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水师名将刘含芳
【作者】 吴汉卿
【报纸名称】池州日报
【出版日期】2014.01.13
【版次】第B3版：杏花村 副刊
【入库时间】20140120
【全文】
中国近代史中，由于清廷腐败，一味“避战求和”，至使甲午中日战争，以中国失败、日本取胜而告终。当时住烟台的众多外商说，假如出征的都像邓世昌、守城的都像刘含芳，日本岂能侥幸取胜？
邓世昌，可谓是妇孺皆知；而刘含芳呢？却是知者不多。尤其是他保护古代文物及对九华山的贡献，知者甚寥。
刘含芳，1840年出生于贵池世代书香的南山刘家，字芗林（一作湘舲）。据清光绪《南山刘氏宗谱》（伦叙堂）记载，含芳少时父母早亡。其曾祖父为刘驾夫，祖父刘兆，生有二子：长子刘孝檍，即外交家刘瑞芬（字芝田，1827-1892）之父；次子刘孝樟，即刘含芳之父。含芳自幼跟随比自己大13岁的堂兄兼塾师刘瑞芬读书，见国家处于列强外侵、内乱不已之中，逐渐萌生报国之志。
筹建北洋水师据《清史稿》、《贵池县志》记载，同治初（1862），刘含芳随其堂兄刘瑞芬先到建德（今东至）投曾国藩湘军，一年后转为李鸿章淮军幕府。在攻打太平军、捻军时，他司运粮械。同治九年（1870），李鸿章继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刘含芳到天津治军械，掌握西洋热兵器并行仿制，同时刻苦自学，而精通法语。
光绪初（1875），李鸿章创立北洋水师，派刘含芳去负责建武库200余间，开军械制造局，设电气水雷学堂，组编水雷营，演习教练新式枪炮的使用。光绪七年（1881），他兼职沿海水陆营务处；7年后（1888）署津海关道，被授甘肃安肃道，仍留治海防。1893年，刘含芳领二品衔，到山东登莱青兵道上任，监督东海关。
刘含芳建议：北洋海军初建，辽宁之旅顺、大连，山东之威海卫，是京城之天然犄角，必须重兵把守、互为声援。于是，先后在旅顺造大船坞、鱼雷艇、修军舰；在大连设炮台；在威海建海军公所、办水雷营、炮台等，在天津创武备学堂，架通至保定、上海的电话线。数年间使荒岛变成海防军港重镇。
此前，刘含芳在天津14年，驻旅顺口11年，从事海防军务，十分繁忙。其间，还整顿官吏腐败，协调地方与外商关系，清沟修路，兴办书院、医院、广仁堂等。正如李鸿章向清廷上奏折说刘含芳：“在事最久，情形最熟，功绩最多，实属海防万为得力、淮军必不可少之人。军事吏事，均深历练，在文员中洵为难得。”
誓死坚守烟台1894年7月到1895年初，日寇挑起中日甲午战争。由于平壤统帅叶志超、大连守将赵怀业、旅顺统帅龚照玙等不战而逃，威海卫铁甲舰道员牛昶炳等战败而降，日寇在平壤、黄海、辽东、威海战役中相继得手，杀人如麻，气焰异常嚣张。随后又攻陷刘公岛、宁海，其前锋直逼竹林寺，炮声可闻，离烟台仅10余里。而烟台守军势单力薄，枪炮陈旧。山东巡抚李秉衡闻报，也逃到莱州。而刘含芳仍在迂回抗敌、料理军储，加强烟台各处防务。外国领事劝其赶快退逃，他却斩钉截铁地说："巡抚，大臣也，可去。某守土吏，去何之？今死此矣！"坚守不离。当时城内外兵荒马乱，人心惶恐；加上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从威海溃败士卒5000余众，直奔烟台，将要哗变。形势岌岌可危！
此时，刘含芳与夫人郝氏，深明民族大义，誓以身殉国。郝夫人手持两杯鸩酒，放在桌上，准备敌至共饮。又在墙壁上大书“地存臣存，地亡臣亡；夫妇殉节，忠义成双”16个大字。夫妇俩对城内军民慷慨陈词，誓与城共存亡。二人整理官服，临危不惧，视死如归。随即，刘含芳又独自骑马巡视城防，通知溃兵：愿留者，重新编伍；不愿留者，出其私财发足路费，遣散回家。顿时，城内民心大定，转危为安。
热心保护文物战前，刘含芳在各处大力兴修海防工程的同时，还特别注重保护古代各种文物。在旅顺口，他见白玉山东麓的天后宫（娘娘庙）陈旧不堪，设法筹金重修。1886年秋，护修后的天后宫焕然一新，还增供了释迦牟尼金像。昔日的乡里荒祠，今成官方大庙。
1889年7月，主管旅顺口港务工程的袁保龄不幸病逝，刘含芳负担更重。民工们在黄金山北麓取土时，发现了几座古墓。经刘含芳仔细核实后认为是明末总兵、忠勇名将黄龙等5人之冢。遂与当地驻军一起，将5人合一大坟，周围筑起石墙，立起石碑，同时还重修了军港北侧的显忠祠。1893年，他从山东再回旅顺时，又二次重修了黄龙墓和显忠祠，并立一大石碑详记其事。此事被收录于《南金乡土志》中。
甲午战争后，清廷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光绪二十一年（1895）底，刘含芳奉命随清兵宋庆部队接管旅大。他首先赶到旅顺口黄金山下，组织工、石匠，将鸿胪井旁唐代石碑建一石亭保护起来。并在原先的原石刻上，加刻了3行小字：“此石在金州旅顺口黄金山阴，其大如驼，开元二年至今一千一百八十二年，其井已湮，其石尚存。光绪乙未冬，前任山东登莱青兵备道贵池刘含芳作石亭覆之、并记。”
这鸿胪井及石碑究竟是何来历呢？原来这鸿胪井旁的石碑高1市尺6寸，宽1市尺1寸9分，石上镌刻正书3行，计29个字，为“敕持节宣劳靺鞨使鸿胪卿崔忻井两口永为经验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刘含芳遂认定碑旁古井，即《唐书》所记述的鸿胪井。只因唐开元二年（714）之前，渤海国王子曾来唐王朝归顺称臣，唐明皇李隆基特派鸿胪卿（又称典客，为管理少数民族事务官）崔忻任钦差大臣，从长安出发，经山东登州乘船渡海，过都里镇（今旅顺口）；再乘船到鸭绿江口，溯江面上，到达渤海国都城（今黑龙江宁安市境内），册封渤海王大祚荣为渤海郡王。崔忻回程经旅顺口时，为纪念此次册封盛事，按例于马石山（即黄金山）下凿井两口，刻石一块，永为证验。这充分地说明了自古以来旅顺口就是中原与东北的海上交通要道，又是唐王朝与渤海郡王亲密关系的确凿见证。因而保护此珍贵文物，意义深远。
遗憾的是，该文物后来遭到沙俄破坏，又有日寇盗窃立假碑，如今只能在旅顺博物馆里见到这一碑刻的拓片了。
当时，刘含芳在沿途所见的威海、旅顺、大连湾皆成一片焦土，尸骨成山。他苦心经营10余年的防御要塞、海军军港，均化为乌有。不禁愤恨不已，悲从心起，仰天嚎哭，忧伤成疾。不久，即告病还乡。烟台百姓自发地为他修建了“去思碑”、“双忠祠”，以示思念。
重建化城祖庙刘含芳虽是戎马一生，然而他对家乡九华山却是情有独钟，成为九华山佛教大护法。他的出生地贵池刘街，其义庄青阳杜村至庙前一带，均位于九华山的西北麓。他自幼受到九华山浓重的佛文化熏陶，笃信佛教。
光绪五年（1879）春，刘含芳在筹建北洋水师的间隙，获假回乡探亲，特上九华山礼佛。经过太平天国战争后，他在山上所见到的是"寺院倾颓，一片荆榛瓦砾，为之慨然者久之"（见刘含芳《重建化城寺记》碑刻）。化城寺作为九华山开山第一寺（祖庙），自明代重建后，现时前三进殿宇又毁于战火。于是，他下山找到贵池好友吴淦，共谋重建事宜，并率先捐出白银7500两。然后，他回到天津，与几位同僚商议：一边弘扬九华佛法，一边积极募捐。
10年后（1889年春），刘含芳将所收捐金，委托吴淦负责招工设计，准备在原址西边开工，重建化城寺。光绪十七年（1891）秋，一座"煌然焕然"的新化城寺终于落成了。这件大工程是在刘含芳的大力支持和指导下，由吴淦、姜春庭经办，又有各庙中僧人如守镇、纯心、法轮、福星等不辞劳苦，同心协力，历3载而告成。据刘氏统计“凡费制钱一万六千三百余缗”（按清币制折算，约费白银438.47千克）。
新建的化城寺，是四进厅殿。一进为灵官殿，二进为天王殿，三进为大雄宝殿，四进为藏经楼。唯藏经楼是幸存的明代建筑，前三进厅殿均为重建。其中尤为宝贵的是刘含芳所募建的五口藻井，属古代建筑艺术珍品。所谓“藻井”，即厅殿顶部天花板上呈方形的彩色图案。大藻井上雕饰着精美的“九龙戏珠”，装在大雄宝殿顶部。两侧各配一个小藻井；另两个小藻井分别装在灵官殿、天王殿顶部。
信佛渴求和平甲午中日战争后，刘含芳告病归里，居青阳庙前大路陈的义庄中养病。光绪二十二年（1896）孟春，他重上九华，为新建的化城寺写下了《重建化城寺记》碑文。同时，还在第三进的大雄宝殿中，亲自题写了一副耐人寻味的抱柱佳联：“愿将佛手双重下，摸得人心一样平。”通俗地诠释了地藏菩萨的大愿精神，也反映了人民渴求和平、反对侵略战争的愿望。戊戌变法那年（1898）初秋，他虽是病势沉重，仍念念不忘为九华山肉身宝殿廊庑四周捐立了20根大理石柱；又为化城寺大门前捐立石柱4根，两处计24根。每根石柱约长4米，0.35米见方。在当时无公路汽车的情况下，运输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是年冬，刘含芳因背疽发作，不幸辞世，终年五十九岁。遗体葬于青阳桐梓湖畔（即今青阳童铺）。光绪帝赠封“内阁学士”，并收入李鸿章淮军“昭忠祠”。后有辛亥革命后任浙江都督的绍兴人汤寿潜为他写家传，桐城著名古文学家马其昶为其书墓碑文，著名教育家吴汝纶为其撰墓志铭。如今，在青阳童铺圩沿青通河一带，其墓址已是难以寻觅了。
近代浙江高鹤年居士所著《名山游访记》曾云：“达摩西来，直指此心。”说明人心中有佛，佛在心中。刘含芳自幼信佛，从军后在旅顺口以佛心为怀，保护古代文物；在天津大力弘扬九华佛法；以佛心爱兵爱民，胸怀民族大义，死守烟台；募捐、捐资重建九华化城寺；为肉身宝殿捐大理石柱……可见，刘含芳虽身在军旅，却心向佛祖，造福桑梓，对九华山一往情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