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做寿(图)
【作者】 雪珥
【报纸名称】新金融观察报
【出版日期】2011.10.31
【版次】第52版：历史
【入库时间】20120620
【全文】
李鸿章是今晚的主人，今晚是李鸿章的70大寿寿宴。在社交生活远较上海枯燥的天津，这不仅是一件政治大事，也是一件社交大事。
大红灯笼高高挂。
从总督衙门逶迤到租界内的戈登堂(Gordon Hall，天津英租界的市政厅)，大红灯笼几乎挂满了大街，喜气洋洋。黄龙旗和各色彩旗猎猎迎风，戈登堂从屋顶到墙壁，也都挂上了红灯笼，勾勒出这座全中国最为雄伟的西式建筑的外形。戈登堂内，则高燃汽灯，亮如白昼。
1892年2月11日，农历正月初五。既非中国春节，又非西洋圣诞，天津却成了一片欢乐的池塘。
下午5点，在肩挎最新式步枪的卫队导引下，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摆开全副仪仗，翎顶辉煌，来到了戈登堂前。大街上围观的人群，早已水泄不通，不少老外也掺杂其中看热闹，向李鸿章的大轿脱帽欢呼。
天津英租界工部局（租界管理当局）董事长德璀琳（Gustav von Detring），站在戈登堂的门口迎接。李鸿章的大轿一落地，租界军乐队高奏进行曲。李鸿章进入戈登堂，早已等候在内的80名外宾及中国官员们，一道欢呼起来。
李鸿章是今晚的主人，今晚是李鸿章的70大寿寿宴。在社交生活远较上海枯燥的天津，这不仅是一件政治大事，也是一件社交大事。
盛大庆典
之后，一本名为《李鸿章七十寿诞庆典》（Celebration of the Seventieth Birthday of Li Hung-Chang）的英文册子，详尽地记录了这一盛典的细节，甚至还附上了庆典宴会的席位布置示意图。
在这份英文册子里，大清国的国际友人们，深情款款地表示，这一庆典是为了彰显李鸿章“杰出的贡献，尤其是在中国外交事务方面的贡献；他的高寿和温文尔雅，以及在帝国最重要岗位上的长期服务、对时代进步精神的深切同情，及慷慨的公共政策”。
这份册子中，用一篇长长的纪念文章，回顾了李鸿章在过去的30年中为大清国改革开放做出的伟大贡献，根据我所收藏的近20种各种语言的李鸿章传记对比，这篇文章或许应该是最早版本的《李鸿章传》，也是甲午战争前出版的唯一一种李鸿章传，比战后1895年出版的英文版还要提前3年。
这篇《李鸿章传》，虽然是为庆典纪念册而写的应景之作，作者却对李鸿章进行了十分到位、深刻的分析。
文章认为，李鸿章之所以能够取得事业的辉煌，关键在于其“Practical精神”（实干、明智、现实）。文章还“不带贬义地说，为了爱国报国，李鸿章在大多数时间里都是一位‘机会主义者’（an Opportunist）”，周旋于各种复杂的局面之中。尤其在引进西方科技的过程中，李鸿章是一个孤独的先行者，承受着“历史、传统及国家保守主义者们的沉重压力”。
从洋人们的高度热情看，这场寿诞庆典似乎是他们的创意。但是，从之后的致辞等种种迹象推断，至少这场庆典的费用是由李鸿章自掏腰包的。洋人们在致辞时首先都感谢中堂大人的盛情邀请。戈登堂内富丽堂皇的新舞台和墙壁廊柱上的软装饰，也是李鸿章自费，之后成为他送给戈登堂的礼物，这令戈登堂自此奠定了天津社区内最豪华娱乐场所的地位，多部有关天津的英文史料中，都将李鸿章的生日庆典作为戈登堂成为天津中心地标的转折点。庆典现场的布置，由租界工部局秘书兼测量员、英国建筑师裴令汉（William Bellingham）一手操办，他的专业策划，令这场生日庆典成了一次轰动津门的文化秀。中外士民们早几天就纷至沓来，前来瞻仰现场，先睹为快。
戈登堂内，挂满了各种寿礼，而最显眼的，是来自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的亲笔匾额及礼物。太后的匾额上书“调鼎凝厘”，寿联则书“栋梁华夏资良辅，带砺河山锡大年”；光绪皇帝的匾额上书“钧衡笃
文/ 雪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