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洋务运动评价问题
【作者】 姜铎
【报纸名称】人民日报
【出版日期】1981.05.15
【版次】
【入库时间】20100601
【全文】
关于洋务运动评价问题
姜铎(1981.05.15)
关于洋务运动评价问题姜铎
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史和近代经济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从它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兴起以来，对它的评价，始终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说不一，也可以说争论了一百二十余年，直到今天，我们还在继续着这一争论。洋务运动一开始，清政府中的顽固派，便代表封建守旧势力加以猛烈的不断的抨击；而洋务派自己则由于洋务运动暂时挽救了垂危的封建统治，因此自诩为“同治中兴”。带有资本主义倾向和资本主义启蒙思想的人物，则大都表示拥护和支持，并寄予很大希望；但到了洋务运动败象已露此路不通的时候，这些人物便逐步对它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到了十九世纪末叶，洋务运动已宣告破产，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新兴资本主义势力，从进步立场上否定了洋务运动，发动了戊戌变法，企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道路，促使中国实现近代化。自此以后，评价洋务运动便以进步和反动两大阵营为分界线，持有肯定和否定两种不同的态度。反动阵营从苟延残喘的晚清统治集团，到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以及四大家族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对洋务运动和洋务派主要人物，基本态度是肯定的。特别是蒋介石，对洋务运动的祖师爷曾国藩，更是推崇备至，树为楷模，亦步亦趋。进步阵营从资产阶级革命派到无产阶级革命派，以及一切反帝反封建的进步人士，则对洋务运动和洋务派主要人物，抱基本否定态度。而在四十年代抗日战争后期，当国民党蒋介石法西斯反动面目日益暴露的时候，在党领导和影响下的进步史学家，为了揭露蒋介石的反动面目，不得不进一步否定蒋介石所祖传的洋务运动和洋务派主要人物。范文澜同志1944年写成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著名论文，骂的是曾国藩，指的是蒋介石，以后他在《中国近代史》中对洋务运动所加的鞭挞，便是上述时代背景下的产物。解放以后，新中国史学界，在有关洋务运动的论著中，很自然地继承了上述论点，全面否定态度占了压倒优势。直到六十年代初，才有人提出洋务运动具有进步的积极的一面，于是引起了一场论争。粉碎“四人帮”以来，在对这一问题展开的新论争中，有些同志不仅不同意全面否定观点，也不同意两点论观点，力图把洋务运动说成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进步性的运动。洋务运动进步的积极的一面，存在大量史实，不应一笔抹杀，加以否定；而它的反动的消极的一面，同样存在大量史实，无法为之掩饰，加以肯定。应该承认，过去对洋务运动持全面否定论者，其基本点是正确的，仅仅由于当时的政治斗争需要，说得不够全面和简单化了些，我们今天应该作些必要的补充和修正，如果加以根本推翻，替洋务运动戴上“进步”的桂冠，那就未必符合历史逻辑吧！
两次鸦片战争以后，古老而落后的中国封建社会，向近代化和资本主义化迈步，已成为历史的必然。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和资本主义化的开端，是顺应着这一历史必然趋势的，在这方面应给予足够的估价，也正是我们承认它具有进步和积极作用一面的根据。但是，在旧中国特定的社会条件下，近代化存在着半殖民地半封建和反帝反封建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资本主义也存在着外国资本、官僚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三种不同性质的资本主义。洋务运动所走的近代化道路，是把中国社会引向半殖民地半封建深渊的道路，而不是反帝反封建建立独立的近代化国家的道路；它所兴办的近代企业，属于早期官僚买办资本性质，是依附外国侵略资本和结合本国封建势力的畸形资本主义，而不是谋求独立发展的民族资本主义。因此，对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化和资本主义化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我们研究的着眼点，既不应一笔抹杀，又不宜过分夸大，只能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洋务运动在这方面所起的进步和积极作用，主要是客观的反映，而且同洋务派官僚们的主观意图，恰恰是事与愿违的。
一部中国近代史，是中华民族遭受外国侵略者宰割欺凌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发扬爱国主义传统反抗外来侵略的历史。因此，对外国侵略者是抵制反抗还是妥协投降，是评价这一时代所有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的主要标准，如果说有什么试金石的话，这才是真正的试金石。评价洋务运动和洋务派主要人物，当然也不例外。洋务运动和外国侵略者的关系，存在着抵制反抗的一面，但妥协投降毕竟是主要的。这一运动便是在中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共同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基础上产生的。签订《北京条约》的宴会，成为中外反动势力握手言欢的场所。从清政府统治集团分化出来的洋务派新权贵们，被外国侵略者夸奖为“最可能和外国人维持友好关系的政治家”（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语）。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等农民运动，终于被绞杀。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们，用2，500万人民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顶子，开始了洋务事业。洋务派勾结外国侵略势力所欠下的这笔历史血债，中国人民是不应轻易忘记的。为了替自己的对外妥协投降路线辩护，洋务派还制造了一套“羁縻为上”“委曲求全”等等所谓理论，因此，在人民革命运动暂时被镇压下去以后，他们根据这套理论，继续对外国侵略者，处处迁就，事事屈服，以致断送了祖国的半壁河山。李鸿章是这条妥协投降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坏事也做得最多。纵容日本并吞琉球的是他，反对出兵新疆抵抗英俄侵略的是他，在中法战争中前方打胜仗后方屈辱求和的是他，签订《马关条约》的也是他。对这样一个丧权辱国的历史罪人，人民群众痛斥之谓卖国贼，难道不够公允吗？能说是凭空招来的恶谥吗？有的论者，说什么“软弱产生妥协”，把李鸿章的甘心对外妥协投降，说成是“在中外力量对比日益悬殊的严峻形势下”的不得已举动。这一论点是难以成立的。“敌强我弱”，往往成为历史上民族败类的借口，后来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面前，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汪精卫的汉奸投降政策，不都是以此为挡箭牌的吗？事实上，当时中外力量对比究竟悬殊到何等程度也很难讲。在中法战争中，中国的军事力量明明占有上风；即就中日战争而论，中国的海陆军力量，比之日本也弱不了多少；结果之所以一败涂地，李鸿章的避战怯战，实不能辞其咎。李鸿章等所执行的对外妥协投降路线，是洋务运动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不能说一个是外交，一个是内政，可以截然分开；更不能说外交是妥协投降，内政则是图强御侮，两者不相排斥。
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化和资本主义化所起的进步作用和积极作用，不应否定，应给予一定的历史地位，这一点通过讨论是逐步明确了。但是，由于洋务派主要人物所执行的政治路线，对内是镇压人民革命，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对外是妥协投降，屈从外国侵略者，因而对中国近代化和资本主义化，又起着反动作用和消极作用，而且是主要的本质的一面。正因为这样，耗费近代中国三十多年宝贵时间的洋务运动，只是使中国逐步堕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洋务派主要人物之所以执行这一条反动政治路线，绝非偶然，而是由他们所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利益所决定的。当时以清政府为中心的中国封建统治面临内外夹攻的困境，摇摇欲坠，除了勾结外国侵略势力，借用西法，共同镇压人民革命以外，别无出路。当人民革命力量暂时被镇压下去以后，他们为了稳定新恢复的统治局面和维护自己的集团利益，一面不得不标榜图强求富，大办洋务，一面仍力求讨好外国侵略者，向外国侵略者屈辱求和。在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这一点上，洋务派忠心耿耿的程度，决不亚于顽固派。至于国家民族利益，那是第二位的问题。在旧中国，洋务派是这条反动政治路线的始作俑者，后来继起的所有反动统治阶级，包括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这条反动政治路线的追随者和积极执行者，反动衣钵，一脉相传，其间的继承关系是昭然若揭的。这就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愈陷愈深并几乎沉沦为殖民地的主要根源。同这条反动政治路线相对立的，是从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所坚持的救国救民的革命政治路线。这条路线，经过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两个革命阶段，历尽艰苦曲折的路程，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胜利，其间的继承关系同样是明显的。整个旧中国的历史，便是这两条不同政治路线和两大不同阵营相互较量相互搏斗的历史。这两条路线和两大阵营，泾渭分明，不容混淆。按照这一分类，洋务运动和洋务派主要人物，是只能划入反动路线和反动阵营的。
有的论者把洋务运动同太平天国、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相提并论，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为了阻止中国向半殖民地、殖民地沉沦的几次探索和斗争之一”，这是值得商榷的。当然，把洋务运动作为旧中国发展的一个历史时期，研究它和前后政治事件的相互关系，是可以的。我们评价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应该抓住主流。洋务运动和洋务派主要人物，无论就其主观动机或客观效果来说，反动消极的一面是主流，进步积极的一面只是支流，它同太平天国和辛亥革命这样明显的进步运动，固然无法比拟，即使同缺陷较多但主流是进步的戊戌变法，也是不能同日而语的。至于把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说成是远承明末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代表的经世学派，近继林则徐、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兴起洋务运动，把向西方学习的富国强兵之道付诸实践”云云，那更是很不恰当了。这样的论点，痛快则痛快，无奈历史不是可以任意打扮的，在大量史实面前，实在不敢苟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