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军国主义
【作者】 姜长斌
【报纸名称】学习时报
【出版日期】2005.06.20
【版次】
【入库时间】20100601
【全文】
山县有朋（1838—1922年）军人、政客，日本出兵参加1900年侵华“八国联军”的决策人。出身于藩阀门下。曾就学于松下村塾。幕末动乱时期任“奇兵队”军监和总督，十分活跃。维新后随团视察欧洲，回国后任兵部少辅。1872年任陆军大辅，负责制定《征兵令》，筹建新军，后任陆军大臣和参议，致力建立新军制，指挥镇压士族叛乱和农民暴动。1878年设日军参谋本部，兼任参谋本部长。1882年策划发布《军人敕语》。1885年任伊藤博文第一次内阁内务大臣，以后曾两次组阁，并任枢密院议长和第二次伊藤内阁法务大臣。中日甲午战争时，任陆军大臣兼第一军司令官，亲自临场指挥战争。1900年中国发生义和团事件时，日本参加八国联军，统由山县有朋决策。1904—1905年日俄战争时，以总参谋长和元老身份指导战争。他以陆军大将、元帅身份成为陆军、“军部”、乃至日本政治的中心人物。作为元老，他把自己一派官僚、军官安插在政权各个机关，扩大势力。特别在伊藤博文死后，掌握了极大的权力。 $$1900年中国发生义和团事件时，正值山县有朋任内阁首相和掌控“军部”时期。他所制定的侵华计划具有决定性意义。 $$1889年中国山东发生义和团起义，势力蔓延至北京、天津等地，冲击外国使领馆。英、法、美、德、俄等国使团要求清廷镇压义和团。义和团事件原本与日本驻华使领馆、侨民无关。但据日本史书记载，1900年7月3日迂腐的清朝皇帝光绪竟以个人名义致电日本天皇，请求日本调停与列强争端。电文中称：“彼虎视眈眈者，其注意岂独在中国哉。万一中国不支，恐贵国亦难独立。彼此休戚相关，亟需暂置小嫌，共维全局。”其实，日本早已决心跻身西方列强，巴不得有个借口，与列强联手打击软弱之中国，从中大捞一把。在接到清帝电文之前即已答应英国要求，决定派出一个师团，参与八国联军。日本接到清廷电报后答曰：“自上月以来，各国派大军前往天津，日本亦不得不派遣兵员前往该地。”山县于1900年8月20日写了《关于北清事变善后意见书》，以指导日本外交。《意见书》对日俄两国势力争夺有如下战略考虑：“世之论经营北方者，欲乘此北清事变之机，将朝鲜全部划归我国势力范围；或以约许不妨碍俄国经营满洲，使我国经营朝鲜”，“此次事变，在彼（俄国）确为无上之良机”，然而，山县认为，根据甲午战争后确立的“满韩交换”原则立刻处理朝鲜问题恐非时机，理由是，“即令彼有意以经营满洲交换处理朝鲜，而北清战乱未已，满洲之处理尚非可议之时，彼既不能约定与处理朝鲜相交换，我方于理亦苦于无可强加之辞”，结论是，“莫如此时线性经营南方，并伺机与俄交涉，以达经营北方之目的”，“去朝鲜何必今日不可？谚云：追两兔者，一兔不得。方今各国逐鹿支那，光追南方一兔，捕获之后，再追北方一兔，犹未为晚也”。山县当时确立的“大陆政策”是“北守南进”。“中国……国家生气久已耗尽，自身无恢复之力”，日本“自当谋求将来遇有瓜分之机，不致误算”，“方案宜扩张势力范围，并要求在该地取得屯住军队、铺设铁路，裁决矿山等特权”，“计议此次善后时，亦应求贯彻此目的，于福建之外，应更将这划归我势力范围，”“果尔，则将来可与台湾相对，成犄角之势，平时可为我在中国内地工业贸易之根据地，一旦有事则可扼东亚之咽喉，以制敌方之侵犯”，“在划定此种势力范围时……其界限应达到降息，抑或涉及浙江及江西之一部，亦只宜依它日至形势而定”。两天之后，即8月22日，日军部训令“台湾总督”儿玉原太郎伺机占领厦门。8月24日、27日相继有日舰开赴厦门，日军登陆福建。日军的迅速行动引起英美德疑虑，深恐日本坐大，侵害它们的在华利益。英国表现最为积极。于是，山县有朋一派只好从厦门撤退，另寻时机。1903年1月，山县派直系军人官僚、首相桂太郎重提1898年以来的旧要求，与清廷交涉给予日本修建中国南部铁路权、购买大冶铁矿，其意图还是当初山县“北守南进”计划的继续。这一计划是，“由台湾而福建而江西以及浙江、湖北”。但是转年，即1904年日俄帝国主义战争爆发，日本忙于同沙俄帝国战争，争夺朝鲜、中国东北，“南进”计划暂时被搁置。此后，由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开启的日本进占中国之山东、东北，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伊藤——山县军国主义鸿图大略”，终于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一步步“得逞”。 $$东条英机（1884—1948年），日本甲级战犯，陆军大将、陆海军大臣、太平洋战时内阁首相。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任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官。“七?七事变”前夕任关东军参谋长。1938年任陆军次官。同年转任航空总监。1940—1941年任陆军相（陆军大臣），积极主张扩大侵华战争，并准备对美英战争。1941年10月组阁，兼陆相、内相。1941年12月发动太平洋战争，又兼军需相和参谋总长。日本败局已定的情况下，于1944年7月下台。日本投降后自杀未遂，不久被捕。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 $$东条英机飞黄腾达的升迁历程，反映出日本军国主义核心载体——日本军人的“灵魂”——“军部”迅速崛起，并凌驾于政府和整个社会之上的短暂过程。1898年5 月，第三次伊藤内阁因“地税增征案”在议会中失败而辞职时，伊藤推荐宪政党党魁大隈重信、板原退助等人组阁。接受组阁敕命的大隈重信推荐各省（部）大臣时，曾向天皇禀报：“唯陆海军难于荐举。”按当时法律看，陆海相还不是军人武官专任制，按说完全可以从文官中选任，但实际根本不可能。天皇只好敕命前内阁陆军相、军人桂太郎和海军相西乡从道留任。但是，桂太郎和西乡不是简单就任的，是在大隈首相答应他们坚持的“扩充军备方案”之后才肯入阁的。由于大隈—板原内阁中的陆军相、海军相是天皇直接任命，而不是由首相提名推荐的，所以军人陆相、海相根本就无意协助首相，而是伺机要打倒他。这就决定了“隈板内阁”必然是短命的，6月份成立，10月份倒台。接着，山县有朋大将、陆军元帅出面组阁。为了防止向后出现“政党内阁”或者不服从“军部”的政党内阁，1900年5月山县有朋主持制定陆、海军省官制，明文规定其大臣和次官只能由现役将官担任，从而确立了军人“专政”、文官地位“等而下之”的政治体制。这一制度使总理大臣从此难以指挥、控制军国要务，——除非他本人就像山县有朋那样身为实权派现役军人。陆、海军大臣实际是由“军部”送入内阁的代言人，“军部”成为政治生活中心。军费成为国家财政支出的首项，一般年份占支出的30—50%，战争（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年份高达65—82%。 $$东条英机为日本军国主义典型继承者。20世纪40年代之前，他虽然只是日本关东军的一名“宪兵司令”、“参谋长”，但是因关东军在日本军国之中占有特殊的重要性，他得以一路爬升，1940年由关东军参谋长擢升为日本陆军大臣，并觊觎首相权位。 $$早在1931年“九?一八”之际，日本驻中国东北的部队就已拥有凌驾于政府内阁的特权了。关东军的前身是1905年日俄战争后留驻南满铁路和辽东半岛租借地（关东州）的守备队。1919年“关东都督府”改组为“关东厅”，掌握军队规模为一个师团，分别是铁路守备队、旅顺重炮大队和东条任职司令官的宪兵队。关东军司令部成为对外侵略的核心。它独断独行，制造炸死张作霖和“九?一八”事件，推进“满洲国”建国。关东军司令部由旅顺移至长春，其司令兼任驻“满洲国”大使和关东厅长官。1937年关东军兵力增至5个师团，是发动“卢沟桥”战争的主力。同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城，制造了举世震惊的“南京大屠杀”，大肆烧杀抢掠，屠杀30万人，被杀者主要是战俘、妇女和儿童。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关东军兵力达70万。 $$1940年7月近卫文麿内阁成立前夕，近卫与内定将担任陆军相的东条英机等三人，确定新内阁的国策：（一）加强战争经济体制。（二）加强日德意轴心体制。（三）缔结日苏互不侵犯条约，与此同时，充实“对苏战争必胜的军备”。（四）采取积极措施占领英、法、荷、葡之殖民地，建立“东亚新秩序”。（五）排除美国的“实力干涉”。（六）彻底封锁中国，征服中国。（七）提高国体精神，“建立集结全体国民的新政治体制”。最后一项所谓“新政治体制”，实际是解散一切政党和团体，内阁成了“军部”政权。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发动对苏“闪电战”，日本受到极大鼓舞，野心极度膨胀。9月6日，内阁和军部首脑在“御前会议”决定：“到10月上旬，如果达不到贯彻我方要求的目的，便立即对美英荷开战”。10月份日美谈判仍无达成协议的希望，陆相东条英机首先发难，强烈主张对美开战，因此与首相近卫发生分歧，近卫首相被迫下台。10月18日，天皇任命东条英机为首相。在东条的鼓噪下，天皇于11月30日召见海军大臣和军令部总长，询问对日美战争英机有无胜利信心，二人“以相当的确信来回答”有必胜把握。至此，天皇命令东条“按预定计划进行”。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在东条政权的统治下，整个日本成为一架战争机器。东条英机指挥日军对中国领土实行“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1943年，日军转入守势。1944年7月日军大败于塞班岛，陆海军7万余人被全歼，日本本土陷入轰炸圈内。同一时期，日军在缅甸英帕尔战役中伤亡7.2万人。战局处于走投无路的困境。此时，日本保皇派“重臣集团”加强了对东条政权的批判。但东条并不屈服，一心把强大的权力集中在个人手里，驱使宪兵镇压反东条活动。他决心把战争进行到底，实行退守本土，拼死“本土作战”、“彻底抵抗”。但重臣集团首先以追究海军相失掉马利亚纳群岛责任为由，迫使海军相下台，从而削掉东条“手臂”。1944年7月，东条内阁无奈之下终于辞职垮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