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洋务运动评价的几个问题
【作者】 徐泰来
【报纸名称】人民日报
【出版日期】1981.07.20
【版次】
【入库时间】20100601
【全文】
关于洋务运动评价的几个问题
徐泰来
近来，《人民日报》发表了几篇关于洋务运动的文章，读了之后很受启示，但文中有些论点，不敢苟同，提出来进行商榷。
有的论者认为，戊戌变法以后，“评价洋务运动便以进步和反动两大阵营为分界线，持有肯定和否定两种不同的态度”。反动阵营对洋务运动和洋务派主要人物，基本态度是肯定的。“进步阵营从资产阶级革命派到无产阶级革命派，以及一切反帝反封建的进步人士，则对洋务运动和洋务派主要人物，抱基本否定态度”。这种说法，恐怕不符合历史事实。就拿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来说吧。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中说，“比见国家奋筹富强之术，月异日新，不遗余力，骎骎乎将与欧洲并驾矣。快舰、飞车、电邮、火械，昔日西人之所恃以凌我者，我今亦已有之，其他新法亦接踵举行。则凡所以安内攘外之大经，富国强兵之远略，在当局诸公已筹之稔矣。”（《孙中山选集》上卷第7页）孙中山对洋务运动是抱基本否定态度吗？显然不是。当然，孙中山在肯定的前提下，也指出，“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必须急于做到“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如果“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但这是从总结国内外近代化经验教训的角度提出来的，目的在使这个由洋务派掀起的中国近代化运动获得进一步发展。这就是他向李鸿章上书的原因。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首批企图对洋务运动进行马克思主义解释的学者，也并不是抱基本否定的态度。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达，可以作为当时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他认为，洋务运动的发生发展过程就是中国“开始踏入产业革命的过程，渐次脱去封建的外衣，而向着近代社会方面运动了”，“中国之因受外力压迫而踏入初期资本主义时期，原是社会发展所必经的阶段。” （《李达文集》第1卷第392——393页）
对洋务运动这样一个历史事件，本来既有政治家的看法，也有学者们的意见。对洋务运动的看法，从来没有成为区分进步与反动的标志。否定洋务运动者，不见得就是进步的，肯定洋务运动者，不见得就是反动的。把对洋务运动持不同意见的人，分成进步与反动两个政治阵营，既不符合一百多年来的历史事实，又有害于当前关于洋务运动问题的讨论。所以，这个问题必须首先弄清楚。
过去和现在的一些论者，爱把洋务派的反动目的作为说明洋务运动是一个反动运动的主要根据。究竟洋务派的反动目的与洋务运动的性质是什么关系呢？“目的”能不能决定“性质”呢？
关于洋务派掀起洋务运动的目的，不同论者，都可以从洋务派的奏折、函稿中找到说明他们认为是洋务运动目的的话。有的论者引用咸丰十年十二月初三日恭亲王奕?等人的奏折里的话：“发捻交乘，心腹之害”，
“故灭发捻为先”，以此证明洋务运动的目的是为了镇压国内人民革命，巩固清朝封建统治。持不同意见者，甚至用上面同一奏折里的话：“夷情猖獗，凡有血气者无不同声忿恨。臣等粗知义理，岂忘国家之大计”，“若忘其为害而全不设备，则贻子孙之忧”，以此证明洋务运动有御侮的目的。洋务运动的目的，是“镇民”呢？还是“御侮”呢？或者二者都有呢？目的本身就不一致，怎么能说明洋务运动的性质呢？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否定论者则认为，洋务派的“御侮”是“一个幌子”，是“口是心非的骗人招牌”，只有“镇民”才是真实的目的。对洋务运动持某种肯定态度的论者，当然也可以认为，洋务派镇民的目的是有的，但主要的目的是御侮。
显然，仅在目的范围内打圈子，是找不到出路的。众所周知，目的、动机，属于主观意识范围，即令洋务派办洋务的目的是反动的，最多也只能说明洋务派的思想是反动的，而不能说明洋务运动的性质是反动的。洋务运动的性质是反动，还是进步？要看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社会所起的实际作用是什么。人们的思想只有见之于行动，通过行动作用于社会历史，才能起到进步或反动的作用。而人们行动的实际历史作用，与他的主观意图往往是不一致的。因为，历史发展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人们活动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8页）历史的进程不会符合哪一个人的主观意图。
然则，评价历史人物行为的标准又是什么呢？归根到底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看他们的行为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还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洋务运动对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束缚了还是促进了呢？事实是促进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洋务运动培养了一大批科学技术人材和相当数量的掌握一定的近代生产技术的工人，办起了数以百计的工矿企业、交通运输事业以及各种文化设施，为中国社会近代化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即使象洋务派办的军工那样的企业，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也承认它还有一些作用，新式机器经过这种工业到底进入了中国。因此，如果我们坚持以是否促进生产力发展作为衡量进步与反动的尺度，那末，就不能不承认洋务运动的进步性。有的论者说，“我们说洋务派是反动的，并非指他们办的近代企业，而是说他们的‘卖国镇民’的反动目的”。企图避开洋务派办的近代企业，那怎么行呢？办近代企业是洋务派的主要活动，是洋务运动的主要内容，避开这些主要的东西给洋务运动定性，怎么能正确呢？
有的论者知道，要避开洋务派办的近代企业是不可能的，便说，“洋务运动在这方面所起的进步和积极作用，主要是客观的反映，而且同洋务派官僚们的主观意图，恰恰是事与愿违的”。能不能说，与主观意图相违背的活动，即使是进步的，也不能承认呢？如果承认，也要加个什么“客观”的限制词呢？我们认为，不能这样。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人们的历史作用都是客观的，都是与单个人的主观意图不一致的“合力”的结果。
有的论者说，洋务派办洋务是“挟以自重”，企图以洋务派有为了增长个人权势和利益的目的，来否定洋务运动的进步性。这也是说不通的。因为，在私有制度下，要求人们不考虑个人权势和利益是不可能的。判断这种权势和利益的是非，也必须把它们同生产力的发展联系起来考察。
对于认为洋务运动具有进步性的同志，有的论者还有这样一个责难，说这些同志“不仅不同意全面否定观点，也不同意两点论观点，力图把洋务运动说成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进步性的运动。”为什么认为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进步性的运动，就是“不同意两点论”呢？我认为问题不在于两点论，而在于重点论。只说洋务运动一方面怎样，另一方面又怎样，是不行的。因为这样不能给洋务运动一个明确的概念，不能确定洋务运动的性质。在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不分主次，并不是真正的两点论。
在洋务运动评价问题上，影响我们取得一致意见的，还有一个洋务运动概念的外延问题。有的论者，把外交完全从洋务运动中分出，认为“洋务运动属于内政范围”，当然不全面。洋务运动是中华民族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矛盾的产物，它积极地向西方学习，利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加强国防建设，增强军事实力，努力从事经济建设，谋求保护权利，其本身就包括一系列的外交活动。但是，决不能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三十多年的清政府的外交，都算在洋务运动范围内，洋务运动只是这一时期的一个主要内容，决不是全部。只有为了办洋务而开展的外交，才算是洋务运动的范围。例如，为了办洋务，向外交涉购买机器、技术，借款、利用洋人办厂矿，派遣留学生，派使者出国参观访问等等事宜，既是洋务活动，又是外交活动。而那些由于列强侵略所引起的清政府（包括洋务派）的种种外交活动，并不属于洋务运动范围。例如，由日本侵台、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而产生的一系列外交活动，是与洋务运动没有关系的。如果说有关系，那只是洋务运动所办的近代企业为御侮活动提供了一定的物质，以及由于外国侵略战争给洋务运动的发展以种种坏的影响。因此，不能因为清政府在这些外交活动中的失利和奇耻大辱，而贬低洋务运动的御侮性质。
再拿李鸿章来说，他当然是洋务派的头子，但同时，我们要看到他是清政府的大臣，办洋务只是他一生事业中的一部分，给洋务运动以肯定，也只牵涉到他的一部分事业，决不会因为洋务运动具有进步性，便说李鸿章这个人是个进步分子。他这个人如何？要由他一生的活动来决定。反过来，也不能因为李鸿章对外的种种屈膝卖国行为，来否定洋务运动。我们总不能认为，一个人做了坏事，他一生做的事就都是坏事。
因此，明确因办洋务而进行的外交活动与清政府的整个外交活动的界限，明确洋务派的活动与他们的其他活动的界限，等等，对于我们给洋务运动一个公正的评价，是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