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肇基与伊藤博文被刺案
【报纸名称】苏州日报
【出版日期】2014.02.14
【版次】第B04版：传奇·新知
【入库时间】20140330
【全文】
施肇基是我国杰出的职业外交官。1877年4月10日生于江苏震泽，美国康奈尔大学文学硕士。1919年，出任巴黎和会中国政府全权代表。1921年，出任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1935年，成为中华民国首任驻美大使。1958年1月4日，病逝于美国。
1908年，在时任清政府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以及奉天巡抚唐绍仪的邀请下，31岁的施肇基赴任“吉林西北路兵备道兼滨江关监督”。
施肇基在内政上没有什么问题，然而对他来说，当时最难的便是铁路附近的主权交涉。当时控制北满的俄罗斯人，仗着武力，认为在中东铁路附近皆能行使行政权，迫使中国商人缴税。
施肇基认为，这一切，固然是因为清政府兵力不足，不足以对俄方形成威吓所致，然而更重要的原因，是中东铁路路权操控在俄方手中。惟有赎回路权，方能解决主权问题。
围绕东三省的路权，美、俄、日、英、清等国进行了一系列的角力。1909年10月26日，近代日本著名的政治人物伊藤博文在哈尔滨被高丽义士安重根刺杀身亡，就是当年东北亚复杂政治局势的一个集中而突出的事件。施肇基对此一事件的灵活应对，不仅是他任职东北期间的一大杰作，也让日本政府找不到趁机诘难清政府的口实，避免了一场外交动荡。
伊藤被刺前的东北局势
日俄战争（1904-1905年）之后，东三省局势为之一变，由原来的沙皇俄国独大，变成了沙俄与日本瓜分的局面。此外，日本加紧吞并朝鲜。
与此对应，清政府的政策也有了重大改变。从大的一方面来说，清廷皇室及立宪派士绅，对日本能够战胜北方强敌沙俄深感震惊，在国际国内的各种政治压力下，开启了晚清宪政时代；另一方面，就是对东三省既往政策的调整。
东三省是清廷龙兴之地，地位十分特殊，清政府设有特殊禁例，不准汉人自由移殖。而日俄战后，此种禁例不复存在，“至此完全采取开放主义”，东三省改为普通行省，设督抚官制，废旗人将军制。1905年，赵尔巽任“盛京将军”（统辖辽宁大部及内蒙一部的最高军政官），对东三省财政进行整顿；而后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唐绍仪为奉天巡抚，皆锐意进取，一时局面大为改观。徐世昌还向清廷上书《通筹东三省全局疏》，十万余言，蔚为大观。
然而，此刻的日本势力已经深入东北，对清政府之革新肆意阻挠，以达其垄断之目的。而南满铁路，则为日本试图控制东北的大动脉。清政府则计划吸收欧美各国资本，另建铁路以进行抵制，其中，新法铁路问题，就是在此背景下出现的。
计划修建的新法铁路，为新民屯至法库门一段铁路，总长55英里。这条铁路的修建计划，在赵尔巽任内即谋划。到徐世昌任内，此计划积极进行。总起来看，修建新法铁路，目的在于“联络蒙疆，收回权利”，即要打破俄、日东清、南满两路之垄断。徐世昌也有所顾虑，主要在于两点：一是清政府财力不足；二是日俄两国阻挠。
因此，新法铁路的修建，最后的办法是由英国保龄公司投资包修，而一切办法悉依关内外铁路办法。此计划固然周详，然而日本获悉此事后，先后向清政府进行了四次抗议，称新法路为南满铁路的“并行线”，势必将有损“满铁”的利益。这也是清政府与日本在东北的第一次经济斗争。
就此事而言，当时的英国舆论十分不满。1909年1月26日英国《泰晤士报》刊文称，“法库门铁路，直接为英人之利害问题。不仅此也，中国于自己领土内之满蒙欲建设自己之铁路，而日本拒之，此诚重大事件”。而由于英日联盟的原因，英国政府并未对日本进行反抗，保龄公司最后不得不放弃筑路权。
以上所述新法铁路纠纷，只是当时清政府与日本在东三省利益纠葛的一小部分。实则日俄战后，日本与清政府在东三省问题上有六大纠葛，即法库门铁路之事、大石桥铁路支路之事、京奉铁路展造至奉天城根之事、抚顺及烟台煤矿之事、安奉铁路沿线矿务之事以及涉及到领土纠纷的所谓“间岛问题”。
1909年2月6日，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向清政府外务部提起东三省六案交涉。除“间岛问题”另行签约外，当年7月20日，双方签订《东三省交涉五案条款》，清政府可谓一败涂地。如关于新法路问题，条款中居然有“中国政府如筑造新民屯至法库门铁路时，允与日本国政府先行商议”等，完全丧失了主权。
伊藤博文与朝鲜
1841年10月16日，伊藤博文出生于日本山口县一个农民家庭。17岁前，伊藤在村塾读书，接受了“尊王攘夷”的思想。22岁秘密赴英学习海军，1864年，伊藤回国，积极为倒幕维新奔走。1873年，伊藤任参议兼工部卿，支持大久保利通等推行的“殖产兴业”等资产阶级改革主张。1885年，日本废除太政官制，实行内阁制，伊藤博文任首届内阁总理及宫内大臣。任内，伊藤博文还主持起草和审议确定日本近代天皇制的《明治宪法》及有关法案。
1894年，在国内主战派的压力与叫嚣下，伊藤在第二任内阁总理任内发动了甲午战争。在朝鲜东学党之乱时，日本以全部国力投入与清政府的战争。甲午战后，日本侵占了朝鲜及我国大连、旅顺、威海卫等地。翌年，又强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索取大量赔款，又割取我国台湾省。
在伊藤博文的一生中，曾经往返朝鲜与日本之间多达11次之久，可见明治政治中，日本与朝鲜的密切关系。而伊藤博文最终被韩国刺客所杀，与其担任长达四年的朝鲜统监一职有莫大的关系。
1905年末，伊藤博文来到韩国，与朝鲜政府交涉缔结保护条约，以期名副其实地将韩国纳入日本保护之下。在韩国“一进会”等的极力赞成下，《日韩保护条约》签订。其第一条为：日本国政府得由东京外务省监理指挥今后韩国对于外国之关系及事务，日本国之外交代表及领事保护居住外国之韩国臣民利益。又如第二条，规定韩国政府如不在日本政府介绍下，不得与外国缔结任何条约。
1906年3月，伊藤博文再次抵达韩国，这一次，他的身份已经是朝鲜统监。伊藤通告各国撤退公使，韩国驻外公使也一律撤归，韩国一切政治，其实际掌握者就是朝鲜统监，韩国皇帝等同于摆设。
以现在的眼光看，一个独立的国家不可能没有独立的外交，《日韩保护条约》签订后，韩国在实际上已经亡国。韩国大臣闵泳焕剖腹自杀，留有遗书，称“泳焕以死仰报国恩，以谢我二千万同胞”。赵秉式、闵泳骏等上书，力求废除《日韩保护条约》，而韩国皇帝慑于伊藤之威，没有采纳，赵、闵二人相继自杀殉国。韩国大臣愤懑自杀殉国者人数众多，留日学生纷纷归国，一时群情激奋。
伊藤博文体察到韩国人民的群情激奋及抵抗意志，恐怕酿起巨乱，所以一切措施均取比较缓和的姿态进行，即所谓“文治派”。在日本国内，他也因此而被指责过于温和。如军人派的山县有朋，黑龙会的内田良平，与伊藤博文几成水火之势。1909年中期，伊藤迫于多种原因，辞去朝鲜统监职务。
伊藤被刺身亡后第二年，《日韩合并条约》成立，朝鲜无论是从实际上，还是名义上，完全灭亡。
伊藤博文被刺
1909年8月，辞职后的伊藤博文伴随朝鲜皇太子在日本北部旅行。随后，伊藤博文准备漫游东三省。
按照《伊藤博文传》的作者、夏目漱石的学生久米正雄的说法，伊藤游历东三省似乎没有什么“特殊的理由和目的”。他甚至认为，伊藤此前没有空闲时间，因此在此刻相对悠闲的时机作初次满洲旅行。
而由王芸生先生编著的研究中日关系的名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五卷却认为，东三省一系列铁路利益的纠葛问题箭在弦上，伊藤博文特意漫游东三省以窥察动静。伊藤获悉俄国财政大臣柯克甫策夫也正东游，目的为出售东清铁路作考察，所以特意赶赴哈尔滨，准备与柯氏会面。
被刺前三天，10月23日，伊藤博文还与东三省总督锡良和奉天巡抚程德全见面，话语之中充满了骄矜，如“日本人民意思，则凡是只问能力若何，若彼此能力不想当，即无所谓持平办法”，宣告国与国之间赤裸裸的丛林法则。
1909年10月25日晚十一点，伊藤博文乘坐东清铁路为他准备的花车，自长春动身去哈尔滨。随从有“满铁”总裁中村、总领事川上以及“满铁”理事田中等，此外，还有俄国方面派来的护卫军官。
10月26日早晨九点，柯克甫策夫至车站欢迎伊藤博文的到来，并到车厢内与伊藤进行了简短的交谈。清政府方面，施肇基获悉伊藤博文到站时间后，派卫队一排往迎。施肇基因事先得知伊藤博文下车地点，因此中国仪仗队距离伊藤比俄国人为近。伊藤下车后，与施肇基握手寒暄毕，即检阅中国仪仗队。检阅完毕后，伊藤与俄国领事交谈，同时准备检阅俄罗斯仪仗队。
按照施肇基的说法，伊藤博文是在检阅俄国仪仗队时被刺的，“在其检阅俄队时，有一高丽人在俄兵两排之间、日韩欢迎人群中走出，以枪击伊藤，连放数弹，直至伊藤之头垂到旁立之俄国财政大臣手臂时始止。旋又以其枪中余弹两丸击伊藤身旁之日本领事，此人臂上受伤，但未致命”。
而久米正雄的说法是，伊藤检阅完毕俄国仪仗队后，准备往预定的方向去，“伊藤走在前头，刚刚走到离出口处五六步的地方，忽然从军队这头的群众中间接连响起异常低沉的枪声”，随后伊藤便跪坐在站台上，当得知刺客为朝鲜人时，伊藤还骂了一句“混账东西”。
伊藤博文所受的伤共有三处：一处在右腕三角筋的后方，从下向上贯通，子弹留在皮下；一处是子弹射入体内，经过第九肋管，子弹留在直肠处；还有一处略去了小指头上的肉。三处枪伤，前两处构成了致命伤。
在刺客射出的六弹中，三弹命中伊藤，另三弹命中其随从，随从皆受轻伤。日本的伊藤博文时代，也同时宣告结束。
施肇基的灵活应对
刺客是朝鲜人安重根，31岁。安重根被俄国兵当场抓获，被抓时，据称还高呼“高丽万岁”。当日，俄国警察在哈尔滨搜索安重根的同伙，抓获了安重根的8名同党，日本警察也在汉城开展行动，捕获20余人。经审问得知，他们都是朝鲜一秘密组织的会员，此次对伊藤的刺杀，策划周密，准备了三套方案，伊藤博文在他们的第一步中，即被刺杀身亡。
不少朝鲜人认为，伊藤博文就是韩国亡国的元凶，对其恨之入骨。
伊藤博文是当时东亚乃至世界上重要的政治人物，可以设想一下，其在哈尔滨被刺身亡，将会掀起巨大的政治风浪，卷入其中的有日本、俄国、清政府以及已经处在亡国边缘的韩国。处理不慎，即会引发世界性的舆论风潮。
当日事发后，施肇基即派人到傅家甸电报局，命令电报局当日只准收存，不许发放。与此同时，施肇基电告清政府外务部，在此案尚未完全调查清楚之前，不要发布任何文件；若有人问起此事，千万不可出现“保护不周”等道歉语，以免贻日人口实。
随后，施肇基设法调查案情内幕。根据朝鲜复仇团成员的口供，他们对此事策划多时，原本准备在车到哈尔滨之前轨道转弯处行刺，但一则不知伊藤在哪个车间，二则车在中国地段，恐连累中国官员。施肇基查明，此口供非常确凿，遂拟了一份英文的通讯稿，交给《北京日报》英文版发表。通讯刊出后，施肇基随即解除傅家甸电报局“禁电”禁令，各国通讯电稿纷纷发出。而施肇基草拟的通讯稿，是最先发出的报道，各国通讯社、报纸纷纷引用转载。因为复仇团口供属实，日本方面对此报道也无法驳斥，也未对清政府提出抗议。
当年，施肇基年仅32岁。在处理这样一起重大的著名政治人物被刺案中，表现出了冷静、果断的处事作风，有着良好的大局观。观察一下此事的处理，基本上是一场信息战或舆论战，施肇基一直处于主导地位。施氏晚年在口述回忆录中，对此事也有专门叙述，可见处理伊藤博文被刺案，在施肇基心目中也是个大事件。
施肇基的前同事、外交官陈之迈先生评价说：“施先生处理这起突然发生而含有重大政治意味的案子，手法的高明，结果的圆满，委实令人惊奇。那时他仅是三十岁出头的人而能在遇到急变之时如此镇定，好像早有计划似地一步一步做去，终于达到使日本人不能趁机向我国责难的目的，正是他过人之处。”
沈振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