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李鸿章(49)
【报纸名称】深圳商报
【出版日期】2008.06.24
【版次】第C06版 (文化广场)
【入库时间】20101230
【全文】
“受尽天下百官气，养就胸中一段春”
当我们把翁同龢和李鸿章放在一块儿比较的时候，就能看出李鸿章在做官以及改革、变法这些问题上，坚持自己的理念，绝不动摇。甚至不惜冒着和慈禧决裂、杀头的危险而讲真话，这很让人佩服！
对于变法，李鸿章在晚年时有一个深刻体会，当他访问欧美的时候，看到欧美这些国家，在走向近代化以后变化之大，现代化程度之高，非常感慨，他说：天下有再好的办法，断不能今日言之，明日成之。所以说华人之效西法，如寒极而春至，须迁延忍耐，逐渐加温。意思是我们中国人要想学习西方这些先进的理念，就像那极度寒冷的冬天到刚刚暖和的春天一样，必须慢慢忍耐，不断加温，不断改革，一步一步地走，不能急。这是李鸿章搞了一辈子变法后的一个深刻体会。当时，李鸿章写了一幅很有名的对联：“受尽天下百官气，养就胸中一段春”。可以受尽所有人的气，但是我不会改变自己的主张和见解，不会动摇自己的决心。应该说这是李鸿章从１８８１年提出“变法”思想，一直到１９０１年去世，始终身体力行推行变法的真实写照。
讲完了李鸿章的变法思想，我再讲讲庚子和辛丑年间的李鸿章，也就是在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的李鸿章。
１９００年前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相交之际，中国北方地区出现了一个民间团体叫“义和团”。最早是在民间，有一帮人在一块儿打拳练武，渐渐地形成一种风气。当时中国北方各个地区都有，主要在山东，后来就形成了一种民间团体。毓贤在山东当巡抚时，对这些带有组织性质的民间团体进行镇压，把这些人全部赶到了河北。这些人就在河北发展起来了，经常和德国、英国的教会发生激烈冲突。所以，义和团在后来成为反帝斗争的急先锋，就是在和教会的冲突中发展起来的。
十六世纪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后的基督教新教，作为西方的一种新思想在中国传播，始于十九世纪初叶。将基督教新教在中国传播的第一人叫马礼逊。当年，基督教传到中国以后，引起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反响。在长江以南，马礼逊把基督教的思想带到广东以后，有个广东人叫梁发，人称阿发，把《圣经》翻译成《劝世良言》，后来就是这本《劝世良言》启发洪秀全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革命。基督教的思想、教义在长江以南，是推动人民和封建专制政权进行斗争的武器。但是在长江以北，基督教却变成了斗争的对象。这些基督教的传教士是当地老百姓非常仇视的人，所以当地人只要入了教，就是二毛子，被人看不起。北方还有许多传闻流传在民间，诸如说有的小孩被传教士弄进教堂，把心脏也挖了，眼睛也抠了，非常耸人听闻。这就更增加了大家对基督教传教士的仇恨和对洋人的仇恨。所以在北方地区，基督教的教堂成了人民斗争的对象。
同样一种宗教思想，在中国长江以南和长江以北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命运，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很值得我们从更久远的文化背景方面去做更为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究竟应该怎样看待义和团呢？多年以来，我们对义和团的评价是：义和团是人民群众反抗西方列强、帝国主义入侵的一支非常重要的主力军。这是站在反帝斗争这个高度给予义和团以极高的评价。我们应该看到这是广大人民群众对西方列强自发进行反抗的一种大规模行动，而且也确实有很多可歌可泣的事迹。但是我们在分析义和团性质的时候，也要看到，义和团所宣传的那些东西，所提出的那些措施，今天看来至少有两个问题不能回避。
第一，义和团喊的口号“扶清灭洋”。扶助清王朝的统治，来灭洋人。义和团反帝是对的，但是不反封建这一点，无论如何来看，没有值得提倡的地方。
第二，义和团在反洋教、反洋人上有许多过激的做法。他们反对一切洋人和洋教，并且把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洋务运动中引进的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以及李鸿章办洋务时兴建的近代工业设施也加以毁灭。比如说把洋人都赶走，把教堂都烧掉，还把电线杆砍了，把铁路拆了，把工厂也砸了，这些做法就不利于当时中国由封建社会向近代化的转变。
从这个角度上讲，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中国从中世纪向新的近代社会转化的过程中，义和团所起的历史作用，就是开历史倒车。所以我们对义和团的评价，只能是两分法，即以和团在反对帝国主义入侵方面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对中国社会发展也起了一定的破坏作用。
下回
预告
清廷对义和团和洋人的态度，不仅仅是一个主战与主和的问题，背后还隐藏着更深层次的内容，这个更深的内容就是皇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