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下岗

作者: 雪珥 日期:2011.11.07 点击数:10
新金融观察报

【作者】 雪珥

【报纸名称】新金融观察报

【地址】 地址1 地址2

【出版日期】2011.11.07

【版次】第50版:历史

【入库时间】20120620

【全文】

在这‘右转弯’改为‘左转弯’的急剧变化中,靠边站的李鸿章,阴差阳错地没有立身于风口浪尖,保持了相对超然的地位。对于一个没有实际职权的老干部来说,那些都是逢场作戏而已,既非真左、也非真右……

天津的天空似乎黯淡了许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终于下岗了。明星官员的退去,令世界对于天津的关注,缺少了一个兴奋点。

1895年8月28日,中央下令72岁的李鸿章入阁办事,65岁的原云贵总督王文韶正式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是一个被称为“琉璃蛋”的“风派人物”,与李鸿章风格迥异,既不激进、也不保守,既不左、也不右,随波逐流、随风摇摆。

自此,李鸿章告别了连续25年的直隶总督宝座,离开了天津。这个天子脚下的特区,开始走马灯似地更换总督。从1895年到1901年,7年间先后有王文韶(1895-1898)、荣禄(1898)、袁世凯(1898)、裕禄(1898)、廷雍(1900)、李鸿章(1900-1901),平均1年一换。

而这7年间,中国的局势发生了戏剧性的激烈变化。天津作为“第二首都”,处身风口浪尖之上,无论是改革与否的路线斗争,还是不同派系之间的权力斗争,都如火如荼。

此时的李鸿章,已经72周岁高龄,此前的25年,他位极人臣,享尽尊荣,远超其老师曾国藩之上。但是,甲午炮声一响,这一切灰飞烟灭。

谤满天下

李鸿章的下岗,直接因素是甲午战争。他的各种荣誉与头衔,随着节节战败,而逐渐被剥夺。

1894年9月16日,中日两国海军在黄海大东沟展开大决战,双方各有胜负。次日,李鸿章被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

11月23日,旅顺失守,日军展开残暴的大屠杀。次日,李鸿章被摘去顶戴花翎,革职留任……

美国《纽约世界报》(New York World)的一幅漫画(见图),形象地描绘了李鸿章躲在屏风之后,身上被剥得赤条条的,周边挂满了被剥下来的黄马褂、孔雀翎等,邮差还在送来更多的剥夺命令。漫画的标题是:“如果李鸿章输掉更多战斗,将会发生什么?”

1895年2月13日,李鸿章奉召入京,准备赴日谈判,王文韶署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这其实意味着李鸿章已下岗。马关谈判之后,中央果然没有让他回任,而是“入阁办事”,王文韶则由署理变成了实任。

所谓“入阁办事”,看似上调中央,但仅仅保留了一个“文华殿大学士”的头衔,毫无实权。伦敦《特报》评论说:“和议既定,入阁办事,非尊之也;问之疾视中堂者,声势正复赫奕,借此以夺其柄,所谓飞鸟尽而良弓藏也。”(《李鸿章历聘欧美记》)

此时的李鸿章,已经72周岁高龄,此前的25年,他位极人臣,享尽尊荣,远超其老师曾国藩之上。就在甲午战争爆发的2年前(1892),李鸿章的70寿诞(虚岁),两宫赐寿,恩宠异常,连老外们也大凑热闹(参阅本专栏上期《李鸿章做寿》)。不久,最高核心甚至还给他颁赐了皇族才能享有的紫缰三眼花翎、方龙补服等。时人感慨道:“同光以来,每逢庆典,李文忠(李鸿章死后谥号文忠)常得异数。紫缰三眼翎,本朝赐近支八分,今以当古之九锡,人臣所不能有。……德宗三旬庆典,文忠得方龙补服,出于《会典》之外。”(《异辞录》)

但是,甲午炮声一响,这一切灰飞烟灭。李鸿章甚至被人指责为汉奸,“杨三已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的联句到处流传。

其实,最早主张对日强硬的,正是李鸿章。早在日本觊觎琉球和台湾的1870年代,李鸿章就警告中央,日本将成中国第一劲敌。但是,当时沙俄在新疆蠢蠢欲动,东西两线同时报警,而大清国的国防资源极为有限,因此爆发了所谓“塞防”与“海防”之争。最终,中央艰难决策,先西后东,因此左宗棠西征的代价,实际上就是放弃琉球,十分沉重与无奈。新疆战事之后,大清国才腾出手来大建海军,其战略目标就是对抗日本。

掌管户部的翁同龢为了政争的需要,死死捂着钱袋子,导致北洋海军多年未进行军备更新,却又逼着李鸿章与日本决战,挤压了本就局促的和平解决空间。翁同龢的门生王伯恭记载,翁师傅曾亲口告诉他:“正好借此机会让他(李鸿章)到战场上试试,看他到底怎么样,将来就会有整顿他的余地了。”(《蜷庐随笔》)

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在甲午战争爆发当年,呈交给明治天皇的战略报告《对华迩言》中说:“中国实属不明日本之真相,虽识者亦甘于表面之观察,轻侮指笑,自以为得者滔滔皆是也。独李鸿章一人能知日本之大体,又有对付日本之策。彼往年上书朝廷,请整顿海防,文中曰:‘日本阴柔有大志,宜阳与之结好,阴为只备’云云。彼确实期望兵备完成之时,再对日本有所行动。故彼至今为止,以所谓阳交阴备对待我国。”

《清史稿》也指出,李鸿章正是基于知己知彼才尽力主和:“至是(甲午),中兴诸臣及湘淮军名将皆老死,鲜有存者。鸿章深知将士多不可恃,器械缺乏不应用,方设谋解纷难,而国人以为北洋海军信可恃,争起言战,廷议遂锐意用兵。”

李鸿章日后曾自我总结:“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间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笼,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庚子西狩丛谈》)

日本外相陆奥宗光战后回忆,战前李鸿章早有增兵朝鲜计划,却被翁同龢等否决,否则战局未可预料,“北京政府竟徒呈党争,对李竟加以如此儿戏般的谴责,清政府也可说是自杀的政策……李鸿章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之下,终能支撑中日交战的局面,日夜孜孜从事于外交和军事上的活动,其处心亦甚可悯了。”(《蹇蹇录》)西方媒体甚至认为,李鸿章是“以一人战一国”(梁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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