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英雄壮举不容否定
【副篇名】“战犯”丁汝昌
【报纸名称】鲁中晨报
【出版日期】2014.07.14
【版次】第04版:历史不会忘记
【入库时间】20140731
【全文】
甲午战争烽烟散去了120年，但从战争结束的那天起，对曾抗击侵略的英雄功与过的争议就不曾停止。
时至今日，对于甲午英雄的争议依然未决。但在致力于研究甲午战争历史的专家眼中看来，英雄壮举不容否定，战败的原因非一人之过。
7月6日，记者在大连采访了甲午战争历史研究专家陈明福，听听他对那段历史的阐述。
文/图 记者 孙小烜
传说中的亚洲第一舰队
建立于1888年的北洋水师舰队，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建队之初被誉为当时的亚洲海上霸主，是清朝四支舰队中实力最强、规模最大的一支。然而也正是这支号称“亚洲第一”的舰队，在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战争失败后，指责纷纷指向了当时的舰队官军和北洋水师的实际控制人李鸿章。
“北洋水师在建军之初，确实是亚洲最强的海军，因此在以后的研究中，多数人认为日本舰队实力不及中国。中国战败是因为中方舰队素质太差，而日军指挥有方。其实这里忽略了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建军时间。”7月6日，大连海军舰艇学院的陈明福教授说。陈明福教授曾就职于舰艇部队中的鱼雷艇，后被授予大校军衔，是现代研究甲午战争历史的领军人物。
“北洋舰队的舰艇都是1880年左右从英国购买的，甲午海战是1894年爆发的，10多年的时间里，北洋水师没有再引进过新型的船只。”陈明福说，“再看看日本，直到战争爆发，日本一直在引进最新型的欧洲舰艇，他们的实力根本不亚于北洋水师。就当时中日两国的舰队比较，无论是火炮射速、航速还是排水量，北洋舰队的实力都不行。”有资料显示中日海军实力对比，日本联合舰队2000吨以上战舰12艘，1000吨级战舰9艘，而北洋舰队分别是8艘和5艘。
为了研究甲午海战，陈明福曾收集过大量的资料，对于战败的原因，他认为不能将罪责归咎于某一个人，而是整个清廷腐败所致。
“日本为了发动战争，连明治天皇都省吃俭用攒军费，而清廷却在挪用军费来给慈禧太后祝寿，修颐和园。况且清廷里派系斗争严重，李鸿章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把北洋舰队看作是私产，不敢轻易让北洋海军作战，导致了战略‘消极防守’的重大失误，这才是失败的根源。”陈明福告诉记者。
在甲午海战结束后，水师提督丁汝昌备受争议，这位临危受命却不懂海战，大战伊始便受伤最终又以身殉国的北洋水师最高统领，一度被视为了战败的主要因素。
丁汝昌战死，刘公岛被日军占领，对于这名宁死不降的中国将领，日本人很是尊重，并将“鸣礼炮礼送丁军门出海”列在刘公岛投降的12条条约中。
在日本海军统帅伊东祐亨的回忆录中，有很大篇幅是来赞扬丁汝昌的。然而，当丁汝昌的遗体交给清政府后，清政府下令给遗体穿上黑色囚衣，棺木也漆成黑色，外加三道铜箍捆锁，意为腰斩三截，以示戴罪，18年不得下葬。后来丁汝昌的墓被盗，尸体被毁。不过，丁家后人丁爱华则说：“我听我的长辈说过，丁汝昌的尸体被偷偷调换了，被刨出来的那个并不是他的尸体。”
在丁汝昌玄孙丁爱华记忆中，家中曾有一封丁汝昌与日军海军统领伊东祐亨私人来往的信件。“丁汝昌曾出使日本，与伊东祐亨是很好的朋友。”正是丁汝昌的这位日本朋友，日后成为了丁汝昌最大的敌人。中国战败后，伊东祐亨给丁汝昌送来了招降书，但丁汝昌誓死不降，最终服鸦片以死报国。
“有人说是丁汝昌指挥失误，才导致了北洋水师的失败，还说丁汝昌畏罪自杀，这些说法太过牵强。所谓丁汝昌的降书，都是丁汝昌死后，有人冒他的名写的，目的就是把罪责推卸给他，保全其他人。”《日本新华侨报》总编辑蒋丰曾表示，丁汝昌若真是畏罪，大可以投降，“他并没有卖国求荣，而是自杀殉国，这个勇气就值得敬佩。”
除此之外，丁汝昌陆军统帅的出身一直备受诟病，被认为是李鸿章用人唯亲，是导致海军失利的原因之一。
对于这种说法，陈明福有他不一样的看法，“丁汝昌确实不懂水战，但统帅需要做的是协调整体，制定战略，未必是真刀真枪去拼杀。再说在那个时候，不用丁汝昌用谁？包括邓世昌在内的那些福州船政学堂毕业的新兵，肯定不能去做统帅，他们没有经验和能力。只有丁汝昌一直领兵，是最适合的人选，而且还有英国人琅威理来训练水军辅佐他，丁汝昌也一直在用心学习水军知识。”
“魔鬼教头”邓世昌
在威海市刘公岛的甲午战争博物馆中，一个展厅中放着当年北洋水师舰队的模型，其中邓世昌统领的巡洋舰“致远”号，是主力舰队中航速最快、火炮门数最多的一艘。在战争刚开始，旗舰“定远”号被击中后，邓世昌带领的“致远”舰冲出了舰队保护旗舰，正是这一举动，后世给邓世昌戴上了“莽撞”的帽子。“莽撞的说法是犯了一个基本的海军常识错误，保护旗舰是作战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一旦旗舰沉没，那么舰队就失去了指挥，不战而败。况且当时日军的第一目标就是‘定远’舰，打沉‘定远’，整个北洋舰队就会被全歼。”陈明福告诉记者，“邓世昌在旗舰受损害的情形下，利用航速快的优势冲出舰队吸引火力，做法完全符合作战要求。”
而在邓世昌的训练之下，“致远”舰的船员几乎是当时整个北洋舰队中最为“受罪”的一群人。因为邓世昌对于水手的要求近乎苛刻，一旦违反军令，便会受到“鞭责”、“械击”的处罚，受罚便会伤及筋骨，因此邓世昌被誉为“魔鬼教头”，也被同僚谑称为“邓半吊子”。
“当兵的如果军纪松散，平时不严格训练，真到战争爆发的时候怎么能上前线？邓世昌的严格训练不仅不应该被否定，还应该被效仿。‘魔鬼教头’才能带出打胜仗的兵。”陈明福在其所著《海疆英魂》一书中，认为邓世昌是北洋舰队中难得的统军将领，“‘致远’舰全船250名官兵无一人逃生，宁可跟邓世昌一起牺牲，带兵能带到如此地步，这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统帅。”
另外一个佐证则是，大战前期，北洋水师的军纪松散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船员离船上岸酗酒、赌博、嫖娼、抽大烟成风，船上到处晾着水手们的衣物，甚至军官上岸买房租给水兵牟利，而唯独邓世昌管辖下的官兵无此恶习。这或许也是“致远”舰官兵在千钧一发之际没有一人退缩的原因。“清军军纪涣散，是战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甲午战争中，邓世昌可能是唯一一个没有在大是大非前卷入争议的将领，但即便如此，不少学者专家也曾对邓世昌的带兵方式、作战时的决定提出过质疑。对此陈明福认为应该客观地看待历史人物。
“邓世昌作为一个人，肯定有他的缺点。还有人对邓世昌带着狗上船表示不满，认为是玩忽职守，这种几乎吹毛求疵的质疑没有意义，只要在大节上没有问题，就应该肯定他们的历史功绩。”陈明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