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版李鸿章7
【报纸名称】襄樊晚报
【出版日期】2009.05.09
【版次】第13版(连载·电视)
【入库时间】20101230
【全文】
维新
日本人有一个特点，一旦认准了一件事，便一条道走到“黑”。当日本刚刚打开大门，也就是明治维新后的200多天，人家就学着西洋国的做派来叩大清国的门了。
1871年，李鸿章48岁了。如今的李鸿章已经脱胎换骨成“洋务领袖”了。李鸿章1862年率淮军到达上海，亲眼目睹了“落地开花炸弹”的威力，他视之为“神技”。他曾写信给曾国藩哀叹道，“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
李鸿章恋着日本的变法维新，却恋来了他的“掘墓人”。更有甚者，当我们翻看李鸿章和日本维新的大事记表，却发现两个日后的死对头几乎在一个时期“崛起”。李鸿章以1862年带淮军进入上海为开端，此后进入了八年的上升期。而恰恰这个时期，也是日本人赤脚奔跑，国力极速上升的八年。
1870年10月，日本派明治天皇的小舅子柳原前光前来商谈中日通商立约之事。满清王公大臣没几个拿正眼瞧一下这个昔日的小国，恭亲王和文祥自然将这事儿交给在天津的李鸿章来办。
柳原前光在李面前着实将中日友谊发挥了一番，他说：“我国文化大开，交际日益广泛，近年来与西方各国订约，通商往来频繁，但与邻邦贵国，尚未通情好、结和亲。两国虽有商舶往来，但未修邻交之礼，这岂不是一大缺陷？愿中堂大人尽邻邦之友谊，为共同之利益修盟订约，以敦千秋睦邻友好。”
李鸿章看着这位老弟，做起了联合东方，共同反对西方的美梦。受李鸿章的影响，恭亲王修改了前些日子定的政策底线，将“允许通商，但不订条约”改为“日本于明年特派使臣来华，明定条约”。柳原高高兴兴地经由上海归国。
第二年，日本派遣大藏卿伊达宗城为正使，柳原前光为副使来天津商议条约时，李鸿章作为全权大臣仔细看了日本带来的草案后大吃一惊。他拉下脸来说：“去年送来的约章，均以两国立论。此次章约，全改为一面之词，而且综合西方各个条约择优采用。这岂非自相矛盾，将前稿作为废纸不成？未订交先失信，以后的事怎么办？”伊达宗城和柳原前光马上解释一番。
最后，李鸿章提出了自己的草案，对伊达宗城说：“自主之国，应有自主之权，何必遵循他人呢？何况条约中无可使西人生疑之处。两国有来有往，与有来无往的西方不同，故立约绝不可与西方完全相同。”伊达宗城要求日商和日货均入内地。李鸿章说：“华人前往西国，随处通行，并无限制。今日本系以八个口岸与中国通商，华人既不能到日本内地贸易，日本岂应入中国内地贸易？此系两国一致，确乎公允，何得引西约为例？”
1871年7月29日，按李鸿章的方案，中、日双方大体上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和《通商章程》。其主要内容是：两国互不侵犯领土，互不干涉内政；一国受他国侵略时须互相支援；互派驻外使节；各通商口岸派驻领事，等等。
这是自鸦片战争后，中国与外国签订的第一个“公平合理”条约。说到底，外交还是硬实力的外延。这时候的中国，刚经过一场内乱，乱世中涌现出一大批有为官员。中央有恭亲王、文祥，甚至年轻求才心切的慈禧太后，省一级的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
1872年4月9日，柳原前光携外务卿副岛种臣、外务大辅寺岛宗则的书信来到天津，要求改订前约，被李鸿章断然拒绝。
4月30日，中日交换《中日修好条规》和《通商章程》批准书。李鸿章和日本特使副岛“畅谈半晌”。这时候的日本满怀着牢骚和希望，副岛大骂西方列强领事裁判权有害于国家主权，宣称已派人去西洋谈判，能否谈成还是一个问号。
这些话引起了李鸿章的共鸣，他高兴地说：“希望日本成功，如果成功，请抄写一份给我，我大清也要效法日本修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日本人果然在1910年废除了所有对其不平等条约。这时李鸿章受尽日本人的气，已经作古九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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