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的中堂脾气
【报纸名称】周末报
【出版日期】2009.09.04
【版次】第16版：西窗烛
【入库时间】20120620
【全文】
李鸿章一生毁多于誉，他的“中堂脾气”是原因之一。
自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遭受朝野的责备而被调任后，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职位就落到李鸿章的肩上。此后的25年间，他始终没有离开这一职位。外国公使因为厌恶总理衙门大臣的遇事推脱、不负责任，常以李鸿章作为交涉对象。因此，中外一切交涉事件非他莫办，李鸿章一人身系中外的重望。
自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中法战争时，梁鼎芬以“十可杀”的大罪疏请朝廷将其“明正典刑”后，他就一直成为清议攻击的对象。他的“中堂脾气”，实在是他召谤和妨害事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所谓“中堂脾气”，是说李鸿章自大、目中无人又好弄权术的个性。
李鸿章的这一脾气，早在他未发达前，就被曾国藩看出了。李鸿章在曾国藩幕府时，常谎称头痛而不愿早起，被曾国藩指责的故事，是世人熟知的。其后他奉命赴上海时，曾国藩又写信告诫他说：与洋人交往，一定要讲究诚信。这显然是针对他“好弄权术”和“自大傲人”的性情而发的。
李鸿章的这种个性，在梁启超笔下也有相同的记载——
李鸿章接人待物，常带傲慢轻侮之色，与外人交涉，尤轻侮之，其言行如同市侩。
他的这一个性，在对外交涉上发生了很恶劣的影响。
李鸿章对于日本始终存着“蕞尔岛国”的轻视心理。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日军侵略台湾。李鸿章极为愤怒，将日本公使召到天津，厉声斥责，并取案上纸笔大书曰：此事如春秋时期之不义战。
李鸿章之激动心情可以理解，但他的举措不免有失外交礼仪，何况又是对一向“小心眼”的日本人呢？
10年后，伊藤博文为朝鲜问题亲来天津与李鸿章商议，李鸿章对这日本首相十分倨傲，使伊藤博文颜面尽失。可见他是如何的自大傲人!
外国人常批评晚清之中国官僚只讲面子而不务实际，这一观点似乎即由李鸿章身上引发而来。俄国人对此体会得更加彻底。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出使俄国，祝沙皇加冕。俄国财政大臣维德奉命接待，“初次见面时，对李鞠躬极为深低”，故意客气恭敬。有一次，维德在李鸿章下榻之处，土耳其苏丹忽然来访。李鸿章对苏丹大呼小叫，以至于苏丹拂袖而去。吴相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