岩仓使节团与明治维新
【作者】 曹庆伟
【报纸名称】学习时报
【出版日期】2008.04.21
【版次】09版：中外历史
【入库时间】20111130
【全文】
在外力催生下脱胎于幕藩体制的明治维新政府依然承受着内外巨大压力，形势不容乐观。国内农民起义接连不断，旧士族的反叛时有发生，新政权的根基不稳。新政府成立后，虽然明确提出要“破旧有之陋习”、“求知识于世界”，但由于过去长期闭关锁国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微弱，明治新政府的成员们对于如何学习西方，从何处着手并没有明确的规划。
面对严酷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的社会矛盾，岩仓使团临危授命出访欧美。岩仓使团的欧美之行负有两项重大使命：一、力图修改幕末以来对外缔结的不平等条约；二、考察研究“欧美诸州开化最盛之国体，诸种法律、规则等实务”以及“可在我国采用、实施之方法”，内含文物制度、法律、财会、产业、经济、政治、军事、教育乃至社会福利婴幼设施等。日本政府对此次出访高度重视，时任太政大臣的三条实美对此次遣使寄予重大期望，他在欢送辞中讲到，“外交内治，前途之大业，其成功与否，实在此一举。”
1872年2月，日本使节团抵达华盛顿。美国总统格兰特和国务卿费修殷勤地接待了使节团的领导人，但是他们拒绝进行修改1858年条约的谈判。费修拒绝谈判的主要理由是：日本的代表没有办好全权进行这项谈判的正式文件，并未能提出修改条约的草案。岩仓缺乏类似这种外交上托辞的经验，故立即派伊藤博文和大久保利通回东京去取所需要的文件。在伊藤从东京归来后，美国政府仍然拒绝谈判。
由于在谈判修约问题上几无可能，岩仓使节团不得不将重点放在全面调查学习欧美文物制度上，其内容几乎涉及欧美文明的所有方面。大久保利通等人在英国各地被黑烟蒙蒙的工业盛况所震慑时，体会到一种深刻的挫折感，以至认为自己很难适应这个时代，没有信心将日本引导到富国的境地。但对西洋文明的欣羡，对祖国现状的不安以及认识其落后性进而欲加以克服的责任感使他们更加周密细致地考察和研究西方国家富强的原因和手段。
通过一年多的调查了解，他们认识到以煤铁为基础的工业生产乃是各国富强的物质基础。大久保利通回国后就向政府提出了以西方国家为榜样，大力推进殖产兴业的方针。岩仓使节团在考察期间，不仅着眼于产业革命所产生的技术革新和政治制度方面，而且还持续关注其背后西方近代精神的作用。通过分析比较，岩仓一行深刻体会到日本不仅要进行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还必须移风易俗，“文明开化”，即改造日本的封建文化，建设资本主义精神 ，而“文明开化”的基础在于国民教育。以这种认识为基础，1872年，明治政府颁布了学制，制定了强行普及全民教育的规划，并确立了近代学校体制。文明开化政策的推行还渗透到人们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中，明治政府大力宣传、倡导生活方式的欧化，甚至以法律形式强制推行，包括衣、食、住、语言、文化都要西洋化。
考察欧美的政治制度以建立适合日本国情的政治体制也是使节团的重要任务之一，使节团对德国德国的政治体制尤感兴趣。经考察，大久保利通欲将德国作为日本政治体制改革的模式。木户明确地表示，“可效法者，当以德国为最。”而“建国之大法，唯在专制”。决心在日本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立宪政治。后来的情况表明，日本的制宪工作和国家专制主义官僚体制的建立正是沿着普鲁士的道路进行的。谋求谈判修改条约努力的失败，对使节团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考察过程中，使节团对普鲁士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经验尤感兴趣。他们认识到当今世界发展处于“各国争雄”、“优胜劣汰”的国际环境中，以实力求实权乃是世界各国的生存逻辑和法则。因而主张在处理内外关系中，应以“内治优先”，先致力于国内的建设发展，待奠定国基后，再图对外之事。使节团回国后，当时围绕出兵征朝鲜的问题，政府内部出现了“急征”与“缓征”的对立，以西乡隆盛为首的“急征”派主张国内问题国外解决，力主出兵朝鲜。而出使人员几乎不谋而合地都反对出兵，认为对朝鲜用兵条件尚不成熟，因而主张“内治优先”。单纯从政治策略上看，主张“内治优先”为明智之举，既体现了明治新政府成员政治上的成熟，也是和考察归来的出使者对当时世界形势的准确把握和对国内局势的清醒认识分不开的。这场争论的结果是西乡等人退出政府，岩仓、大久保、伊藤等进入权力中枢，由此形成了以大久保为中心的领导组织体制，对保证以改革内政，富国强兵为急务的殖产兴业的顺利展开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岩仓一行把被迫开放造成的压力化为巨大的动力，主动走出国门，学习西方，把外国经验与本国实际相结合，依靠中央集权的力量，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全面地推行资产阶级改革，使日本在较短的时间内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可以说，没有岩仓使节团的欧美之行就没有日本的近代化。然而，刚走出国门的日本官员对于各个国家的差异和不足虽然也有所分析，但由于对封建性的继承以及与现实状况的妥协，岩仓使团的官员都倾向于德国的体制，强化中央集权，这样不可避免就要极大保存封建因素。对外扩张、社会达尔文主义为日本人所信奉，而传统的武士道精神能很好得服务于这一政策，封建性和不彻底的近代性相结合产生最强烈、最野蛮的侵略性，所以列宁认为日本是“带封建军事性的帝国主义。”因此，伴随着日本国力的扩张，加之其独占中国的野心受到欧美国家的阻遏，日本社会不断出现对西方文明的反动，祭出武士道、八紘一宇等封建思想，妄图称霸世界，最终走向自我毁灭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