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水师战长崎(图)
【报纸名称】新金融观察报
【出版日期】2011.08.29
【版次】第55版：历史
【入库时间】20120620
【全文】
1888年日本新闻画，描绘日本警察“勇斗”中国水兵。
如果英俄继续侵占朝鲜，则中日可以联合行动。
朝鲜是大清的属国，其一切外交都由大清政府代办。愤怒的俄国人向李鸿章提出了交涉，要求中国保障济州海峡的安全通行权。李鸿章顺势下令北洋水师出动，武装巡游济州海峡，既是对俄国人的安抚，也是对英国人的抗议，更重要的是，借此向日本人示威。
明治维新以来，崛起中的日本，不断向中国发起挑战（参阅本专栏3月7日《鬼子来了》）。先是在1870年代侵占琉球、觊觎朝鲜，随后将注意力集中到了朝鲜——这一把历来被日本当作是刺向自己的匕首。对于日本，李鸿章早在1870年就清醒地认识到：“日本近在肘腑，永为中土之患。”北洋水师的兴建，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日本侵占琉球的刺激，李鸿章在1881年坦承：“今之所以谋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驾驭日本起见。”
巨文岛事件令朝鲜半岛局势骤然紧张，中、英、俄、日四国开展了复杂的多边角逐。对于北洋舰队的武装示威，英国人极为郁闷。尽管依然是世界上最为强大的日不落帝国，但英国在远东的海军力量，与新兴的北洋舰队相比，并无任何优势，况且，北洋舰队是在自己的藩属国中活动，占尽主场优势。东亚病夫的突然雄起，令英国极不习惯，震惊之余，它开始反省自己的远东政策，这成为它在8年后的甲午战争中选择日本、且在1902年缔结日英同盟的因素之一。
自明朝抗倭战争之后，这是中国海军第一次在济州海峡亮剑，也是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海军第一次在危机海域亮剑。
长崎冲突
出航朝鲜之前，北洋水师在天津举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光绪皇帝的生父、总理海军事务大臣、醇亲王奕譞奉命检阅。
在这次被后世不断嘲讽和抹黑的军演中，北洋水师尽管出现了误伤士兵等不少失误，但也显示了初步的战斗力。
在这次大演习中，李鸿章得以与醇亲王充分交流，对军事、交通等各方面的改革达成了共识。李鸿章在直隶和北洋的改革，自此得到了中枢强有力的支持，胆子更大了些，步子更快了些，洋务运动进入全速前进的阶段。
军演之后，丁汝昌即率领舰队巡弋朝鲜，随后还访问俄国海参崴军港。巡弋结束，舰队需要进行涂油维护，而中国自己的旅顺军港尚未完工，李鸿章决定舰队前往长崎进行维护，顺便访问日本。
8月1日，北洋舰队开进了长崎港。8月13日，日本方面邀请北洋官兵登岸“血拼”，以期拉动长崎的GDP。一些水兵却“血拼”到了当地一家妓院“丸山家”，酗酒之后与当地人发生口角，继而斗殴。闻讯赶来的日本警察并与中国水兵冲突，水兵2人被捕，其余的逃离了现场。
随后，逃走的中国水兵召集了10-15名同伴，冲入警察局。其中有一名水兵还在岸上购买了一把日本刀，在双方打斗过程中，这名水兵将一名日本警察刺成重伤，他本人也受了轻伤并被捕，之后移交给大清国领事馆。
这是一起典型的治安事件。次日，日本警方与中国领事馆开始交涉，最后决定限制北洋水兵的上岸人数，并规定了必须根据上岸士兵数量配备军官，以便监管。
但同时，当地日本人也开始在周边的乡镇遍传消息，召集拳师，暗藏利刃，准备对中国水兵进行大规模报复。种种迹象显示，日本警方也在背后进行策划和鼓动，长崎闹市的各商铺都事先得到了通知，提前关门。
8月15日这天下午，在琅威理的坚持下，丁汝昌同意北洋舰队放假，450名水兵上岸自由观光。根据军纪，他们没有携带任何兵器。水兵们发现，长崎的店铺突然打烊了，全副武装的日本警察、浪人向他们发起了猛烈的攻击，而街道两边店铺内的“日本人民”，或向北洋水兵扔石块，或从二楼泼开水。
日本方面的说法是，上岸后的水兵们到处滋事，与警察发生冲突，有的将日本警察的帽子打落，有的辱骂日本警察，日本警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要抓捕肇事者，结果双方发生大规模的械斗。
在日本人的“人民战争”中，手无寸铁、猝不及防的北洋官兵死伤惨重。事后统计，北洋官兵“致死五名，重伤六，轻伤三十八，无下落五。”也有资料说，中方“死八名，伤四十五”，日方“死二人，伤二十七人”。事后验尸或验伤，中国水兵伤亡者几乎都是背后受伤。
这就是近代中日史上著名的“长崎事件”，中方一般称为“长崎兵捕互斗案”（简称“崎案”），日本则称为“长崎暴动”、“长崎清国水兵暴行”。这也是北洋舰队建军以来的第一次“战争”。
针尖对麦芒
对于这场冲突，大清政府表现出了罕见的强硬。
8月18日，李鸿章致电中国驻日公使徐承祖，要他立即质问“日政府何意？”，“速电饬崎领事与县官查办”，“崎案须妥办，不得任日褊狭。”
8月20日，李鸿章在天津紧急召见了日本领事波多野时，明确表示：“如今开启战端，并非难事，我兵船泊于贵国，舰体、枪炮坚不可摧，随时可以投入战斗。”他认为事件的发生“皆因长期警察仇视我国人民而起”。这被日本解释为中国的武力恐吓。
李鸿章承认：“争杀肇自妓楼，约束之疏，万无可辞”，但他也说：“弁兵登岸为狭邪游生事，亦系恒情。即为统将约束不严，尚非不可当之重咎，自不必过为急饰也”。关键在于，此时的中日两国，敌对情绪十分严重。中国侨民在日本经常受到侮辱及警察的刁难，甚至连中国驻长崎领事余瑞也遭到警察的侮辱，并因此向日本政府抗议。曾根俊虎在写给伊藤博文的信中也说：中日两国人民互相轻蔑，“我已侮彼，彼亦侮我”。
在中国驻日公使徐承祖的协调下，中日两国开始事件的调查与善后的谈判。日方的态度也很强硬，不少官员认为：“我国（日本）万一采取让步政策，则清帝国将作何感想？……恐将看作为威胁吓倒，苦于抑制，终于屈服，而愈助长其轻侮之念。”他们坚持认定责任完全在中方。
几番交涉下来，双方陷入了僵局。
李鸿章随即命令更有外交经验和国际法知识的伍廷芳主导谈判，谈判分成了三个阶段：首先，是中国驻长崎领事蔡轩与长崎县知事日下义雄交涉；随后，中国驻日公使参赞杨枢率中方调查委员会，与日本外务省取调局长鸠山和夫所率领的日方调查委员会谈判，最后是驻日公使徐承祖与日本外务卿井上馨、外务省办理公使陆奥宗光在东京谈判。
一直到12月份，因为双方的强硬，谈判毫无进展。徐承祖致电李鸿章：“事已如此，非绝交无别法……今决意绝交，兴戎与否，悉听尊便。”这就意味着，连一向温和的外交官，也认为只有动武才能解决问题。
中央没有选择开战，但宣布停止谈判，之前所议悉数作废。这一强硬立场，令日方不摸底细，大惊失色，多次要求继续谈判，但遭到中方的坚决拒绝。中国的强硬，是因为有两张王牌相当有利：
一，中国在军事上远超日本，“日本没有一支敌得住北洋舰队的舰队，被它的威力压倒了。”（日本史学家信夫清三郎）北洋舰队已经拥有多艘铁甲巡洋舰，而且排水量高达7300多吨的定远、镇远舰，无论吨位还是火力，都是亚洲之最、世界领先，而日本只有一艘铁甲舰扶桑号，吨位只有定远舰的一半，根本无法与北洋舰队抗衡。
二，日本正致力于修改不平等条约，提高进口关税，但列强对此不予理睬，日本希望中国能带个头，同意日本提高关税。
一方面力不如人，另一方面有求于人，这决定了日本不能再硬扛着。中方退出谈判后，日本高层立即紧急会议，由明治天皇亲自主持，虽无即时决议，态度却开始放软。到了次年1月，在德、法、英等调停下，日本退让，双方终于在2月4日达成最后协议，分别向对方的死伤者支付抚恤金，日方所支付数额大大超过中方；受伤中国官兵的在日治疗费，由日方支付；惩凶一项，则由双方政府自行决定，互不干涉。
这起沸沸扬扬的长崎事件，终于落幕。
这次胜利，加深了中国朝野对于日本的蔑视，虚骄盈庭，导致北洋舰队多年停滞不前，为甲午战争的失败埋下了祸根。而日本则因深受刺激，开始奋起直追。长崎事件完毕后一个月，明治天皇就颁发敕令：“立国之务在海防，一日不可缓。”并特别拨出私房钱（内帑）30万日元，给海军专用。从天皇开始，全民勒紧裤腰带，建设海军。定远、镇远两舰成为日本家喻户晓的第一敌人，击沉定远、镇远两舰模型，成为日本孩子最热衷的游戏……
作者简介
雪珥，澳大利亚华人，中国改革史研究者，著有《大东亚的沉没》、《绝版甲午》、《国运1909》、《绝版恭亲王》等。
作者电邮:snowswords@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