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怀和洋务运动
【作者】 王千马
【报纸名称】常州晚报
【出版日期】2013.12.14
【版次】第A14版：毗陵驿·悦读
【入库时间】20140230
【全文】
上海是一座见证了中国近代跌宕沉浮的城市，盛宣怀、蒋介石、宋子文、陈毅、宋庆龄、汪精卫、马歇尔……一百多位历史名人，都曾聚集在此，亲身经历着中国由苦难走向辉煌的历程。
（1）盛宣怀和洋务运动
盛宣怀出生在一个饱学之家，父亲盛康和祖父盛隆不是道光年间的进士就是嘉庆庚午年的举人。如果按照家族给他设定的人生路线，他应该是努力学习儒家经典，然后通过各级考试，学而优则仕，像清流派一样，力求改革弊政、肃整纲纪和兴修水利，并坚决对敌强硬，反对妥协。虽然这些清流派终究失于好为空言、不识时务、纸上谈兵，站着说话不腰疼，但好歹能为自己搏得个好名声，不至于到最后还反过来被这些清流们指责有误国之罪，甚至在辛亥革命后大清国资政院的一次决议上，被100多人以投票表决的方式要求“明正典刑”。为了保身，他不得已逃亡日本。
命运先是将他推向了从商。在传统中国，商排在士农工商的最末，是为“末业”，不到万不得已不会从商。不过，他的家乡常州，以常州学派闻名，而常州学派学术体系的灵魂，来自于东林党，就是“经世致用”。同样，在黄宗羲开创的清代浙东学派中，“经世致用”成为文化思想的核心原则，这也让宁波人不忌讳“言利”的传统思想，理直气壮地举起“工商皆本”的旗帜。所以，当时的宁波人既推崇“写一手好字”，也推崇“打一手的好算盘”。这种意识形态上的转变，也很深刻地影响了盛宣怀乃至盛家。当屡屡应试，却总是无法突破时，他也顺其自然地为这个家族打理起钱庄生意，直到1870年李鸿章率军前往陕西征剿回民起义军时，进入李鸿章幕府当文书。
也许这是命运对他的一次有意历练，是天降大任于斯人之前的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正是打理钱庄让他培养出务实、精干的作风，加上对“经世致用”的理解，让他在李鸿章的手下，备受重用。其时，由曾国藩、李鸿章等汉族大员领衔的经济洋务运动，正在中国轰轰烈烈地展开。这次运动，符合李鸿章的洋务强国宏图，更是大清朝在被动挨打后的一次自我救赎。所以，毋宁说李鸿章看中盛宣怀是因为洋务需要盛宣怀这样的人才，不如说是这个时代的变革选择了他。
但盛宣怀一开始并没有做好太多的心理准备。即使是在李鸿章的府上，不甘心的他再次参加乡试。但1876年对他来说，依旧很黑色。当应试这条路看上去被完全堵死之后，他才绝意科举而专心洋务，把它当成了自己新的晋身之阶。
这也就意味着在很长时间内，盛宣怀并不是为了洋务而洋务，而是把洋务当成了一个“致仕”之途，为了追求政治影响力。
他的洋务目的并不“纯”。
正是对权力的追求，让他在创办轮船招商局的过程中，通过手段，相继将“晚清四大买办”之二的唐廷枢、徐润驱赶出局，不仅让他得以一霸轮船招商局，更坐实了“官督商办”这一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官督”的权重要远远大于“商办”的色彩，类似于今天你可以不听市场但怎么着也要听政府的计划和指挥一样，政府要干预经济。于是也便有这样一个问题，当政府的公信力和权威在急速丧失的年代，这种模式既对市场造成了杀伤，也让人对“官督”很不信任，难免会左右不讨好。说起来，也正是在唐廷枢、徐润的手上，轮船招商局的“招商”二字这才实至名归。因为在洋行当过买办，脱胎于洋行的纯商业环境的唐徐二人，更重视商股的力量，希望轮船招商局在商业上做得更纯粹一点。所以大胆地引进股份制。这让轮船招商局还实现了逆袭，竟然让美国旗昌洋行旗下的轮船公司，也不得不把全部轮船、码头、资产卖给了它，打破了洋人在中国航运上的一统天下，成为与英商怡和、太古并驾齐驱的大型企业。
端谁的饭碗，受谁的管。盛宣怀似乎很清晰地知道这一点。不管如何，他以“官督商办”的模式，通过垄断权力，努力做大自己掌控的那些企业，更维护了中央政府那岌岌可危的权威。接下来，他将“官督商办”这一模式也拷贝到其它的产业中。比如电报局，以及在上海督办纺织业，开办华盛纺织总厂。很明显，他成为了一个典型的官僚企业家，也可以说，是亦官亦商。“但是盛宣怀办他的企业是次要的，他的主要关心是要在官场飞黄腾达。他喜欢搞官场上的权术而不惜牺牲健全合理的商业经营方式。他在那些明显地享受着垄断或者大量官方津贴的企业中无往而不胜；而在有竞争的企业中却往往败北。”（费正清、刘广京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清政府的回报也很“热烈”——1896年，他被清政府授予太常寺少卿官职和专折奏事权；后者意味着他可以直接上书皇帝议论国是。这并非仅仅是一个荣誉，而是实在的政治影响力。这不能不让人百感交集，以前，他一心想学而优则仕，却没想到，他居然靠着商业这个“四民之末”而仕上了。不知道这算不算“曲线救国”。这一年，他已52岁。
摘自《重新发现上海 1843-1949》 王千马/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