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顶徽商李鸿章
【报纸名称】中国经营报
【出版日期】2011.08.01
【版次】第56版(新商帮)
【入库时间】20120110
【全文】
风云录
国有企业管理体制下，“一把手”缺乏有效监管和制衡，对外盲目投资受挫，内部又心态失衡，假公济私，过度追求个人及小圈子利益。
文 / 吴胜
1862年4月6日，官居四品的道员、合肥人李鸿章忐忑不安地率领两千湘淮勇丁，由安徽省城安庆整装登上英国麦坚齐公司的三条轮船，沿长江驶往上海。春水浩荡，不到三天他们就出现在上海十六铺码头。随后，李鸿章率领淮军三仗击退太平军，毕生事业由此发轫。
这是清帝国官方首次采用西方的轮船运输军队，与缓慢的帆船相比，当时称为 “火船”的轮船速度可谓风驰电掣。它高耸的烟囱，坚硬的钢铁躯壳，尤其是全新运输方式蕴涵的巨大军事战略意义，都给未来的疆臣之首李鸿章以深刻印象。
轮船招商局：
吃螃蟹的“李合肥”
到上海后短短10年，凭借赫赫战功，李鸿章官居一品，当上了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封一等伯，爵号肃毅。1872年年初，顽固派内阁大学士宋晋提议裁撤洋务派设立的福州船政局和江南机器制造局，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等为代表的洋务派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福州船政局本是湘系首领之一左宗棠所创办，左恃才放旷，又因征战太平军时李鸿章抢占了左系湘军的地盘，两人长期不和。
但十年前乘坐轮船带来的震动，令深谙此中利害的李鸿章最终不顾畛域之见，力排众议，毅然支持左宗棠。在上奏清廷的《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中，李鸿章称“国家诸费皆可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船之费万不可省”，并说如果裁撤，“前功尽弃，后效难图”，“贻笑外人，亦且浸长寇志”。在这场事关中国近代航运业命运的大辩论中，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取得胜利。
那一年，曾国藩猝然离世，环视当时政坛，也只有李鸿章能担当主持船政的重任。
李鸿章认为，办轮船招商局首要在人才，尤其是那时候堪称技术密集型的航运企业，没有懂得航运的人才，再好的方略也是奢谈。他“博访周密”，最终选定朱其昂，后者出身沙船世家，家富巨万，担任着四品衔实职的海运委员，专门负责漕粮海运，亦官亦商，实在是难得的人选。
有趣的是，由李鸿章创办的各大洋务企业的主持者，清一色是有官方背景的大商人或大买办，简称就是“红顶商人”。在李鸿章等洋务大僚心目中，商人本性逐利，任用没有官方背景的商人，会对洋务事业构成威胁。而“红顶商人”熟悉近代化企业的模式与运作程序，又熟谙官场的规则，自然能在帝国体制里游刃有余。
朱其昂回上海紧张筹备，邀请沪上著名大商加盟，包括两位“红项商人”：钱商兼大丝绸商胡雪岩（胡光墉）和大茶叶商李振玉。1872年11月，朱其昂向外商购买钢质客货两用船“伊敦”号，可载客134人，载货590吨。这是中国民族航运业的第一艘现代商轮，自此招商局开始组建中国近代第一支商船队。1873年1月17日，上海洋泾浜南永安街（今黄浦区永安路）上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轮船招商局终于成立。
不过，胡雪岩以担心“洋商嫉恨”为由并未入股，其实是想单干，日后他也确实有意独自兴办轮船公司。此外，胡雪岩的政治靠山是左宗棠，与李鸿章在感情上多少有些疙瘩。李鸿章后来数次欲挽留胡雪岩加入招商局，皆遭婉拒，这也为胡雪岩最终败落埋下伏笔。两个同年（1823年）出生的安徽人，一为疆臣之首，一为华商之冠，在创办轮船招商局这件意义深远的大事上未能合作，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
官督商办：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与此同时，李鸿章给总理衙门信中一段话“应仍官督商办，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而听该商董等自立条约议，悦服客商”，成为专制的大清帝国里官督商办体制的依据。官督商办的招商局，为古老中国破天荒地引入西方式的公司股份制，以及后人所熟悉的企业运营和管理模式，包括市场竞争、注重资产负债而不是只重现金流的会计做账法等等。
随着洋务运动兴起，近代工商业迎来投资黄金期，大量的私人资本涌向上海，寻找投资渠道。官督商办的招商局由于有官方保证，每年都能获得至少10%以上的收益。如果一位投资者在1873年入股100两银，每年都能获得所谓“官利”10两，到1882年时则涨至90两，这还不包括每年的分红和拆股。
李鸿章设想将招商局“做成铁板模样”，以此为基础推动洋务事业向纵深发展。由招商局延伸投资创立的近代企业，包括中国第一家大型煤矿开平矿务局、第一家机器棉纺织企业上海机器织布局、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中国第一家钢铁煤碳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开创的领域有保险、对外贸易、内河航运、造船工业、船舶打捞、石油运输、电报通讯、机器制造、白银开采、铁路、油料加工等；教育方面，1892年和1896年先后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前身）和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
李鸿章位高权重，是招商局最大的庇护者，充分发挥了官的优势。从1870年起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至1895年甲午战败去职，他一直不遗余力地支持和精心地呵护轮船招商局，没有其一力运筹帷幄，轮船招商局的创立至少要滞后十年，甚至就此夭折。作为李鸿章主导的洋务运动向“求富”转折的标志，招商局成为“四十年最得手之文字”。百余年后，2006年12月1日，招商轮船（601872.SH）登陆沪市证交所，代码的后四位正是1872，绝不仅仅是巧合。
李鸿章不是商人，但官督商办是其发明创造，集中了其建立近代经济体系的思想精髓。如何把庞大的华商资本吸纳到近代化过程中来是最重要的一环，否则由清政府主导的洋务运动就无法深入，中国的近代化也会出现一个断层。
然而，官督商办这种体制，从外部看有“官督”，从内部看有股东大会和商董之间的相互制衡，此外还设立查账董事，但是查账董事并未得到落实，而且李鸿章远在天津保定，只能在局务大政方针上加以批示，不可能事事过问，对股东大会和商董几乎起不到牵制作用。早期决策者唐廷枢、徐润在公司中的权力基本不受制衡，发展到后来的督办盛宣怀更是一手遮天，导致决策者的腐败行为。
其主要表现一是用人浮滥，招商局雇佣人数是同规模外企的三倍；二是损公肥私，如1879年汕头分局发生侵吞公款案，李鸿章不得不亲自进行处理；三是账目不清，唐廷枢挪欠公款7万余两，徐润在宣布破产时亏欠16.2万余两，后来一度让偌大的招商局连现银都没有，几乎倒闭；四是海难频繁，由于管理混乱，仅1883年一年之内，便连损“美利”、“兴盛”和“怀远”号三条江海大轮，令招商局元气大伤。
作者为合肥李鸿章故居陈列馆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