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恨与无知：洋务运动无法逾越的障碍
【报纸名称】竞报
【出版日期】2013.01.31
【版次】第N20版(N20)
【入库时间】20130330
【全文】
依据习近平总书记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的讲话主旨——“雄关漫道真如铁”“人间正道是沧桑”“长风破浪会有时”——展开的《复兴之路》一书以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为主线，全景式地追溯了中华民族一百七十多年来不懈探索强国之路的伟大历程。这是一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交响史诗，一本极具深厚历史底蕴和史料价值的精粹集成，更是一本思想性、历史性、可读性俱佳的精品著述。全书由中央电视台《复兴之路》栏目组和人民出版社《复兴之路》编写组，组织权威专家共同编写而成。
设立同文馆在中国政坛掀起轩然大波
1862年6月的北京政坛开始了一场争论，其缘由是一个新鲜事物——同文馆。设立同文馆的目的是培养一些擅长外语的人才，5年后同文馆打算从已经拥有功名的人员中培养天文、算学人才，以补充严重匮乏的人才。洋务运动的领袖们已经认识到，仅凭四书五经难为强国之策。
但是他们没有料到小小的同文馆竟然在中国政坛掀起了轩然大波，大批官员将同文馆视为势不两立的异类。一时之间，中国士大夫们都以进同文馆为耻。大学士倭仁上书抗议：“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
在这个变革的年代，洋务运动的倡导者们不但没有成为引领潮流的弄潮儿，反而成了被传统士大夫围剿的对象，很多人坚决反对新式学校，也反对中国人学习西方科学技术。
甚至有人痛骂洋务运动倡导者：“必皆无耻之人。”
在守旧派强大舆论干预下，报考天文、算学的人中，科举出身的寥寥无几。奕等人不得不放宽投考者的条件，以扩大生源。结果考生质量低劣，“其中尚堪造就者不过数人”。
对于修建铁路、架设电线，更是举国一片反对声。
于是，在欧美各国进入以电气化为主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候，绝大多数中国青年仍在四书五经中寻求人生的价值，在中国人已对坚船利炮有深刻认识的时代，武举考试的内容竟然还是弓马骑射。
公使郭嵩焘背着“卖国贼”的名声上路
对于中国人，美国人的评价是：“他们并非弱智，也不乏理性，但就是没有创造性。在人类智力发展的进程中，他们是世界上最教条、最刻板的人……很难脱出既有的条条框框、缺乏进取心，厌恶一切创新和改革。”
这些话很不中听，但那个时代的中国一再验证了外人的看法。
洋务运动期间，中国自主修建了第一条铁路，起自河北唐山，止于胥各庄，名为唐胥铁路。1881年建成后，清政府却认为火车震动了东陵的先王神灵，因而禁止使用机车，只准以骡马拽引车辆，人称“马车铁路”。
洋务运动在阻力重重的背景下，每前进一步，都非常艰难。1876年，中国的第一位驻外公使走马上任，然而这并不是一次荣耀之旅，不仅没有鲜花和送行的人群，而且背着“卖国贼”的名声上路，他叫郭嵩焘。他是何许人呢？
郭嵩焘是曾国藩的好友，也是湘军中的元老级人物，官至广东巡抚。第一次鸦片战争时，他在浙江为抗战效力；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他帮助僧格林沁办理防务，两人虽不和，但在战局一触即发之时，郭嵩焘依然驰至，堪称“见利不趋，见难不避”。
郭嵩焘主张发展私营企业，与洋人在商场角逐，他认为这比发展军事力量更重要，认为民富才能税多，国家才能真正富强。他希望国人能够放弃对“言利”的鄙夷态度，积极创造财富，这样才能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国。郭嵩焘主张培养专门的外交人才，考察国际形势，正确认识列强和中国的强弱。
不过，他被视为“卖国贼”并遭到唾骂的原因还不是宣扬这些思想，而是同意担任驻外公使。消息刚一传出，故乡的秀才们竟打算捣毁他的住宅，他的朋友也为他惋惜，当时有一副专门骂他的对联写道：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见容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中国的第一位驻外公使就这样背负着心灵的包袱和身后的骂名走马上任。郭嵩焘竭力在狭窄的外交领域里为中国拓展生存空间，他试图学习并依照国际法和外交惯例开展外交活动，他艰难地为中国外交打下了一个基础。
举国骂洋务大清帝国的龙旗终于坠落
但是，郭嵩焘在外交领域越成功就越引起国内的非议，清政府甚至还派了一个副使来监视他。他按规定呈送日记《使西纪程》，其中有客观分析西方长处的字句，顿时被朝野上下大骂，说“嵩焘之为此言，诚不知是何肺肝”。清政府直接下令将已刻行的《使西纪程》立即销版。
副使弹劾他的十大罪更是荒唐得令人难以置信，什么看到巴西国王擅自起立，什么穿着洋装参观炮台，离谱的是参加音乐会看节目单也成了不可原谅的大罪。
更离谱的是清政府竟真的因此对郭嵩焘查办治罪，最后靠李鸿章上下活动，才以“七万里之行，似尚慷慨”的理由勉强过关，将他打发回家，接替他的人是曾纪泽（曾国藩长子）。但是归隐的郭嵩焘仍然没有摆脱掉种种骂名，死后清政府没有按规定赐谥，也不准国史馆立传。
对于郭嵩焘的遭遇，曾纪泽非常同情，他曾一再为郭嵩焘辩解，说郭是拼着名声为国家办事，希望慈禧予以保全。慈禧表示了谅解，但谅解的方式是将郭嵩焘投闲置散，最后又夺走了他作为一个士大夫的死后哀荣。
去世前，郭嵩焘写下了一首诗，句中说：“流传百世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他自信后人和历史会给他以公正的评价。
在外患东来、内乱不绝的关键时刻，举国的时尚竟以耻谈或痛骂洋务为荣，在许多人看来，洋务就是卖国，很多人宁可向上苍祈祷消灭洋人，也不愿看一看西方列强到底强在哪里。民众的麻木不仁、知识精英的鼠目寸光，到了令人恐惧的地步。
保守势力想用封建主义打败资本主义，用伦理道德击垮坚船利炮，用科举制度对抗新式教育，这些思想意识中隐藏着更大的危机，抱残守缺的后果更加严重。
路虽然很漫长，但要紧处就是那么几步。国家和民族也是如此，人走错关键的几步，要受到社会的惩罚；国家与民族走错了路，甚至只要延误一步都要受到历史的惩罚。
就在洋务运动风生水起的时候，清政府声望最高的封疆大吏曾国藩却对时局十分担忧。幕僚赵烈文认为虽然还可以支撑，但如果中央政府先烂掉，那么中国就会崩溃，陷入军阀混战的危局，清政府即使想像东晋、南宋那样划江而治也做不到，因为虽然历代皇帝都不算太糟糕，但却不足以使之支持下去。清王朝离最后的崩溃不会超过50年。赵烈文所言具有极强的预见性，44年后，大清帝国的龙旗落下了。
《复兴之路》中央电视台《复兴之路》栏目组人民出版社《复兴之路》编写组人民出版社、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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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曾对大清帝国满怀信心
在1793年被赶出中国的大英帝国马嘎尔尼使团中有一位叫托马斯·斯当东的随从在1800年翻译了《大清律例》。这位曾深得乾隆喜爱并得到乾隆赏赐的人正是1840年的英国主战派之一。马嘎尔尼也认为：“一个民族不进则退，最终它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的状态。”而一位英国士兵则非常怀疑到底是不是中国人发明了火药，因为他发现几个中国人见到一门大炮空放时被吓得魂不附体。
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伏尔泰认为：“使中国人超过世界上所有民族的东西是：无论是他们的法律，他们的风俗习惯，或是他们所说的语言4000年以来都没有变过。”
另一位法国伟人则对当时的中国更有信心，因滑铁卢之败而被囚禁在偏远荒岛上的拿破仑对一位英国人说：“要同这个幅员广大、物产丰富的帝国（中国）作战将是世上最大的蠢事。可能你们开始会成功，你们会夺取他们的船只，破坏他们的商业。但你们也会让他们明白自己的力量。他们会思考，然后说：‘建造船只，用火炮把它们装备起来，使我们同他们一样强大。’他们会把炮手从法国、美国，甚至从伦敦请来，建造一支舰队，然后把你们击败。”
但遗憾的是，在19世纪按照拿破仑的方式成功的是日本，而不是中国。这个历经苦难的国家还要经受更多的苦难。这是一个寻求变化、追求发明创造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中国已经落后得很远了。
摘编自《复兴之路》
》人文课
重读一个传奇
在这个崇尚快餐文化与浅阅读的时代，无数人都在感慨经典的缺失，回望历史层层尘封的文学殿堂里，有一些作品却散发着永恒而温暖的光芒。而《林纾译著经典》无疑便是其中一种。
林纾字琴南，大名鼎鼎的“译界之王”林琴南是也。在各种资料里，他总是以中老年人的面目出现，长袍马褂，一条辫子。就是这样一个貌不惊人的中式小老头，用其生花妙笔译出了180余种西洋小说，被称为近代中国最有影响的文学翻译家。
林纾是光绪八年的举人，他精通古文，但不懂外语。一个偶然机会，从巴黎留学回来的好友王寿昌向他提及小仲马作品《茶花女》，并邀他合译。于是，林纾一面听着王寿昌讲述，一面下笔如飞，用古文把这个故事译了出来。这是中国第一部介绍西洋近世文学的译著，林纾的译笔流畅优美，感人至深，《巴黎茶花女遗事》1899年刊行后，迅速风行全国，一时洛阳纸贵。
林纾从此一发不可收，林译小说也因此成为一个时代的传奇。林纾那种再创作的翻译方式，不仅完全发挥其才华，甚至弥补了原著的某些不足。为此，康有为盛赞“译才并世数严（复）林（纾）”。而后来的胡适、鲁迅、郭沫若、钱锺书等人，在谈到自己受西洋文学的影响时，都无一例外地提到了林译小说。胡适更是高度评价：“古文的应用，自司马迁以来，从没有这种大的成绩。”
时隔一百多年之后，虽然林纾翻译过的绝大多数外国作品已有了现代汉语译本，但纵观林译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其影响仍谓空前绝后。其娴熟表达技巧与流畅文笔浑然一体，仿若天生，巧妙而协调，让人读起来欲罢不能。虽文字是某种意义上的古文，但行文却异常明爽轻快，就连古文里少见的滑稽风味，在林译小说里也一再出现。如此等等，令人莞尔，以至钱锺书先生会有“发现自己宁可读林纾的译文，不乐意读哈葛德的原文”之叹。 文/雨微《林纾译著经典》（4册）林纾著上海辞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