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刀锋下的李鸿章
【报纸名称】社科新书目
【出版日期】2013.01.14
【版次】第C05版(书里书外)
【入库时间】20130130
【全文】
□本报记者刘倩辰
提及李鸿章，几乎无人不晓。他不仅是一位影响了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晚清军政重臣，也是中国近代史上受争议最大的历史人物之一，不少人为其写书立传，东方出版社推出的《刀锋下的外交：李鸿章在1870～1901》也是其中之一。
作者董丛林系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任中国义和团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常务理事，他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对于为何想写这样一部作品，董丛林说本书属“学术读物”门类，而不是文学作品，写作的过程也是学习、研究的过程。他主要研究晚清历史，“湘、淮派系”是所涉重点领域之一。李鸿章是“淮系”的开创者和首席领袖，在那段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所涉军政事体很多，而外交为其中重要方面之一，也是通常最受诟病、最为“敏感”的一个方面。在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李鸿章办理外交基调上自难免妥协、屈辱，但他又有着较为凸显的近代外交意识，实践上也不无一定抗争努力和忍辱负重的担当。董丛林说，日常的“职业性”（教学、科研）积累，与写作中再有的放矢地查考补充，这样“平时”与“临时”两相结合，不但不矛盾、冲突，而且达到一种“自然平衡”。亦教亦研，亦说亦写，皆职内之事，也是他的兴趣所在。
董丛林认为李鸿章作为晚清要员，以办“洋务”最为凸显，这中间不乏“趋新”与“务实”的表现。他不封闭，能放眼看世界，不但有自己在中西比较视野下的反思，有学习和借鉴西方长技和其他某些先进文化事项的心志，而且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努力付诸实践，为此不避攻讦和嫌怨，在异常窘困艰难的条件下，能“公忠”于朝，尽职做事。李鸿章的这些品质是能给我们后人一定启示和资鉴的。
谈及写作理想，董丛林认为一切随缘，“不过意境和想法还是有的。”学术著述，其实也有一个呈现和传达问题。在不失起码学术内涵和形式规范的同时，尽可能讲点文采，活泼灵动，以扩大受众面，便是他的追求之一。他觉得“学术”精义，“神”更重于“形”，那种形似“规范”而内容上实无多少学术新意，语言又枯涩难读的篇什难为上品。而有些大家的“通俗”之作，实实在在，深入浅出，学人受益，大众可阅，起码在学术传达的社会效用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只是不易学到手而已。对于董丛林自身而言，坚持做“常规”学术的同时，也不排斥写有起码学术含量而读者面又可拓广些的东西，本书便是一个例子。至于写作坚持的原则，就是实事求是，严肃认真，择宜而取，尽力而为。
面对愈发快餐化的阅读环境，读者的选择更加多元的同时也更加复杂。董丛林相信读者的审鉴能力和阅读水平在不断提高，若就大众层面而言，只能原则地说，最好能切实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兴趣所在，有主见、有目的地采择试读，读思结合，对认定精良之书，不妨尤多用心、着力。至于他自己的阅读，基本是“职业性”的，本专业书籍自为重点，但也并非只拘泥于“小学科”，宽领域、跨学科阅读也是必要的。就他的藏书而言，起码有三分之一以上是“非专业”的，属文学和其他相关学科者。“正规”读书之外，消遣性地“随便翻翻”也是他的一种日常习惯，这不失为积累知识和激发思想火花的途径之一。17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