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越轨”(图)
【作者】 雪珥
【报纸名称】新金融观察报
【出版日期】2011.04.18
【版次】第52版：历史
【入库时间】20120620
【全文】
吴淞铁路开通。图为英国《图片报》现场速写。
屁股决定脑袋、立场决定观点、实力决定行为，这是颠扑不破的官场真理。正因李鸿章“能见其大”，他主政下的天津，便敢于越轨、善于越轨……
天津“越轨”了，居然将手伸向了上海的敏感地带：
李鸿章派手下干将朱其诏、盛宣怀，前往上海，协助上海市长（“道台”）冯焌光，与英国方面谈判。这等于是给了上海方面一记耳光。
天津的老大是李鸿章，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上海的老大是沈葆桢，南洋大臣兼两江总督。都是“洋”大人，都是开府建衙的一方诸侯，平起平坐，本该河水不犯井水。越位插手对方辖区内的事务，在大清官场是极犯忌讳的事情，讨嫌招恨不说，事权不一也容易造成“湿手抓了干面粉”，是不明智的。
可李鸿章偏偏干了犯忌的事情。
这是1876年秋天，一个多事之秋。
上海事故
“马路”一词，并未严格界定其上是否还有两道铁轨，足可以先瞒天过海，造成既成事实逼中国就范。
一切似乎都缘起于1876年8月3日在上海发生的一起交通事故。
这天，一个勇敢的中国人，昂然行走在刚通车一个月的吴淞铁路上。英国人戴维(David Banks)是那天当班司机，他看到路轨上有人，就拉响了汽笛。那人走下了路轨，但就在火车即将通过时，又突然走上路轨，戴维刹车不及，火车从那人身上碾了过去，当即身亡。
这是中国正史所载的第一起铁路交通事故。吊诡的是，在户籍制度极为严格的大清国，这位中国铁路事故的首席受害者，却竟然是盲流，根本无法查证其身份。英方舆论因此怀疑，此人可能受雇于大清国政府，以这种“自杀性袭击”的方式，激化矛盾，从而动员民意，阻止吴淞铁路的建设和运营。
事发后，大清官方迅速行动，一口咬准这是起“谋杀案”，应将肇事司机交中国审判。英国方面则坚持根据领事裁判权进行审判，绝不“引渡”。最终，英方宣判，这只是一个普通的交通事故，受害人应担全责，戴维无罪释放。
上海道冯焌光立即下令，军队开进吴淞铁路沿线，责令英国人立即停止铁路修建及已经开始的“半程”营运。英国人也毫不示弱，英国公使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下令驻沪英军进入战备，并增调两艘军舰开往上海。英文《北华捷报》则公开指责冯焌光等地方领导，故意在激发民众对铁路的憎恨。
形势立即开始紧张起来。
中方如此强硬的理由之一，就在于吴淞铁路是一条不折不扣的“地下铁路”——没有经过大清国政府批准的“违章建筑”。
这一“违章建筑”最早是美国人的创意。因为大清国坚决拒绝修建任何形式的铁路，美国驻上海副领事布拉特福（O.B.Bradford）就在1872年申请修建“马路”（Carriage Road），连接上海市区到吴淞港口，并在次年成功地拿到了土地批文。
布拉特福的算盘是，“马路”一词，并未严格界定其上是否还有两道铁轨，足可以先瞒天过海，造成既成事实逼中国就范。但这一行为，被美国政府阻止，根据1868年中美两国于华盛顿签署的“蒲安臣条约”，美国不得干涉中国铁路建设。
英国人却不受这样一种条约义务的制约。美国人于是将这个项目转让给了英商怡和洋行（Jardine，Matheson & Co.）。怡和洋行先是组建了一个项目公司“吴淞铁路公司”（Woosung Tramway Company），但想想不妥，就另外注册了一家“吴淞道路公司”（Woosung Road Company），将“铁路”一词隐藏起来。
英国人以超高速抢修这条“地下铁路”，在征地拆迁、劳工雇佣等方面，都是大把花钱，令沿线民众受宠若惊。而且，因为没有官府在中间再剥一层皮，英方提供的实惠，基本落实到了沿线民众手上，民众于是纷纷配合。但后来英国人的动静太大了，修路工地也成了上海的最时髦观光景点，甚至有旅游团专程赶来看稀罕。为了应付日后中央追究，上海方面只好出面制止，警告英国人，“马路”上岂可架铁轨，明显与规划用途不相符合，应予拆除。
英国人一边应付上海地方官员，大玩文字游戏，一边加快开发建设，采用边施工边营运的滚动开发模式，造成既成事实。半年不到（1876年7月1日），上海-江湾段就正式通车，受到市场热烈追捧，周边江浙地区不断组织旅游团，专门到上海坐火车、开洋荤。
这个“蜜月”在一个月后终于结束。
云南危机
威妥玛的强硬态度，令大清中央十分担心中英之间可能爆发战争。而此时正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的大清国，最需要的就是和平的国际环境。
文/雪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