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天纬与洋务运动（下）
【作者】 乔进礼
【报纸名称】松江报
【出版日期】2011.11.11
【版次】第A07版 (茸城旧闻)
【入库时间】20111230
【全文】
□记者 乔进礼
光绪五年（1880），钟天纬京试不中，正当郁闷时，忽然听说清政府驻德国大使李凤苞，请他到万里之外的德国去陪其两个儿子读书。此时钟天纬对欧洲也是心向往之，于是便答应随行。同年4月，钟天纬告别亲人，从上海出发，经由香港到新加坡，然后过印度洋，穿过苏伊士运河，到达法国马赛。最终从巴黎转乘火车经比利时，到达德国柏林。这一下游历大半个欧洲，使钟天纬眼界大开，在欧洲的两年中，钟天纬在教书之余，有机会游历欧洲各国，沿途著有日记附在《随轺载笔》后面。可惜的是，《随轺载笔》在商务印书馆承印时，因战火而付之一炬。
钟天纬在欧洲两年，时间并不能算很长，但是他所见到的“各民族鼎盛时期”的欧洲，正处在“蒸汽时代”向“电气时代”的过渡时期，欧洲的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教育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都发生着重大的变化。这两年无疑对钟天纬的世界观与价值观，产生了重大影响。
结识盛宣怀
回国后，钟天纬发现朝廷和民间都坐井观天，热心科举，对外界茫然无知，使他感到忧心忡忡。钟天纬认为，非变法不足以谋划国家大计，而变法在于培育和发现人才。当时，上海格致书院已经成立，钟天纬向时任院长的王韬建议：仿书院之制，兴文课，以提倡多士，广开声气。这得到了王韬的赞同，于是便设立了每年春夏秋冬4次考课，春秋增加两次特课。一时间，钟天纬倡议的格致课艺，成为当时“最时髦的学术与时务大论坛。”后来钟天纬获奖的8篇文章，均被收录在王韬编辑的《格致书院课艺》中。
1887年夏季季课的题目是《轮船电报二事应如何剔弊方能持久论》，命题人是盛宣怀观察，钟天纬获得了第一名。钟天纬在答卷中，指出中国发展轮船事业的8个薄弱环节，即“通商立约，所定税则太轻，一弊也；长江开埠，西人夺我利权，二弊也；雇用西人，不受中国驾驭，三弊也；洋船倾轧，不能独操垄断，四弊也；驾驶乏人，不能自行培植，五弊也；贸易清淡，不能设法扩充，六弊也；事权偏重，不能层层钳制，七弊也；用人太杂，不能事事秉公，八弊也。”
至于电报之弊，也指出四端：“商务不盛，则用报无多，一弊也；设线僻地，专供官用，二弊也；翻译字码，易致错误，三弊也；传达密电，易致泄露，四弊也。”钟天纬在指出这些弊端的同时，又针对这些弊端，提出了合乎情理、操作性强的对策。
盛宣怀眉批曰：“独见其大”，“见得远”“诚能有此一著，必有此神效”，“入微，入微”，“作者曾赴外洋，故言之有物”。从盛宣怀在此答卷上的眉批和评语来看，显然是对这份答卷非常喜爱。
钟天纬在答卷中，还将其在外国所见的“写字机”作了介绍，盛宣怀饶有兴趣，问“此机器何价，能觅一幅看样否？”盛宣怀在文后的评语，更是对盛宣怀抱有很大的肯定与期望：“作者何啻置身局中，口讲指画，动中窍要，见其文字益我已多，傥能惠然肯来面谈数日，谁谓坐而言尽人不能起而行耶。”
后来盛宣怀便写信邀请钟天纬赴烟台深谈，详细探讨轮船电报两事的利弊，并邀钟天纬为盛宣怀助力。然而，到达烟台一个月后，钟天纬竟然独自回上海了，其中原因后人不得而知。盛宣怀于是给王韬写信，说对钟天纬的举动难以理解，“岂钟君以弟为不足教乎？”并暗示王韬从中做工作，他不想失去如此难得的人才，尽管意见不统一，但还可以商量。
王韬接信后，便从中斡旋，1888年春，钟天纬重返烟台。到烟台后，盛宣怀交代了大小七八件事，要他回上海迅速办理。5月28日，钟天纬回到上海。第一件事是物色绘制电线图并组织画稿。第二是了解葛士濬编辑《皇朝经世文续编》的进展情况，并希望收入李凤苞的遗墨。第三是编辑《怀柔图略》一书。后来钟天纬离开上海又回到盛宣怀身边工作，此书便移交给了他人办理。
重演清粮案
钟天纬在盛宣怀身边工作，感到心情舒畅，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深获盛宣怀的赏识。盛宣怀也一直寻找机会提携钟天纬，于是产生了让钟天纬进张之洞幕府的想法。张之洞是晚清洋务运动的代表，被誉为近代企业巨头、军事家、教育家、思想家，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并称为“晚清四大名臣”。
早在1884年，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书多年的钟天纬，对自己怀才不遇深感憋屈，于是赴广州寻找发展机会。他撰写了《扩充商务十条》，陈述走富强之路的治国方略，呈递给刚上任的两广总督张之洞，但“上之不报”，三个月后无功而返。这次要随张之洞去湖北，心里面还真没有底，况且盛宣怀是李鸿章的亲信和得力助手，跟着盛宣怀以后升迁的机会可能会更大一些。因此钟天纬还不愿意去张之洞幕府，这在钟天纬到湖北后给盛宣怀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到钟天纬的想法：
且蒙吾师逾格垂青，辱隶门墙者三年，实未有尺寸之报效。私心仍欲常依宇下，庶不负一番相赏之恩耳。天纬在沪，浮沉译馆，本思终老衡门，乃蒙吾师拔识于风尘之中，再三敦励，始决出山之志。
但是盛宣怀也可能别有他图，力劝钟天纬去张之洞幕府。钟天纬到武汉以后，先在京山、当阳、大冶、兴国等地勘矿，1890年春，负责统筹铁厂建设及开采矿产的重要部门——湖北铁政局的筹建，张之洞派钟天纬到铁政局就职，帮办文案。1891年夏天，又委派到汉阳代理铁厂事物。
这时张之洞已经选定汉阳铁厂的厂基位于大别山下，正紧锣密鼓准备建设，当时负责建厂征地的人答应，以官价购买土地，但此人暗箱操作，有的田主已经领到银元，有的没有领到。一时间民怨沸腾、谤议载道，钟天纬见此情景，觉得要平息此事，必须公平、公正、公开，只有透明才能取信于民。
于是张榜公布，明示各家征用多少田，拆除多少屋，该给多少钱，一目了然。谁知，公布的价格与各家所领到的数目大相径庭，老百姓顿时目瞪口呆，不但没有拿到钱的人有意见，就是拿到银元的人也怒火冲天，于是集体上访控告。经手人感到形势不妙，连夜活动，疏通关系，说钟天纬煽动民众闹事。
1991年8月2日，铁政局刊出《汉阳铁厂告示》，为“司事人”辩护，理由是钟天纬公布的是“原估计”，还未扣除自行拆卸迁盖的材料费，所以与实发数目不一样。憨厚质朴的老百姓，不知内情，处于对铁政局的充分信任，也就不再闹事。这件事自然要怪罪于钟天纬，于是将钟天纬从铁政局撤回。
当时，张之洞实行“官吏统治一切”的用人方针：管理人员的配备完全依照封建衙门的模式，大小岗位全由官吏来充任，这就不可避免地把官场的恶习带进工厂，营私舞弊、贪污浪费、任用私人、排斥异己、不负责任、挂名坐食等风盛行。这一点钟天纬也非常清楚，只要自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但不会得罪别人，反而会从中得到好处，而且会有更多的升迁机会。回想起20年前的“清粮案”，钟天纬并没有吸取教训，还是重演了不幸的一幕。
张之洞没有深究真相，当然也没有出面为钟天纬辩护。为了维护铁政局的权威和利益，改委钟天纬管理矿务学堂。后来改为自强学堂监督。钟天纬接手自强学堂后，“事权不一，办事掣肘”，其心情并不舒畅，在写给盛宣怀的信中说：“在此三载，一事无成”。当年五月，把家人送回上海，并于1894年1月，辞职返回上海。
义赈甲午战争
盛宣怀看到钟天纬在湖北如此遭遇，心中既不平又内疚，总想寻找机会给钟天纬新的出路。此时正好李鸿章奉命在渤海湾“校阅海军”，盛宣怀奉饬随往，因病未行，便推荐钟天纬随同，让其接触李鸿章，以便日后重用。当时张之洞将钟天纬列为“李党”，不予重用，日后升迁的机会还在李鸿章。
据资料显示，李鸿章对这次海军校阅非常满意，钟天纬升迁有望。然而，不到2个月，侵略朝鲜的日军突袭中国北洋舰队，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甲午中日战争是日本上下蓄谋已久的战争，钟天纬对此早有认识，认为日本的目标不是朝鲜，而是中国。清军若节节败退，日军必定会入侵中国，效仿西方列强迫使中国主动求和、达到获得割地赔款的目的。所以，求和的代价必然是沉痛的。1894年8月，钟天纬写了《上李傅相条陈日本兵事》一文，向李鸿章献计献策：必须以战为守、迎头拦击、“胜亦不追，败亦不退，全力以死力与之相持”。
10月，钟天纬又拟《论目前日本兵势》一文，此文写于黄海战后，金旅（金州、旅顺）战之前，几乎预测了全局的发展结果。特别提到，旅顺是重中之重，旅顺若失，必将导致北洋门户大开：旅顺为海军根本重地，“ 形势天险，炮台环拥，实有一夫当关之势。然皆扼守临海一面，后路仍属空虚，倘敌人载兵登陆由大连湾、金州以攻，……则其势危矣。万一旅顺蹉跌，则威海孤悬，更不能支，北洋之门户全失，则倭人可直犯大沽矣。”
后来的变化一如钟天纬所说，战争局势持续恶化，1994年11月12日，正是日军从花园口登陆后，金旅之战爆发，钟天纬受盛宣怀委托，起草了《募捐义饷以兴义兵启》，寄给上海的经元善，请经元善发起募捐，以兴义兵。钟天纬在文章中慷慨陈词，号召民众为保卫国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此时，经元善正“卧病床褥”，但他还是“不避出位之嫌，驰书各处义赈旧侣”。他在《致各路义赈同志公函》中说，“前承气求应声，同筹义赈，为救民也。今者创筹义师，为忠君也。”钟天纬也好，经元善也好，对这次募捐都很乐观，充满信心。但是，事与愿违，响应者寥寥无几，甚至也有人表示反对。
当时，原两江总督刘坤一在甲午战争开战后，被清政府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东征军务，调张之洞为两江总督，张之洞听说“义赈”之事后，并没有表示支持。随后，清政府决定派员议和，义赈之事遂罢。
投身维新变法
甲午战败之后，钟天纬继续上书，陈述中国走自强之路的方略，因人微言轻而书上不报，后作为广西按察使胡橘棻奏折呈递光绪。这件奏折对于光绪帝决定实行新政、实施变法起到重要影响作用。
这件奏疏历经曲折，才到皇帝手中。早在与“公车上书”几乎同时，钟天纬在天津撰写了《救时百策》一文，“贡当道以冀采择”，但是，“书上不报”。1895年6月3日，康有为呈递《上清帝第三书》，这是根据“第二书”中“变法”一节而改写，主要陈述富国、养民、教士、练兵的具体做法，这是康有为数次上书中唯一送达光绪帝的奏折。
事隔六天的1895年6月9日，广西按察使胡橘棻呈递《条陈变法自强事宜折》，“胡折”是请他的参谋王修植撰稿，而王修植大量引用了钟天纬的《救时百策》。这份奏折有8000多字，深得光绪皇帝的赞许，除了十条具体对策之外，更重要的或许是此折对洋务运动作了深刻反思。这正是由于甲午战败而处于极度迷茫中的光绪所期盼的。所以，后人评说“康之上书与胡的奏折，犹如给在困惑中的光绪帝注入了兴奋剂，激起其功名，受到鼓舞”。
康有为对此折也是大为赞赏：于群臣上书中，“ 凡存九折，以胡橘棻为第一，吾折在第二。”1895年6月23日，钟天纬见合约已签，局势已定，便以回江南制造局翻译“未竟之书”为由，向盛宣怀告别南归，26日抵达上海。不久， “强学会”北京 成立。
1896年，盛宣怀筹办南洋公学，委托钟天纬在上海选址。后看到钟天纬《学堂宜用新法教授议》和其他章程，发现钟天纬欲办的学堂，正是盛宣怀意想中的新式学堂，表示十分看好，给予钟天纬极大的支持。在钟天纬的努力下，“未及两月，诸生文艺无不豁然贯通”。所以，钟天纬确实遵照了盛宣怀“为各郡邑示以准绳”的办学要求，开创了风气，为推动国家改革科举制度埋下了伏笔。
1895年康有为来到上海，多次拜访钟天纬，主要讨论变法事宜。但如何变法，两人却有不同见解，康有为等主张激进，而钟天纬认为“宜缓不宜骤，宜因不宜创”，“若更张太骤，将原有者一笔抹煞，必遭多数反对而遘奇祸，无济大局。”后来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仅存百日就失败了。梁启超日后总结维新变法的教训时，表达了跟钟天纬几乎相同的观点。
戊戌变法失败后，钟天纬心灰意冷。1900年7月，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准备侵占北京。7月15日，钟天纬病逝。钟天纬一生坎坷，在鸦片战争的炮火中诞生，在八国联军的铁蹄下病逝。心怀宏图壮志，却报国无门，只留下了一堆尚未刊印的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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