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沼枕山的诗看明治维新
【报纸名称】大地
【出版日期】2002.05.00
【版次】
【入库时间】20100601
【全文】
明治维新在日本近代史中，是日本走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1775年北美大陆人民针对宗主国英国政府的苛政，开展独立运动，根据民主主义的原则，发表了《独立宣言》，经过长达八年的艰苦战斗，赢得光荣的独立；1787年法国发生了大革命，在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下，推翻了封建专制政府，把《独立宣言》的思想发展成为《人权宣言》，明确的宣示人民主权和保障基本人权的原则。这些巨大的变化，使整个世界变了样，日本也受到很大影响。1868年日本天皇迫使德川幕府还政。明治天皇利用了日本民众要求革新、反对封建的革命力量，才有可能打倒幕府权力，但他作为统治者并没有想到要报答人民，日本的老百姓依然生活在封建专制的压迫剥削之下。明治新政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诸如“奉还版籍”、“废藩置县”、“秩禄处分”、“改正地租”等等，实行集权中央，迫使各大名把藩地还给天皇，再由朝廷任命大名为藩知事，其后又把全国划为三府七十二县，以新的府、县知事把藩知事取代掉，将权力集中到中央，并确定了以地价百分之三的征税标准，缴纳货币赋税，以确立其新政的财政基础。但明治维新的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仍是以封建专制为基础的，它是采取“王政复古”的形式进行，新的政府是专制主义的天皇制政府。新政府出于自身的需要，自上而下地推行现代化，也就是所谓“御一新”的改良主义政策。这种所谓文明开化，就是采取了一系列现代化的措施，诸如同先进的欧美国家贸易往来，借以输入新的生活方式，实行警察制度，颁布除军警外一律禁止带刀的废刀令，实行义务教育制度，采用活字印刷，使用阳历，引进新的科学技术等等，确实解放了社会的生产力，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使日本变成一个强国。当时代表社会先进思想的人物如福泽谕吉、中村正直等，不遗余力地在民间宣传民主思想，这些启蒙思想家希望在日本建成一个不亚于先进资本主义各国的现代化国家，提倡发展资本主义所不可缺少的个人独立自主和思想自由。如果说明治政府所接受的是文明的形式，那么赋之以内容和精神的就是这些民间的启蒙思想家。这样一来，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就难免卷进保守和革新、没落和新生、现实和理想、新旧事物对立斗争的漩涡。
明治文学最早的作品是一本汉诗诗集《东京诗三十首》，作者大沼枕山(1818年-1891年)却是一个反对革新的保守派的汉诗诗人。日本作家永井荷风在他的《下谷丛谈》一书中曾述及大沼枕山的生平。《东京诗三十首》这本诗集出版于1869年，正是写于明治维新初年的作品。经过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即使是在日本，要找这本作品可颇不容易，也差不多已经没有人知道有这么一本汉诗集了，这故然是因为作者的思想违反了历史车轮进程的方向，被时代抛弃，同时也因为现在的日本读者已经对“汉诗”这种形式不再像过去那么有兴趣了。我之所以要谈谈这么一个汉诗诗人和他的作品，正是因为从他身上可以让我们看到当时反对明治维新的那一派人的嘴脸，而从这些反面教材中也可以看出当时日本社会发生的种种剧烈变化。这诗集曾一度被认为已经遗失，直到1934年出版的《明治诗话》把它收入其中，大沼枕山的汉诗才重为世人所知。
江户改称东京时，枕山已五十岁，用不了多久年号也由“应庆”改元为“明治”，当年十一月天皇的宫廷，经过三个星期的跋涉，也由京都迁到东京这新的首都，新都的风光自然气象万千，大沼枕山的东京诗第一首就是写迁都的：
天子迁都布宠华
东京儿女美如花
须知鸭水输鸥渡
多少簪绅不顾家
鸭水是指京都的鸭川，而鸥渡指的是东京的隅田川。这首诗主要是表达天皇迁都东京，原先京都的贵族一下子取代了统治江户的德川家族，他们沉迷于东京的花花世界，早已忘记原先在京都的老家，他讽示这些依赖新政府的达官贵人都是些见利忘义的人。
不过这些贵族并不是唯一受到新都繁华诱惑的人，一当过去严禁旅行的封建法令取消，所有日本具有野心的人都一下子涌到东京，想发财致富。另一方面，原先依赖德川政权的武士，则纷纷离去，有一些则跟随德川家族最后一个将军迁居到静冈，或者是到别处去另找主子。到了1868年，东京的人口又加入了一种新的成份，那就是外国人。过去外国人是限定只能在横滨和一些指定的港口居住，不准到内陆的，现在这也开禁了，准许他们在东京的筑地居住。从外国进口的马车载着洋人，来往于横滨与东京之间，用不了多久，日本的贵族和官员也不甘后人，有样学样，都接受了这种快捷方便的旅行方式。枕山的第二首诗就描写了这种现实：
双马驾车载钜公
大都片刻往来通
无由潘岳望尘拜
星电突过一瞬中
在枕山的汉诗中，常会使用中国的典故，如这首诗中用了潘岳的典。从表面看这诗好像是在歌颂赞美马车的快捷，其实用意恰恰相反，潘岳拜尘一句，暗含讽喻，表达出他对钜公们学洋人的生活方式是不以为然的，这诗表现出他对于旧传统的消失感到无奈和失落。枕山在德川幕府统治的末期，过的是被豢养的文人生活，倒也过得相当舒适的，尽管德川后期，国内动荡不安，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作为一个文人，仍能过着饮酒赏月的悠闲生活。在这时期他的诗作几乎每一首都是同饮酒赏月有关的，在他心目中，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才合于文人的闲情逸致。不过，明治维新之后，整个国家都卷进了现代化的进程，人们哪里还有时间和心思去饮酒赏月呢？他那种诗也就失去了市场，他根本不想改变他的生活方式，难怪这个死抱着旧观念的诗人对改革不满了。
但我们得指出，枕山其实并不是一个政治诗人，他的政治目光是短浅的，他并没有像当时其他一些写汉诗的诗人那样，站在时代的前端，写出反映现实的诗歌，表现出日本人民的自尊，反映出对鸦片战争、美国黑船的到来、幕府将军对外夷的种种让步退却的不满和愤慨。枕山所不满的只是社会发生了使他无法接受的变化而已。1845年发生过一件日本汉诗界的大事，执江户诗坛牛耳的著名汉诗诗人梁川星岩力倡“尊皇攘夷”，为了表示不赞同德川幕府的政策和做法，愤而离开江户以示抗议。但枕山却留了下来，他也因此机会而成了江户汉诗诗坛的盟主。在这一时期大沼枕山在《春恨》这首诗中就表达出对德川的“德政”无限怀念：
化政极盛日，才俊各驰声，果然文章贵，奎光太照明。
上下财足用，交际心存诚，宇内如圆月，十分善持盈。
耳只听歌声，目不见甲兵。余泽及花木，各墅争春荣。
人非城郭是，我亦老丁令。
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他是多么怀念德川幕府统治的化政(1804-1929年)时期了，这一时期在现代历史中是最贪污腐败的，他却以这种怀旧的情怀，把它描写成升平盛世。正如同于他并为他立传的永井荷风把明治维新等同于1923年的日本大地震一样，他把明治维新看成是洪水猛兽就不足为奇了。枕山在另一首诗，根本对社会的改革视若无睹，他只求在诗酒中过安逸的生活，维新后出现的一切新事物都同他格格不入：
莫求杜牧论兵笔
且检渊明饮酒诗
小室垂帏温旧业
残樽断简是生涯
在维新后他的生活自然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安逸了，他的诗也就充满了对新事物的挖苦讽刺， 1869年在东京开设了第一间新的理发店，东京人都改变了过往那种剃顶结髻的传统发式，同时也学会了像西方人那样戴帽子，拿洋伞，最后连武士也不再穿和服而穿西装，长发披肩，枕山在一首诗中挖苦讽刺这种“奇装异服”：
浑头漆黑发蒙肩
下马店门垂柳边
小女惯看先一笑
伞如蝙蝠帔如鸢
枕山对人们改穿西服，改变发式，很不以为然，更有“满世夷装士志迁，力人妓女服依然”之句，认为社会上很多人都不再穿和服而改穿“夷装”，是违反传统变节，只有像他那类最高阶层的人，以及如苦力和妓女那样的最低阶层的人，才没有改穿夷装。他讽刺那些不多几年前还声嘶力竭地要求将军攘夷，现今将军下台了，他们归附新政，就改变初衷，不只欢迎洋人，而且学足洋人的模样。 1870年冬在筑地的大名领地和府邱被夷为平地，扩建成外国人居住的地区和新的岛原红灯区，武士因新的废刀法，不准带刀进入这地域，但他们却为了谋生，不得不用这种武器去守卫停泊在筑地码头的洋船。枕山在一首诗中反映了这种现实：
小扬州是新岛原
关诃邦士护蛮船
劝郎莫带两条铁
劝郎须带十万钱
他把新岛原比作我国的扬州，颇有点不伦不类，大概以此表示为烟花繁华之地罢。二句则是讽刺武士堕落到要为外国人守护洋船以谋生，有失武士体面。后两句则显然是出诸妓女之口，要求到青楼玩乐的武士，不要带武士刀，要记得多带金钱。没钱就不欢迎，这也是一种新的变化，成了纯粹的金钱的性交易，妓女再也不讲情义了。1877年戏剧禁令取消，明治天皇还亲自去观看了名演员的演出，那是学西方君主照顾剧院的做法，但在枕山的心目中，那是道德败坏，他更不能容忍的是不少武士热衷参与剧场的演出，在一首诗中说：
宜矣看场引贵人
名优绝伎妙如神
沐猴而冠今谁笑
猿若坊中有口绅
他认为这些武士变节了，他在一首四十行歌颂一个当人力车夫的武士的诗中，描写了一个失去了主人的武士，宁愿拉车也不屈从新政的气节，这诗的开头是这样的：
车夫何早起，拂拭车上尘，车客犹未到，结束立凌晨。昔日胡为者，三千石幕臣，出门乘舆马，揭揭上士身，今日浑忘此，快载商贾人。
在这诗的结尾，他称许这车夫不像其他变节的武士，宁愿过低微卑下的生涯，也不受新政的诱惑，维护武士道德的高标准。更离谱的是他在另一首诗中，竟称赞一个武士的妻子，去卖淫当娼妓，以维持家庭体面， 养活无所事事的丈夫。
枕山可以说是个顽固到底的反对维新的文人 ，直到 1878年他仍固执地把东京叫作江户，在参加一次出版的聚会时，仍坚持穿老早已被人抛弃了的古式服装，把前额剃光，束发成髻，结果活像一个小丑，成了人们嘲弄的笑柄。1891年他七十三岁时，终于病倒了，但他拒绝服药。他说自己已活得够老了，他认为他周围的世界已经败坏得不可收拾，不值得留恋了，他在新的世界确实已无法适应生存。这个悲剧性的滑稽人物，终于随着旧时代的落幕而下场了，他背弃了向前发展的历史，结时成了个被历史抛弃的遗老。他的诗现在已没有多少人知道了，尽管他的立场是站在维新的对立面，但他对明治维新初期社会状态的观察却是颇有独到之处的，仍能给我们提供一些参考，使我们能得到维新时期日本社会现状最初的一瞥。
《大地》 (2002年第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