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的历史性终结
【报纸名称】图书馆报
【出版日期】2011.06.17
【版次】第C08版(阅读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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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
伊藤博文在与清政府代表李鸿章签下《马关条约》后，曾自豪地说：“经这场日清战争，西洋人相信不会再把日本国旗中央的红球比喻为一块封住信封的红蜡印，以嘲笑日本的锁国落伍。相反的，日本国旗将回复原来的意义，红球将象征一颗东升的太阳，与世界各文明国家为伍，不断地向前和向上移动。”
与日本政要在战后的骄横与得意不同，李鸿章所引领的洋务运动随着甲午一战中国的战败被贬得一文不值，他自己的形象也更加灰色。但甲午战争中国失败，是不是就意味着支持战争的洋务运动就是没有意义的、是破产的？换句话说，一场对外战争失败了，是不是就意味着当时国内的经济建设之路是走错了？
也许还存在着另外一种截然相反的解释：洋务运动本身并不错，而是其贯彻力度远远不够！
有一点很关键：我们一向认为日本明治维新是开明先进的明治政府打败了封建落后的幕府集团，然而历史事实其实并非全然如此，明治维新之后所进行的“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三大政策不仅在幕府统治时期已经有所提出，而且是实行多年了。那么明治维新实质上是一次怎样的变动呢？又有怎样的积极意义呢？笔者认为它实质是一场政治权力的再分配过程，是一场政变，政变之后的明治天皇比幕府将军有更强大的凝聚力，直到1889年明治宪法即《大日本帝国宪法》的颁布，它才极其有限地踏进了近代政治体制的门槛。到此时，日本的近代化建设—主要是在工业化和经济建设方面，已经初步完成了原始积累，这为后来经济的腾飞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既然此前它的体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甚至只是模拟了中古社会的太政官制，没有太多的西方色彩，为什么它的近代工业又能完成较好的起步和发展呢？只能说明政治体制的激变并非是经济崛起的必要条件，反过来说，政治上的过于激变或许只能带来社会的失序，对物质层面的发展并没有益处，作为后发展的东方国家，当务之急需要完成的并不是亦步亦趋建立一套西方式的政治体制，而是结合本国国情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案和一个政治开明的官僚集团。这是一个不可能跨越的社会环节。明治维新的志士们深谙此道，所以日本成功了。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工业呈跳跃式增长。1868年全国只有405家工业企业，且主要是手工工场；1893年增加到3344个，且绝大部分是机器工业。铁路里程数也呈数百倍增长；蒸汽动力船总吨位从15498吨增至110202吨；金融机构从两家增至703家……通过明治维新，日本实现了社会形态的转变，从落后的封建诸侯国变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在迅速崛起的同时，逐步废除了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收回了国家主权，摆脱了民族危机，成为亚洲唯一独立自主的近代资本主义强国。
反观中国，洋务运动中的耗能大、效率低夹杂着腐败这些缺憾是很明显的，我们很容易就会把这些归咎于政治体制的落后，但是这种落后是否就意味着应该立即退出现有体制建立一套全新的截然不同的体制呢？
日本并没有这样做，明治维新的改动一直在旧有的体制内有序渐进。如果我们承认日本的明治维新是成功的，那么我们就必须认真对待日本在维新中的这一策略。
甲午战争中国之所以战败，原因是复杂的。北洋舰队的建立也正是以洋务运动的成就为后盾的。而李鸿章本人并非只是注意技术层面的学习和效仿，随着对西方世界和时代潮流的深入把握，他已经开始关注意西方思维方法对变革的历史作用，力图从中汲取教益。他说：“阿（亚里士多德）氏以前人之说为无可疑，即据之以推新理，故其学不及贝（培根）氏。”褒扬培根，贬抑亚里士多德，无非是他渴望从实际出发、研究新事物、成为一代新风的求变心理的折射。
李鸿章的洋务运动本身有着深远的政治学意义。蒋廷黻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上提出过这样一个观点：在社会变革上，只要走出第一步，就不得不走出第二步，为了保住第二步就不得不走出第三步。所以，对于清末社会的变革来说，洋务运动不仅仅是一次经济改革的开始，更是开明专制时代的开端。要仿效西方的近代技术，御敌于国门之外，自然要发展军工企业，要发展好军工企业就不得不发展配套产业：如钢铁、机床、矿产等重工业，以及交通运输、通讯事业，继而是纺织、面粉、造纸等轻工业，因为只有这些轻工业才能完成更大范围的基本原始积累，为社会提供更为丰富的资金源流。而近代化工商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就需要大规模的本土人才而不是外籍雇员，新式教育、新式思维会同时甚至早于器物层面在全社会铺展开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就需要一个新型的政治组织模式以适应这种新型的物质生产方式和思维模式。这是一个有机的良性循环的过程，也是不可逆转的向近代化迈进的过程。
对于洋务运动时期，以及“后洋务时代”的中国来说，不偏离现有体制太远，打造一支讲求效率的官员队伍，进行必要的官制改革，要比急切建立西方形式的政治制度有更现实更急切的作用。这对省察中国近代化的成败得失是有重大意义的。
本文摘自《辛亥前夜：大清帝国最后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