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世界的枪声
【副篇名】解密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
【报纸名称】华兴时报
【出版日期】2014.01.27
【版次】第12版：探索揭秘
【入库时间】20140230
【全文】
1909年10月26日伊藤博文在哈尔滨火车站（中脱帽者为伊藤博文）。（资料图片）
安重根（左一）和禹德淳（中）与刘东夏的合影。（资料图片）
记录日本对安重根执行死刑命令的档案。（资料图片）
近日，中国在哈尔滨火车站建立了纪念当年刺杀伊藤博文的韩国民族英雄安重根的纪念馆，受到韩国政府欢迎。但是日本政府却就此事对中韩两国提出抗议，认为安重根是“恐怖分子”。日本顽固坚持对安重根“罪犯”评价的背后，是没有反省本国那段罪恶的对外侵略殖民历史。
早在1909年，韩国独立运动家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的枪声就震惊了世界，刺杀事件也由此为日本与韩国、中国之间的侵略与反侵略历史留下了一个壮烈注脚……
摄影镜头中的刺杀
1909年10月26日9时，一辆俄国铁道局的“特别专列”缓缓驶入了哈尔滨火车站，几千名俄国军警严阵以待，数个国家的领事团和观光团的官员也早就等候在站台处，列队迎候。在场的摄影师架起了机器，他们的任务就是拍摄一部“热烈欢迎”的宣传片，以显示对这列火车上一位乘客的重视。
列车上坐着的是日本政坛元老、时任日本枢密院院长的伊藤博文。
俄国财政部部长戈果甫佐夫专程从莫斯科赶来哈尔滨，并且亲自到站台上迎接。列车停稳。戈果甫佐夫登上列车，与伊藤博文见礼、寒暄，在专列上密谈了20多分钟。随后，伊藤博文在官员的簇拥下下了车。
站台上的日本侨民舞动太阳旗大喊“欢迎”，俄国军乐队奏响了乐曲。戈果甫佐夫陪同伊藤博文，共同检阅了在场的俄国军队，然后，伊藤博文折返回身，开始和热情高涨的日本侨民问候致意。
摄影机追随着他的身影，欢迎仪式已经接近尾声。
突然，“砰”的一声，日本侨民的队伍中响起了枪声。伴着枪响，一个戴着鸭舌帽、穿着旧西装的青年从前排负责警卫的俄国士兵中冲出，枪口朝着伊藤博文，“砰砰”又是两枪。
3声枪响，几乎就是电光火石的一瞬。为营造热烈的欢迎气氛，现场还在燃放着花炮。枪声混杂在花炮声中，很多人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意外事件的发生。
摄影机一直没有停。
俄国的随军记者、摄影师考布切夫在一片混乱中将整个事件完整地拍摄了下来。
这部极具史料价值的新闻纪录片随后在哈尔滨公映，轰动了整个世界。但是仅仅几天后，一个自称来自日本东京印刷局的日本人用15000日元的价格买走了影片的全部拷贝，这在当时堪称天价，这部影片自此销声匿迹。
“私人旅行”背后的密谋
伊藤博文的这次哈尔滨之行，是以“私人旅行”的名义来到中国的。事实上，与俄国财政部部长戈果甫佐夫的会见，与俄国准备开始就东北地区势力划分密谋交易，才是伊藤博文此行最核心的内容。
明治维新后，伊藤博文曾先后与中国签订《中日天津条约》《马关条约》。甲午中日战争后，清政府被迫承认朝鲜独立，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朝鲜的统治。
可以说，是伊藤博文一手导演了中国、日本和朝鲜三国关系的颠覆逆转。
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伊藤博文堪称日本政坛第一人，身份在日本首相和枢密院院长之间轮换。期间只有3年，伊藤博文不在这两个职务任上——1906年至1909年，伊藤博文在沦为日本属国的韩国担任第一任统监。
统监，相当于西方列强设在殖民地的总督。国家权力全在伊藤博文之手，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太上皇”。也正是这个身份，让伊藤博文成了韩国爱国者最为仇视的日本人，最终招来杀身之祸。
1909年7月，伊藤博文从韩国统监任上被召回日本，第4次当上了枢密院院长，准备与俄国秘密接触。当年10月14日，伊藤博文从日本的大矶启程，开始前往哈尔滨的“私人旅行”。
“断指同盟”武装救国
也许是为了掩饰伊藤博文此行的真实目的，伊藤博文到中国东北的“私人旅行”一早就被公开了。安重根终于等到了刺杀伊藤博文的机会。
安重根出身朝鲜名门顺兴安氏，字应七，得名于他胸腹上的七颗黑痣。安氏一族诗书传家，祖上出现过不少儒生名士。朝鲜文化深受汉学影响，安重根自幼便打下了扎实的汉学功底。后来他在狱中完成的自传《安应七历史》和《东洋和平论》，都是用汉字写成。
安重根的青年时代，朝鲜被日本逐步蚕食、奴役。目睹家国沦丧，安重根立下了“以尚武主义，挽回民弱，以扶国危”的志向，投身朝鲜救国运动。
彼时的朝鲜，已经改名为“大韩帝国”，在日本侵略之下国势衰微。不甘屈辱的韩国爱国者掀起了风起云涌的韩国独立救国运动，但在日本侵略者的残酷打压下，屡屡受挫，大量的韩国人逃亡中国。年纪轻轻的安重根，在独立运动中籍籍无名，更谈不上什么影响力。他满腔爱国热忱，尝试了各种救国路径，却屡战屡败，于是走上了武装斗争之路，投奔了在俄国海参崴地区活动的韩国义兵队伍。他曾经被任命为参谋中将，带着300多人潜回韩国，与日军作战，被数十倍于己的日军打得七零八落，只剩几人逃出了韩国。
1909年1月，安重根来到俄国的下里地区，把曾在义兵队伍中共事的11位战友聚集到了一起，组成了一个“断指同盟”。
断指，历来是韩国仁人志士激烈的明志方式。12名韩国爱国者，用匕首将自己左手无名指的第一指节生生砍断。他们将鲜血集中在一个碗中，然后安重根蘸着鲜血，在一面3米长、两米宽的太极旗上，用汉字写下“大韩独立”4个大字。
只有安重根，在仪式结束后明确了自己的目标：“诸位等着瞧吧，不出3年，我一定叫伊藤博文这老贼死在我的枪下。”
怀揣手枪的业余刺客
获知了伊藤博文的中国之行，安重根当即决定前往中国举事。
但是这位慷慨壮烈、踌躇满志的行刺者，实在算不上一个合格的刺客。翻阅安重根在自传中记录，他似乎是揣着一把手枪就上路了。
安重根所用的武器是一把勃朗宁手枪，他将手枪子弹的弹头锉成了十字形。这种不规则的弹头形状，会在子弹打入人体后造成翻滚，从而产生更大的杀伤力。
安重根首先到海参崴地区拜访了名叫李刚的密友。李刚当时是海参崴地区流亡韩人所办报纸《大东共报》的编辑，他向安重根提供了伊藤博文的详细行程，并提供了200元支持一路花销。
安重根自知单枪匹马难以做成这件大事，他在海参崴找了一个帮手——一名叫禹德淳的韩国人。
和出身知识阶层的安重根不同，禹德淳家境贫困，本来在韩国经营着一家规模不大的杂货店。日韩之间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签订后，这个小商人深感“国存然后民存，若国之不存，则吾之产业，非吾有也。”但禹德淳不但不是行刺的行家，甚至连真刀真枪的战斗都没有参加过。好在他也有一把手枪，两个不会汉语的人一起登上了前往哈尔滨的列车。
安重根在黑龙江境内的绥芬河有个医生朋友叫刘敬辑，也是流亡韩人，懂汉语，也略通俄语。于是，趁着列车在绥芬河停留的一个多小时时间，安重根跑到刘敬辑的诊所，请他帮忙。刘敬辑自己走不开，就让自己的儿子刘东夏去当翻译，顺便采买一些药品。
3个人在10月22日晚上到达了哈尔滨。在刘东夏的介绍下，他们留宿在了一名叫做金成白的韩人家中，金成白是当地“韩人学会”的会长，他的妹妹已经和刘东夏定了亲。
22日当晚，安重根在当地的《远东报》获得了他最需要的信息：“前韩国统监伊藤博文将乘坐专列，于25日下午从宽城子（今长春）站出发前往哈尔滨。”这条线路的正常运营时间是10小时40分，以此推算，伊藤到达哈尔滨的时间应该是26日9时左右。
但是到了这时候，安重根忽然又对行刺地点犹豫起来。他和禹德淳商量：“伊藤到了哈尔滨后肯定戒备森严，刺杀难度太大，我们最好在南边的火车站举事。”禹德淳自然一切都听安重根安排。两人决定前往宽城子车站，在那里完成刺杀。
翻译的问题又出现了。刘东夏要在哈尔滨买药，不能同行。安重根从金成白处打听到了一个名叫曹道先的人。曹道先也是韩国人，因为娶了个俄国妻子，日常的会话都没有问题。安重根故伎重施，邀请他南下宽城子去接家眷。
24日，安重根塞给了曹道先一张火车票，连同禹德淳3人上了火车。但是车票终点站却变成了宽城子以北的“三岔河”站。
原来，安重根手里所剩的钱已经不够支付3个人到宽城子的车票，情急之下，安重根只能精打细算，买了3张目的地离宽城子较近的车票。
24日中午，他们在名为“蔡家沟”的小车站下了车，据说，所有途经该站的列车，都要在此停驻30分钟。
没机会出膛的子弹
蔡家沟是个小站，25日当晚，会有一列专车从哈尔滨开往长春，去接一个“日本大官”，26日早上会到达该站。
安重根和禹德淳的机会来了，他决定兵分两路：禹德淳留在蔡家沟，自己回哈尔滨，安排两处刺杀地点。在安重根此次刺杀行动诸多临时举措中，这次分兵可以说是最明智也最关键的一环。
25日，安重根又搭乘火车返回哈尔滨。3个人话别时，趁着曹道先没注意，安重根把6颗刻十字纹的子弹悄悄塞给了禹德淳。
可这6颗子弹却并没有获得出膛的机会。
当天晚上，蔡家沟被俄国士兵戒严，旅店的俄国店主也被命令“不许出门”。半夜里闻知此事的禹德淳心凉了半截。
果然，26日天亮后，曹道先借口上厕所，向店主借了钥匙，同样被门口的俄国士兵挡住，士兵让他“想要方便的话在屋子里解决，不准出去。”
一阵汽笛鸣响，伊藤博文的专列呼啸进站，稍作停留后，继续开往哈尔滨。
哈尔滨的六声枪声
安重根回到哈尔滨后，在金成白家继续留宿。26日清晨7时左右，他在金家换上一身旧西装，戴上鸭舌帽，将手枪装上7颗十字纹子弹，乘坐马车来到了哈尔滨火车站。
为了迎接伊藤博文，俄国军队加强了哈尔滨站的安保措施，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当时的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也通知俄方，对进站的欧洲人和中国人要查看通行证，但是对日本侨民一律放行。当时留着大辫子的中国人和白皮肤、大鼻子的欧洲人很好区别，但韩国人和日本人在俄国士兵眼中却无从分辨，更何况安重根的衣着和发型都俨然是个日本侨民，他没有受到任何怀疑便顺利地进入了候车室。
时间尚早，安重根来到三等候车室的茶馆中，喝茶等待。
9时左右，伊藤的专列缓缓驶入，月台上开始欢声雷动。
安重根此时来到了欢迎队伍的第二排，虽然没有见过伊藤本人，也没看到过他的照片，但是他观察到，俄国人都身着军装，日本人都穿着便服，“一个留着胡须的矮个老人走在最前面，行举手礼”，安重根就此判定“他就是伊藤”。
伊藤博文走到了安重根跟前，距离他只有四五米，最前排负责警戒的士兵举枪敬礼。
安重根从第二排跳了出来，从敬礼的士兵中间，瞄准伊藤博文的要害处，连发3枪。
伊藤博文中枪倒地，安重根并无十成把握那是伊藤博文无误，于是又对着“一群日本人中走在最前面的身材高大者”，再发3枪。
安重根后来射出的3枪，中弹者是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川上俊彦、伊藤随行秘书森泰二郎和南满铁路理事田中清次，他们分别伤了右臂、腹皮和左腿，无性命之虞。
伊藤所中的3枪命中了左肺、左腰和腹部，随行者们将他转移到了卧铺的车厢中抢救，因为内脏大量出血，随行的医生已是回天乏术。
完成射击之后，安重根扔掉手枪，慨然就缚。
俄国士兵把安重根押解到了火车站的宪兵派出所，立刻做了简单的审讯。因为当翻译的韩国人口译不行，安重根只能“略作说明”。就在当天，俄国警方在哈尔滨搜捕了众多韩国人，包括金成白家中的刘东夏。
而滞留在蔡家沟火车站的禹德淳和曹道先也没能幸免，就在刺杀发生后的大约两小时，十几个宪兵和警察来到车站，对每个韩国人进行搜查。禹德淳的子弹和枪支被搜了出来。他和曹道先当即被捕，押送到了哈尔滨。
留下自传《安应七历史》
26日晚间，俄国宪兵官员和安重根同乘一辆马车，把他“引渡”到了日本驻哈尔滨领事馆。
这个“转手”过程所援引的法理依据是日韩《乙巳条约》“韩国国民犯法交由日本法庭审判”的条款。韩国在日本统治下的丧权辱国，由这一条款可见一斑。但是，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的案件发生在俄国治下的哈尔滨火车站，又是在中国的领土上，对这一事件的审判权究竟属于日本、俄国还是中国，直到今天仍是国际法领域争论不止的一个焦点。
不过，当时的清政府和俄国，都忙不迭地把自己从这次惊世刺杀中撇得一干二净。俄国着急忙慌地把安重根和其他涉案人员交给了日本，清政府的反应处置更是谨慎小心。
伊藤博文到达哈尔滨时，时任清政府吉林交涉使的施肇基和俄国财政大臣戈果甫佐夫一同在站台上迎候，清军也派出仪仗队在站台上列队欢迎。突然发生的刺杀，让所有人都猝不及防。
施肇基是留美硕士，曾游历欧洲多国。这位民国后曾任驻英、驻美等国公使，参加过巴黎和会的外交家，在刺杀事件发生后，第一个反应就是暂时切断舆论外传的渠道，派人到当地电报局，“传令今日电报只许收存，不许发放。”
同时，施肇基电告外务部：“在此案调查清楚全案报部之前，请勿发表任何文件。若有人问及此事，政府千万不可有保护不周之道歉语句，贻日人以口实。”在安重根招供后，他“查此口供非常确实”后，马上用他娴熟的英文写了一篇通讯，并电传外务部对外发表。这之后，施肇基“始解电报局扣电之禁令，其所积压之各国通讯电稿，乃纷纷发出。”
施肇基担心的“外交危机”并没有出现。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虽然举世震惊，但整个案件清楚明了，日本也没有理由向中国或俄国发难。
10月30日，日本政府派出检察官沟渊孝雄，对安重根进行了讯问。安重根旋即列举了伊藤博文强夺韩国政权、解散韩国军队等十五条罪状。身为日本人的沟渊孝雄听罢，竟然对安重根的慷慨壮烈之举深表同情，甚至赞其为“东洋义士”。他认为安重根“想必不会处以死刑”。
沟渊孝雄的回应可能与日本推崇慷慨赴死的精神，因而对安重根产生同情有关，但更多和当时的历史现实相关。明治维新过后，日本国内也发生过多起刺杀政府官员的事件，这些都被定性为政治事件，作为“政治犯”的刺客们无一被处以极刑。
1909年11月3日，安重根等人被转移到日本占领下的“关东州”旅顺监狱署中。
当年的监狱署就是现在的旅顺日俄监狱博物馆，博物馆副馆长王珍仁介绍，从当时监狱的史料和亲历者的回忆来看，安重根在关押过程中并未受到肉体上的虐待，他被关押在单人牢房中，甚至还可以获得“上等大米饭”和“四床棉被褥”“每天一瓶牛奶”的优待。
但是12月的某一天，安重根突然发现，再次见到的沟渊监察官“言谈表情与往日截然不同”，“时而施加压力、时而胡说八道、时而侮辱谩骂”，他默默想到“这一定是从别的什么地方刮来一阵强劲的风”。
王珍仁认为，这股“强劲的风”指的应该是来自日本政府的压力。现在解密的材料中，有一份当年12月2日来自日本外相小村寿太郎的电报，这份电报的收信人是当时“关东都督府”的地方法院，小村密令法院，一定要对安重根处以极刑。
1910年2月7日，关东都督府地方法院刑事法庭公开审判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一案。为安重根等人辩护的是日本法庭指派的两位日本律师：水野吉太郎和镰田正治。
其实，在公审前，一位英国律师和一位俄国律师到狱中和安重根会了面，他们是受旅居海参崴的韩国人委派的辩护律师，并已经获得法院的许可。但是开庭的六七天前，沟渊告诉安重根，“英国、俄国、韩国的律师，一律不准出庭辩护，只能聘用这里的官选律师。”
安重根当时就已经知道，在这个“审判官、检察官、律师、翻译官、旁听者”都是日本人的法庭上，他的任何回应都将如“哑巴讲演、聋子旁听”。
1910年2月14日，关东都督府地方法院判决安重根死刑；判禹德淳3年徒刑，曹道先、刘东夏各1年6个月徒刑。虽然给了5日的上诉权，但安重根只说了对死刑判决不服的理由，并没有上诉，他说：“我不怕死，所以不上诉。假如我有罪，就罪在我是个善良而弱小的韩国的国民！”
安重根对法庭只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把刑期推迟一个多月”，以完成他的写作计划。在这段时间里，他写就了自传《安应七历史》，而他试图描绘自己思想的《东洋和平论》刚刚完成了序和前鉴的部分，却再没有时间续写下去。
3月26日，安重根被押赴旅顺监狱的绞刑室中执行死刑，年仅3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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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韩国的殖民统治计划
伊藤博文遇刺后，遗体运回日本，举行了隆重的国葬。而对安重根，日本则千方百计地使其销声匿迹。安重根临刑前留下遗言，要求把自己的遗骨埋在哈尔滨公园旁，等祖国恢复主权后返葬故国。但他的遗体处置权却在日本手中。日本并没有按照常理把他的遗体交给其亲属，而是将其埋在监狱后山，并消除了埋葬痕迹，具体地点至今成谜。
日本政府为了在对韩国政策上不受舆论攻讦，竭力淡化刺杀的政治色彩，将其定性为凶杀案，也据此宣判了安重根死刑。
而韩国当时的媒体都被日本人掌握，对于这件刺杀事件，只能沉默以对。流亡海外的韩国人则把安重根视作为韩国独立运动“带来了一线曙光的英雄人物”。《大东共报》撰文指出，安重根刺杀伊藤是爱国者的报仇，是韩人反日斗争的一大成功。
对这一事件反响最为热烈的是中国。当时的中国报纸，无不连篇累牍地对刺杀事件进行报道，并将安重根与“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荆轲作类比。
而当时中国的大量知名人物，也为安重根留下了诸多赞谥笔墨，孙中山褒扬他“功拜三韩名万国，生无百岁死千秋”，章太炎称他为“亚洲第一义侠”，梁启超为其作《秋风断藤曲》……
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的事件同样活跃在了中国的舞台之上。
1910年，中国现代话剧先驱任天知在上海组建了“进化团”，该剧团创作的《安重根刺伊藤》公演数月。
“五四”运动时期，南开中学排演话剧《安重根》，邓颖超反串饰演了安重根，为这部话剧进行指导的正是周恩来，两人当时刚刚相识。几十年以后，已是共和国总理的周恩来还曾这样评价：“中日甲午战争后，中韩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就是在20世纪初安重根在哈尔滨刺杀伊藤博文开始的。”
同样是被欺凌宰割的弱国，中国人对安重根的褒奖，更多的是为了表达身处同一侵略者铁蹄下的同仇敌忾之情。
根据已经公开的资料，在伊藤博文遇刺之前、他刚刚卸任韩国统监之时，1909年7月26日，日本内阁会议已经做出“在适当时机合并韩国”的决定。
1910年8月22日，日本迫使韩国签订《日韩合并条约》。同年10月1日，日本统监府改为总督府，由此开始了对韩国长达36年的全面殖民统治。
此时，距离哈尔滨车站的那场刺杀，还不满一年。
（本版内容综合《北京日报》《河北青年报》《华商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