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汝昌：民族气节光耀千秋
【报纸名称】巢湖晨刊
【出版日期】2008.12.23
【版次】第14版(纵横巢湖)
【入库时间】20110110
【全文】
□ 吕金成 整理
编者按 丁汝昌(1836—1895)，北洋海军首任提督，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爱国将领。原名先达，字禹廷、雨亭，号次章，庐江北乡石嘴头村（今石头镇丁家坎）人。光绪十四年（1888年）十一月，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位海军司令”——北洋海军提督。今年12月17日，是丁汝昌首任北洋海军提督120周年,庐江县召开了纪念座谈会。现将部分发言整理刊发,以表缅怀之情。
省政协常委、学习文史委副主任聂皖辉：在100多年前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安徽省庐江县出了一位抗击倭寇的英雄，他，就是载入青史、常为后人称道的丁汝昌。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这是一场由日本帝国主义者蓄意挑起的侵华战争。在这场残酷的血腥战争中，身为北洋海军提督的丁汝昌，顽强奋战，誓死不屈，用他的满腔热血，谱写了一曲悲壮的爱国主义赞歌。今年是丁汝昌首任北洋海军提督120周年，庐江县政协隆重举行纪念座谈会，纪念这位中国近代首位“海军司令”，悼念这位为国捐躯的抗日英雄，这对于缅怀历史，不忘国耻，激励今人，昭示后人，是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的。
丁汝昌是晚清时代军界的著名人物，他的命运是和清朝的政治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是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晚清朝廷腐败，国力衰弱，人心背离，在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要想战胜日本海军，几乎是不可能的。清朝政府的极端腐败及其妥协投降的外交政策，以及帝国主义的阴谋活动，导致了中国在这场战争中的失败，导致了丁汝昌个人命运的悲惨结局。这是历史的必然。但腐朽的清朝政府却把丁汝昌作为甲午战争失败的主要责任人，战前问责，战中弹压，战后问罪。丁汝昌殉国后，其棺柩外面，加上三道铜箍，捆锁起来，外涂黑漆，以示戴罪在身。这完全是是非的颠倒！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好在历史是客观公正的！宣统二年，丁汝昌终获平反昭雪，魂归故里，名存史册。
丁汝昌是一位爱国将领，是一位抗日英雄。甲午战起，丁汝昌和北洋海军爱国将士，面对日军的侵略行径，怒火中烧，坚决主张抗击敌人。在著名的黄海大东沟海战中，北洋舰队以10舰对日本联合舰队12舰，面对强敌，提督与将士毫不畏惧。当时，丁汝昌在旗舰“定远”号飞桥上亲自指挥。“定远”舰首发一炮，击中日舰“吉野”号舷侧，但“定远”号飞桥也被震裂，丁汝昌不幸从空中跌落，摔成重伤。当此危急存亡之际，他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裹好伤后不能站立，仍坚持坐在甲板上督战。当旅顺危急时，力主迎战的丁汝昌，赶到天津当面请示李鸿章，要求率北洋舰队驰援旅顺，与日寇决一死战，守卫国土，保卫国民。1895年1月，日本陆军在山东半岛的龙须岛登陆，从背后袭击威海卫，日本海军则从正面封锁海口。当日军在荣成湾登陆时，丁汝昌再次向李鸿章请战，拟亲自出威海卫率军袭击日本军队。这个意见显然是十分正确的。当时，日本掩护陆军登陆的军舰虽号称25艘，实际上，能够投入战斗的舰艇不过10来艘，其余多是铁皮木质小船，不堪一击。北洋舰队如果乘日军在荣成湾登陆之际，主动出击，极有可能粉碎日寇的登陆计划，至少也能切断登陆日军的海上供应，使其陷入孤军深入的困难境地。可是，李鸿章却严令：不许出战，不能轻离威海一步，并威胁他说：“如有违令出战，虽胜亦罪！”这样，北洋舰队只得避居港内。虽有李鸿章的严令，丁汝昌仍积极加强备战，随时准备反击敌人的入侵威海卫。史料记载，身为海军提督的丁汝昌，面对强倭入侵，“日夜训练师船，联络各军，讲求布置”。在刘公岛保卫战中，丁汝昌沉着指挥，坚决抗击来犯之敌。2月7日晨，日军以6艘鱼雷艇向我冲击时，丁汝昌当即命令鱼雷艇管带王平率7艘鱼雷艇去袭击敌舰；2月9日，丁汝昌所乘“靖远”舰在作战中被敌人的炮弹击沉，丁汝昌号召广大士兵誓死抵抗，决不屈服。早在日本舰队开始围攻刘公岛和北洋舰队的时候，日本舰队司令——伊东佑享就在丁汝昌身上打主意了。1895年1月19日，他写信给丁汝昌，劝他率领舰队投降，丁汝昌看罢劝降信，义愤填膺，断然拒绝，并将此书上交李鸿章，以明心迹，并说：“余决不弃报国大义，今惟一死尽臣职。”北洋舰队中的洋人顾问英人马格录、美人浩威，便勾结一些贪生怕死的将领，逼迫丁汝昌降敌。丁汝昌怒发冲冠，严词拒绝，呵斥道：“汝等欲杀汝昌，即速杀之！吾岂吝惜一身？”表现出了一位爱国军人对国家、对民族利益忠心耿耿的满腔正气。1895年2月11日，丁汝昌接到援兵无望的探报，知大势已去，召集将领会议，下令港中各舰艇冒死突围，遭到抵制；又下令炸毁舰船以免资敌，也无人应。无奈之下，命令营务处提调牛昶■将提督印截角作废，以防有人盗印作降书，也没有照办。丁汝昌完全绝望了，他这才在深夜中服毒自杀，他不是因为害怕战争失败的责任而自杀，他是以死明志，决不向倭寇投降，他是因为爱国才以身殉国。
以上这些片段，让我们看到了丁汝昌那源自灵魂深处的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和杀身以成仁的高尚人格。他的宁死不降、以死明志的豪言壮行，使我们感动，更使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不可侮，中国人民不可欺！先辈给我们留下的爱国主义精神，我们的子子孙孙都是要继承和发扬的。这也是我们今天纪念丁汝昌的意义所在。
省社科联安徽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翁飞：我们要充分肯定丁汝昌在祖国危难时候舍生取义的英雄气概，他不惧生死，在强敌面前保持了中华民族儿女、军人可贵的品质，宁死不降，大节不亏。
丁汝昌之所以担任北洋海军的最高统帅不是偶然的。我们知道丁汝昌生长的时代也就是他的直接领导、老上司李鸿章一再讲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强敌”的严峻局面，是内忧外患，尤其外患严重、海疆危机的时代。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向列强打开大门，国内发生了如火如荼的太平军和捻军起义。综合国力在当时的中西方文明的较量中，海军应该讲是一个最高体现。时代背景决定丁汝昌一出任北洋海军提督就面临十分险恶的形势。
为什么历史会选择丁汝昌担任北洋海军的统帅？当时有一批留欧的高层次、学过近代海军指挥艺术的军官，譬如：刘步蟾、方伯谦。为什么李鸿章会找这么一个大老粗、一个淮军军官、外行来领导内行？从丁汝昌的出身、履历来看，是偶然，但实质上是必然。李鸿章本人是从百战烽火中锻炼出来的统领，他选择一方面的军事统领不是轻易的，他要任用的人必然是他最信任的、在战争中经过考验的，在当时李鸿章眼光所及的范围内，丁汝昌是最合适的。
再谈一下丁汝昌的功过和晚节。淮军是以将立军，自己招兵买马，上阵父子兵。丁汝昌到北洋海军后是任官，不但要管理福建军官和广州军官，而且还要和洋人打交道，中间矛盾很深。北洋舰队巡泊香港，丁汝昌因事暂时离舰。总兵刘步蟾命令降提督旗升总兵旗，琅威理（挂提督衔）与刘步蟾发生争执，官司打到李鸿章处，李鸿章认为“提督去，自应总兵带”，看起来是将旗之争，实则是军权在谁的手里，琅威理于是愤然去职。琅威理治军严谨，北洋海军中流传着“不怕丁军门，就怕琅副将”的说法。如果琅威理不去职的话，也不会造成后来北洋海军军纪涣散的。丁汝昌担当了水师提督，要向李鸿章负责，向朝廷效忠，但是实际上又不可能完全左右和控制这支军队，建立不起来他的威信，这是一个致命伤。丁汝昌处在一个非常为难的境地，既不能恪尽职守去取得战役的胜利，又不能违背朝廷的旨意和李鸿章的意思去做，最后只能走向“以死尽忠”。有一个细节是他让棺材匠把棺材打好，自己躺进去量一量，他是很坦然的，这样一个人的晚节是值得尊敬的。
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原馆长戚俊杰：丁汝昌的人生经历是非常不寻常的，出生的贫贱，家庭生活的艰难，从小就打造了他坚强的性格，而且他天生好学，当兵以后，由于作战勇敢，全是靠自己的努力由士兵成为将领，到了中年以后，被安排统领北洋海防。实实在在地说，在当时统领拥有现代化技术的北洋海军，责任重大，而且是一项生疏的基层事物，对于一位年过四十的陆军将领来说，是一种挑战。但是，丁汝昌确实抓住了机遇。
1888年，丁汝昌统领北洋海防9年以后，北洋海军成军的时候，被正式任命为北洋海军提督。经过9年的历练，50多岁的丁汝昌成为第一任北洋海军提督，我赞成翁飞先生说的，那是历史的一种选择，那不是丁汝昌本人的选择，不是他自己愿意不愿意的事。在北洋海军成军以后，无论在北洋海军的军队建设、军事训练都体现丁汝昌的宽容、宽厚，他与外国人的友好相处，与北洋海军高层将领的和谐相处，驾驭能力确实证实了李鸿章的选择是正确的。
1891年，李鸿章检阅北洋海军的时候，看到北洋海军无论是打靶还是行操各个方面都非常出色，所以他说“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1894年，是丁汝昌非常繁忙的一年，春天他带着舰队到新加坡作了一次访问，5月9日到5月27日是李鸿章到北洋海军进行检阅，6月初，日本向朝鲜派兵，因此北洋海军就开始忙了，到了6月23日，日本大本营就明确了向中国开战的命令。从6月初到7月份不到2个月的时间内，丁汝昌忙于北洋海军的作战准备、舰船的维修、弹药的补充、人员的调配、原煤的补充和储备等各方面工作，筋疲力尽。特别是在朝鲜战场，丁汝昌和林泰曾提议在朝鲜大同江口建立海军的临时基地，本来这个想法是积极主动的，但是由于朝廷的摇摆不动，致使李鸿章摇摆不动，因此李鸿章对丁汝昌这些积极建议产生误解，误认为他们是怕死，这种说法为清流党在后来数次弹劾丁汝昌埋下了伏笔。7月23日，日军占领朝鲜皇宫，俘虏了朝鲜国王，然后成立傀儡政府，驱逐在朝鲜的清朝军队。7月25日，日本海军在丰岛附近海面对北洋舰队实行了海盗式的袭击。8月1日，中日双方宣战。从7月26日到8月22日，丁汝昌带着北洋舰队连续5次到朝鲜沿海寻找日本舰队进行决战。9月17日，护送陆军赴朝后正准备返航的北洋舰队与日本海军遭遇，黄海海战爆发。战斗开始后不久，丁汝昌即被炮火所伤，但仍坚持坐在舰内的过道中督战近5小时。次日回到旅顺口，士兵将丁汝昌抬下旗舰，丁汝昌仍然带伤处理军务，督促修船，过几日，伤口恶化后休养。
从1894年7月12日到12月24日，在这5个多月的时间里，有多位言官、御史对丁汝昌进行攻击，名为指责丁汝昌，潜台词则是攻击李鸿章。现在研究发现，黄海海战还没有打，弹劾丁汝昌的奏折就上去了，战斗还没开始就说丁汝昌有罪。到了11月，旅顺失守后，丁汝昌被摘去顶戴，戴罪立功。到威海之后，丁汝昌的处境就更为艰难，朝廷的不信任，朝廷内好多人的弹劾，在几经问罪的情况下，他仍联络威海的陆军，掌握北洋舰队，来防御日本舰队。特别是最后的关头，面对日本人从海上的进攻和陆地上的夹击，他带领北洋海军和刘公岛上的军民先后打退了日军的八次进攻。1895年的冬天，据当时的史料记载，也是一种“百年不遇”的严寒，海水打到甲板上就结成冰碴子。丁汝昌这位60岁的老人在政治上得不到信任，还要被抓去问罪，加上当时士兵的情绪也是不稳定的，到最后，他唯有自杀殉国。
山东省威海市丁汝昌研究专家孙建军：1895年2月，中日甲午战争威海卫之役，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在刘公岛前，上演了一场令人叹惋的大悲剧。作为这场大悲剧的主角——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在战争的最后一幕，他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丁汝昌究竟降还是未降，事实如何呢？应该说，丁汝昌降与不降，皆不失为勇士。降，以一身之名节换来全军将士的解脱；不降，保全了一名军人的荣誉和尊严。
对于丁汝昌自杀和北洋舰队投降这桩公案，历来说法不一。有人说丁汝昌是在安排了北洋舰队的乞降活动后才自杀的，投降书是他写的；有人说丁汝昌拒降自尽后，有人盗用了他的名义策划、组织了北洋舰队的投降活动。这是两种完全相反的说法。后一种说法，来自时人姚锡光（石泉）在1896年所撰的《东方兵事纪略》。最先策动丁汝昌投降的三洋员之一戴乐尔在其回忆录里的说法，被以往史学界广为采用、引证较多，这份证据属于传来证据，但对于证明事件的基本事实，即丁汝昌自杀后牛昶■等人策划、组织了投降活动，属于直接证据，这是符合证据法的规定的。刘声木的《苌楚斋随笔》提出了这种说法，虽为传来证据，却并非“说不出来源的，或者道听途说的消息”，也是证明后一种说法的直接证据。谷玉霖、苗秀山的证言，来自戚其章先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威海的实地调查，这些人都是当年的水兵，有的就是事件的目击者，他们所言可信度较高。
在还没有新的证据发现之前，仅检视目前“已公布的史料”，并为治史者所使用的史料，对这两种说法的史料从证据法学意义上进行辨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目前的史料证据尚无法证明，北洋舰队投降书是出自丁汝昌手书；2、北洋舰队的投降活动是丁汝昌自杀后，部分洋员伙同牛昶■等人策划、组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