袖翁同和的号召下，清议派健将、光绪的大舅哥志锐和瑾、珍二妃的家庭教师、翰林院侍讲学士文廷式相继上疏弹劾他，说他“昏庸骄蹇，丧心误国”，直欲陷他于死地。他们不光给皇上和太后正式打报告，而且还跑到宣武门外的松筠庵号召同志联衔奏疏参他。一时间，朝里朝外，反李高潮汹涌澎湃，天下皆曰相国可杀。
光绪皇帝早就恨他不听自己的话，战争期间，皇上一遍遍直接用电报命令他仗该怎么打，但他竟然每次都抗命，而且还振振有词地陈述弱不敌强的理由；而太后也未必对这个拥有数万精锐军队的老汉臣多么信赖，但她比年轻气盛的光绪更明白李鸿章的存在价值。于是，就有了“环顾盈庭，……无人可代此任者”的答复，强大的反李势力在御前被告知，“所奏毋庸置议”——你们说的有什么可讨论的呢？最终，朝廷只是给了罪责难逃的他一个名誉上的处罚：“拔三眼花翎，褫黄马褂”而已——这曾是皇上赏给一个汉人的最高荣誉。换一个人，怕是早连头也保不住了。
彼时美国在华顾问与一位日本官员的一段对话，也可以看出李鸿章无可替代的重要性。美国人感慨：“试问朝廷不用李中堂，更有何人足与东洋抗手乎？”日本人信服：“中国如罢斥李中堂，我等军务更易成功矣！”
中国败了，北中国海的海军司令部被人堵在窝里砸了个稀巴烂。这个时候，朝廷要想废了李鸿章的话，是什么借口也不必找了的。但他太重要了，去日本谈判停战，还非他莫属。本来朝廷派了求和的使臣，但日本人认为不够格，点名让在中国官场能说了算的李鸿章来谈。于是，他非但没成罪人，反而成了不可替代的国使。《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他负骂名黯然返国。虽依然保留着大学士的荣誉头衔，但已经没人答理他了。他被命令呆在京城“入阁办事”，因为在京没有房产，就只好到这封疆大吏们晋京时常下榻的寺庙里栖身，默默忍受着世态炎凉。谁让他是签约人来着？同级官僚无须再来看他，弟子门生多已叛离，政敌们还在不停地聒噪。在静静的贤良寺里，他日日数着晨钟暮鼓，幽愤中以读史籍、临碑帖打发无聊的时光。
但他的救国宏愿没有随北洋水师的“致远号”等战舰一道沉没海底，他的努力已经远播京华以外的中国各地。后来先后做过国民党中央总务部长和中共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就说过，童年时，在他们湖南农村，“李鸿章的富国强兵之说对一部分青年的吸引力很大”。他们走出乡壤寻找救国之途，都是和李鸿章的影响分不开的。
第二年，被晾起来的李鸿章总算有了新的使命，他奉派周游列国，从上海放洋，先后到俄国、德国、荷兰、比利时、法国、英国和美国转了一大圈儿，成为第一次出访这么多国家的中国政府最高级官员。大开眼界的他，本以为可以再以最后的精力为中国做点什么了，却不料，刚去军机处上第一天班，就被最高领导扣罚了一年的工资。起因很简单，他从国外回来时，曾去凭吊已成废墟的圆明园，哪知此时里面正在修复，这里又成皇家禁地了。于是，这个出国半年多对此事一无所知的老臣擅闯禁地，罪该革职，只因“得旨加恩”才“改为罚俸一年不准抵销”。他吃了个哑巴亏。
三
李鸿章再次屈居庙里养光韬晦。
但他一直留意着墙外的风起云涌。这时的他，对康有为等新生力量发起的维新运动产生了共鸣，他孜孜以求的“自强”运动不也是与维新一样的目的嘛！这个不甘落伍于时代的老人立即作出反应－－尽管他所深恶痛绝的“帝党”成员成了维新派的同盟并一直在痛骂他，甚至，拒绝他参加活动，但他还是先后为“强学会”和《强学报》捐金以示支持－－用“政治投机”解释此时李鸿章的所为是没有道理的，他一个光绪朝中最老资格的“中兴功臣”不需要拍尔等小字辈的马屁。在变法新风倏尔吹进宫里时，他作为最有资格的大臣之一，与翁同和、荣禄等大臣代光绪帝约见康有为。思想保守的荣禄上来就堵了康有为一句：“祖宗之法不能变！”被康有为干脆利索地反驳了个哑口无言；而李则只慎重地问了一句：“若把现有的政府部门统统都撤了，那些法律不就要全废了吗?”（然则六部尽撤，则例尽弃乎？）－－表面是他在无动于衷的提问，实际上他是在引导康有为向诸重臣尽诉改革之必要。这个老到的政治家，不动声色地在观察事态的发展。
不过，他曾对他信任的一位外国传教士说过：现在政权掌握在守旧派手中，所以稍明新学的官僚得格外小心。他对康有为的认识也十分清醒：虽有才能，但终是“经院书生”。真是入木三分！尤为难得的是，在戊戌政变后，他竟然派人去找康有为“慰行”。
且看他的侄婿的回忆文章：
合肥在都，逢人辄语云：“康有为吾不如也，废制义事吾欲为数十年而不能，彼竟能之，吾深深愧焉。”故都人多目为康党。
这种“都人多目为康党”的说法终于在变法失败后成了他被追究的把柄。慈禧太后手执弹劾他的奏章召见时，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有人谗言你是康有为乱党的人呐。
好一个李鸿章，不光不否认，反倒朗朗回答：
“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
记下李鸿章这种骨气的文章继续写道：慈禧听后，默然不语。
在严厉追查暴乱分子的紧要关头，一个堂堂一品大臣敢于向怒气冲冲的一把手坦言自己的政治观点，这种正气今天读来也令人感佩不已！还有，从这君与臣的简明对话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发动政变的慈禧，似乎也并不是个听不进逆耳之言的迫害狂。
出逃后的维新运动领袖康有为曾致函李鸿章，感谢他“助吾革政”，并“深知公维新之同志”。看看吧，都叫“同志”了，这应该是对李鸿章在维新运动中的政治态度的最为权威和公正的鉴定吧？可惜我们读到的教科书，都是把他列在了顽固的保守派一边，说他是激烈反对维新的“后党”主力，所凭何据？
后来，他去了广东，官是小了些（总督为正二品），但气可能顺了些，因为，那些喋喋不休的骂声追不上他了。在那里，他又暗中与更被清廷视为洪水猛兽的孙中山联系上了，因为孙中山早就上书给他，希望以他为社会改革的靠山，但那时，他没回应。现在，他派心腹与革命党进行密谈，却因孙中山对他疑虑太深而终未与之谋面。走上中国改革潮头的机会，又一次与这个极聪明的汉族大官僚失之交臂。
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北方兴起，他认为这是让外国人侵略中国的又一个心腹之患，“攘外必先安内”，只有镇压了迷信误国的“拳匪”，中国才能腾出精力来对付外患－－但这句“攘外”与“安内”的话让后来的蒋介石给学了去，一味滥用，竟成了令人不齿的反动话。此乃题外之语。结果，朝廷不听他的意见，利用义和团向洋人开战。这次，输得更惨，连京城都守不住了，朝廷让慈禧带上了简陋的马车颠簸着逃往西北去了，他却受命回京给他们揩屁股。当然，这又必然要惹一场举国上下的暴骂！
对贤良寺以外的绵绵诟骂，生命垂危的李鸿章清楚着呢，所以，他的绝命诗中，出现了“秋风宝剑孤臣泪”的极为感伤的句子。有谁知道他身陷敌军宫中的一片孤忠呢？然而，骂归骂，他还要对那些詈骂不止的同僚们作最后的提醒：
“海外尘氛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
而今，近一个世纪已经过去了，但我们对这位晚清最重要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和实业家，是否一直在“等闲看”呢？
四
我是“反右”那年出生的青岛人。我所读到的“李鸿章”三字，全是一种不屑一顾的蔑称。我当然深信不疑。“文革”结束后，有机会读到不断开禁的书，才对这位同姓的古人有了点不同以往的认识。后来，我调入青岛日报社，报社就在岛城最美丽的青岛湾畔，我们办公室的宽大的窗子下面，就是著名的青岛的象征－－栈桥。从线装的《胶澳志》中，我知道，这座名闻遐迩的长桥的最早名称，叫“李鸿章栈桥”。
天天俯瞰这座古老的码头，我开始对从小爱看的那部影响极大的电影《甲午海战》中那个冥顽不化的老头子有了新的认识。
1891年，列强瓜分中国的潜流涌动，狂潮在即。洋人们都是持船坚利炮从海上打过来的，要防御他们的入侵，必须大力建设海防。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在东道主山东巡抚张曜的陪同下来到青岛及周围地区视察，决定立即增兵这个不冻不淤的天然良港，并“用旅顺船厂铁材，筑南海栈桥，以便军旅起卸”。由是，青岛有了栈桥。正是李鸿章，对外患较其他朝臣特别是清议派有了更早的清醒的认识，着手加强了包括青岛在内的中国沿海地区的战略防御工程。但李鸿章后来又说：“胶州湾地居南北洋之中，为北来第一深水澳，……唯目前限于经费，无可筹拨。”于是，他不得不把只能建两个军港的钱投在了辽东半岛的旅顺和山东半岛的威海上。
3年后，日本挑起甲午战争，心比天高，命似纸薄的李鸿章一手缔造的中国第一代海军在威海的基地里被捣毁。
又过了3年，庞大的德国军舰出现在青岛的栈桥外海。北洋水师已无舰迎敌。青岛守军长官是李鸿章的淮军老部下－－带了四营兵来防守青岛的前登州总兵章高元。章大人奉命不得应战，于是，德国人没费多大事儿就占领了青岛，转年（1898年）的3月，为期99年的《胶澳租借条约》签约，与翁同和一道在条约上签字的李鸿章当然再次成为千夫所指的卖国贼。
山东半岛样子有点像一把宽刃的刀，威海像刀尖，而青岛则像深藏在近手柄处的暗槽。威海锋芒毕露，青岛含威不露。因为没有钱，一向含蓄的中国人只好首选外露的威海作军港，而外向无羁的西方人却早瞄上阴伏着的胶州湾，早在他们登陆之前，就把这一带的山形海貌气象潮汐研究得透透的，山东巨野县那边的两个德国传教士一被杀，这边就立即冲了上来。
中国军队（包括全部洋装备的海军）为什么屡战屡败？李鸿章该承担多大的责任？闲暇之中，我偶尔会看着历百年潮涨潮落而不垮的栈桥，想这类没有答案的问题。
后来，在美国人费正清主编的那套《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我得到了答案：
今天再来估计这场战争，不管怎么说，中国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首先，战争的一方日本这时已成为一个现代国家，民族主义使它的政府和人民在共同的目标下团结起来对付中国，而作为另一方的中国，它的政府和人民基本上是各行其是的实体。日本的战争努力动员了举国一致的力量，而中国人民几乎没有受冲突的影响，政府几乎全部凭借北洋水师和李鸿章的淮军。
是啊，一个万众一心的青壮年国家和一个处处被掣肘的老帅的子弟兵对打，其他各省的总督和巡抚们都在当看客，你凭什么认为这个老头子能赢？
五
1995年深秋，我在日本呆了十几天，东道主是总部设在下关市的《山口新闻报》。
到达下关的第一天，我们被热情洋溢的异国同行邀去游览当地的名胜古迹。下关是个很安静也很美丽的日本南方城市，沿海风光和我们青岛还真有点像，当然比我们要干净得多。当汽车顺着海滨大道驶到闹市边缘的时候，一座华丽的日本庙宇出现在眼前。这就是我们要看的赤间神宫。
现在想来，我对那座红柱绿檐的有八百年历史的日本庙已经没有更多的印象了，只记得庙里很大的菊花开得正艳，而那位留着头发的日本住持和尚则不停地向我们深鞠躬。日本人客气得让人受不了。
紧挨神社的是一个叫春帆楼的大饭店。楼前草坪上有一座不大的两人的半身塑像。这两个铁青着面孔斜对着的，是座日本古典风格的小二层楼，门口的木牌上写着一行很触目的正楷大字：日清讲和纪念馆。
下关就是原先的马关，我们来到了《马关条约》谈判和签订的地方！从1895年到1995年，正好过了一百年，我们可是一百周年来此凭吊国耻的唯一一个中国代表团？
“千古伤心过马关……”我不由地想起康有为过台湾海峡时的喟然长叹。
走到门前那座白白的标牌前，我记下了上面的文字：
日清讲和纪念馆
这个纪念馆，是为了公开展示日清讲和会议的珍贵资料，于昭和一二年（1937年——作者注）开馆的。
这些展品，特别是椅子，曾在滨离宫里使用过；吊灯、暖炉、砚台、墨水瓶、印泥等都是展现当年讲和会议的珍贵历史资料。
明治二十八年（一八九五），在附近的春帆楼会议室举行的日清讲和会议，在世界外交史上留下了一笔。日本全权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和清国讲和全权大臣李鸿章二人为中心，两国的代表列席参加了议和交涉。
另外，在此次交涉途中，发生了清国全权大臣李鸿章曾遭暴徒狙击而负伤的事件。
陪同我们参观的其中一位，是干了十二年下关市市长的一个老头儿，叫井川克巳，都快八十岁了，还一兜劲。他见我们脸上笑意渐隐，便一个劲儿地双手合十说起什么－－翻译说他是替先人向中国人道歉。他还说，1945年那会儿，美军飞机天天来轰炸，城里的大部分房子都毁了，东边的赤间神宫和原先的春帆楼饭店也成了一片废墟，但唯独这座木制的小楼安然保存了下来，真是奇迹。我看着老头儿十分虔诚地说着，突然替他算起岁数来：退回半个世纪，他这个二十来岁的高大男子难保不是皇军的干活！那时，他们对我们中国人还会这么客气吗？
跟着老人，我们走进了纪念馆。屋不大，几乎就一间会议室，一百年前谈判的摆设全在。那些精致的古典式的吊灯、西班牙造的带铁轮的暖炉和大小十六把高靠背椅子，依然定格在一个世纪以前，对照着墙上的大幅油画，在这异国他乡，我们与李鸿章之间的距离一下子近多了，近到只隔着一层落地的玻璃。玻璃外，我们不堪回首。
那年的3月19日，中国政府全权大臣李鸿章带领儿子李经方和美国顾问科士达等随员抵达马关，第二天，即与日方的全权代表、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和外相陆奥宗光开始谈判。伊藤博文为什么选下关作为谈判地点？原来，这儿是他的故乡，他不光成为第一个敢吃有毒的河豚鱼的日本人，而且还要做第一个让敌国代表来家乡称臣的一代名相。一方正打得上瘾，只想拼命抢占地方，为日后停战多捞些好处；一方只想立即停战，哪怕以赔款来补偿日本的军费。伊藤提出了中国完全不可能接受的苛刻条件，谈判陷入僵局。
24日下午4时许，闷闷不乐的李鸿章离开会场返回下榻的接引寺（该寺在春帆楼左侧）。途中，两侧围观的人群里突然冲出一个丑陋的男子，对准李鸿章的脸上就是一枪！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枪击外国来使，这种旷世未闻的荒唐事竟然出现在一切都装作彬彬有礼的日本国，这不能不叫天下人耻笑和愤慨！此时，狂热的日本武士被日军在中国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他们指责本国政府过早与中国政府举行谈判会得利太少，于是，这个叫小山丰太郎的浪人就冲了出来。
李鸿章血流满面地倒下了。谈判自然中止了。在全世界面前，日本人的面子丢尽了。天皇急派自己的御医赶到下关为中国全权大臣诊疗，并降旨缉捕并严惩了凶手，伊藤与陆奥前往榻前慰问致歉，日本政府自动降低了谈判条件，《马关条约》随之签订。可怜的72岁高龄的李鸿章，以自己的流血换来了中国的少一些的损失。
昏沉沉的纪念馆里，四壁挂着几幅字画，有一两幅的落款似乎是侵华日酋的名字，而这座小馆开馆的年代正是中国人民铭心刻骨的1937年！这个时候建成这么一个纪念馆，他们是在提醒全体得了狂躁症的日本青少年们像先人一样去侵略我们吧！这墙上的字与画只会称颂自己民族昔日的骄傲吧！去你妈的！我在心里骂了一声，极快地走了出来。
小楼对面，是一条极幽的小路，路牌上写着的路名……竟是“李鸿章小道”！
真想不到，李鸿章的大名会被日本人当成路名，这肯定是全世界唯一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路。当年，李鸿章就是在这条回住处的小路上遇刺的。那粒嵌入他左颊骨的子弹不敢取出来了，只好留在里面了。呜呼！我的备受凌辱的先人！
六
李鸿章是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所谓洋务派，说白了，就是引进外国先进的东西，把国民经济尽快搞上去。所以，洋务派干的都是功在后代的实事儿。
李鸿章是中国最早倡办实业的带头人，中国最早的重工业如江南制造局、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机布局、黑龙江漠河金矿和中国的第一家棉纺厂，第一条铁路，第一个电报房等，都是他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一手创办的。
特别应该提到的是，他一气办了这么多大型或超大型企业，目的并不是为给自家捞钱。他从中央政府抠，从各省同僚手中要，同本乡富绅那儿筹，弄来的钱，要孝敬老太后一部分，剩下的大都“官督商办”了实业，只为一件事：中国自强。他说：“欲自强必先裕饷，欲浚饷源，莫如振兴商务”。这话就是拿到今天来说，也还掷地有声！
经商是为了强国，督军是为了卫国。然而，天不遂人愿，当年的翰林院编修李鸿章忙碌了一辈子，先秀才领兵，打出一个骁将的盛名；再经办洋务，办出一片全国刮目的实业；后搞外交，熟用“以夷制夷”之兵器，却先胜后败以致屡试屡败，惹得国人暴骂不已。用外国人来牵制外国人，这并不是他的专利。战国时期我们的老祖宗就屡试不爽。到大清国时，人们也是频频试用，鸦片战争时期的中国著名思想家魏源不就一再这样呼吁吗？不过李鸿章用得最频也曾最有效而已。甲国来攻了，他敦请乙国出面干涉；丙国挑衅了，他动员丁国从旁加以牵制。他的理论是：我们自己打不过人家嘛，就得请有实力的人来帮忙；让帮忙者捞点好处，那也是应该的。但这个外交宗旨却最终还是让中国陷入了挨打受辱的可怜泥淖中。权重位高的他无疑是有责任的。
不过，老人自有一腔子苦水。他有一个贴切但很不中听的“纸论”－－且听他向门生诉说他的理论：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他进一步把大清江山比作了一间纸糊的破屋，自己只是裱糊匠而已，遇风雨来袭，“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李鸿章与我们永远相违了。
《大地》 (2000年第十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