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海军：官僚倾轧中艰难成军（下）
【作者】 金一南
【报纸名称】新民晚报美国版
【出版日期】2014.07.25
【版次】第A31版(阅读/连载)
【入库时间】20140820
【全文】
金一南
李鸿章：新的政治算计
思维再三之后定下的决心，更难改动。这个深陷官场利害的海军大臣，终于难以自拔。奕譞开始挪款，前后表现十分矛盾，而加入挪款行列的李鸿章，矛盾表现得更加深刻。
李鸿章当年未处朝政中枢，却在反对修园上起了关键作用。他在直隶总督任上，抓捕受朝廷内务府指派，筹集修园木材的奸商李光昭，严加审讯，以“诈传诏旨”判处李光昭斩监候，令朝野大哗。以此案为契机，清廷诸重臣联衔上疏，慈禧的第一次修园活动才被终止。随后李鸿章上奏“停内府不急之需，减地方浮滥之费，以禆军实而成远谋”。话虽婉转，也还是有些胆量的。
为筹建海军，李鸿章奔走数十年，凡海疆大略、海防分区、舰船配制、港口泊位、炮台船坞、官兵俸饷、经费筹措等事，无不参与谋划。即使醇亲王奕譞以光绪皇帝生父身份入主海军衙门，要李鸿章“于存汇丰银行购买快船款内暂提银30万两，修三海工程”，他也推说“因购船尚不敷，请另诣他出有著之款拨付”，予以婉拒。
但最终他还是加入了挪用海军经费的行列，甚至成为其中积极的筹措者，这首先是对自身政治地位的忧虑。李鸿章多年兴办洋务，在朝中政敌甚多。恭亲王奕失势后，李更失去支撑的台柱。与恭亲王多年不和的光绪生父醇亲王奕譞入主海军，且光绪帝亲政在即，李鸿章不得不开始新的政治算计。
他很快摸透了奕譞那两个心病，从而做出了抉择。在婉拒挪用汇丰银行买船款后不到一个月，李鸿章函“请奕譞在亲政撤帘后继续主持海军”，向醇亲王发出了明确的信号。5个月后因“南海工程款项不敷”，奕譞要李“称创建京师水师学堂或某事借洋款七八十万两”，李鸿章立即办理，从德国银行借款500万马克，约合银90余万两，超出奕譞提出的数目。
总理海军事务大臣奕譞欲以海军经费换取光绪帝早日亲政，会办海军事务大臣李鸿章则欲借海军重新获得一片政治庇荫。1888年奕譞称万寿山工程用款不敷，要李鸿章以海军名义从各地筹款，李即分函两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曾国荃、湖广总督裕禄、湖北巡抚奎斌、四川总督刘秉璋、江西巡抚德馨等，从各地筹到260万两，以利息供慈禧修园，完全跌入了挪款修园的行列。
李鸿章加入挪款行列的第二个原因，是对形势的错误估计。李本是清廷中最具危机感的大臣。1874年率先指出：“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1881年又称“今之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目标不能说不明确，警惕性也不可谓不高。
但随着“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的到来及北洋海军成军，作为中国近代海军创始人，在一片夸赞声中李鸿章也开始飘飘然。1891、1894年两次校阅北洋海军，他感觉“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整个北洋海防，北至辽沈，南至青济，二千里间一气联络，形势完固”。1894年7月大战爆发近在眼前，他仍然认为“海军就现有铁快各船……似渤海门户坚固，敌尚未敢轻窥。即不增一兵，不加一饷，臣办差可自信，断不致稍有疏虞”。早年对日本的高度警惕，变成了晚年的昏庸和麻木。
1894年7月25日爆发丰岛海战，8月1日中日宣战，直至8月29日李鸿章仍奏报“海军力量以之攻人则不足，以之自守则有余”。战前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要求配置速射炮，需银60多万两，李鸿章声称无款。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战败，他才上奏说明海军款项分储各处情况：“汇丰银行存银一百零七万两千九百两，德华银行存银四十四万两，怡和洋行存银五十五万九千六百两，开平矿务局领存五十二万七千五百两，总计二百六十万两。”
无款的海军和藏款的李鸿章形成极其矛盾的对照。这个挖空心思为海军筹措经费的人，最终同样挖空心思“变通”挪用了海军经费。
到底有多少海军经费被挪用了，一直是笔糊涂账。传说3000万两，显然夸大。较为接近的数字有两种：1200万至1400万两、600万到1000万两。与其说是慈禧挪用的，不如说是奕譞、李鸿章等海军主持者拱手让出去的。当初筹建海军最力的人，后来腾挪海军经费最力。当初反对修园最力的人，后来别出心裁暂借、直拨、挪用、吃息筹资修园最力。
翁同龢：帝师的野心
清末政治中这种极其矛盾复杂的现象，也出现在李鸿章的激烈反对派、暗讽慈禧“以昆明（湖）易渤海”的光绪皇帝师傅翁同龢身上。
翁同龢是甲午战争著名的主战派，其父翁心存是同治皇帝的师傅。父子两人成为“两代帝师”，在朝中的影响可想而知。但就是这位激烈的主战派，作为户部尚书，不设法去节简宫廷开支，反而将海军装备购置费停支两年，“所省价银解部充饷”，将这些钱用来缓解朝廷财政的紧张。
翁同龢如此行事，既有多年与李鸿章深结宿怨的官场现实，又有满足中央权贵排斥汉族封疆大吏的朝廷背景。清朝末年，满族中央政权衰弱，汉族地方官僚崛起，办洋务、兴局厂、练新军、求自强，李鸿章是其中集大成者。在“帝师”翁同龢及一批满族中央权贵的眼中，北洋水师就是李鸿章的个人资本。削弱李鸿章，就要削弱这支舰队。所以限制北洋海军就是限制李鸿章，打击北洋海军就是打击李鸿章，成为这些人的共识。
“主战”与“主和”的争斗，不过是由承平延伸到战时的官僚倾轧。斗来斗去，吃亏的只能是夹在中间的海军。
在没有认清那部庞杂腐朽的封建官僚机器之前，针对个人的结论往往是轻率的。奕譞、李鸿章、翁同龢三人，身份各异，观点各异，利害各异，却是晚清政治腐败的一个缩影。
西方有人评论说：“此大机器……其诸组之轮，不依一共同之方向而旋转，乃各依其私独之方向而旋转。”结果是，在内外利害纵横交织、官场福祸蝇营狗苟的形势下，谁也不会将主要精力投入海军建设。外患未至，海军是政治角逐中的筹码；外患已至，方想起以海军为共同盾牌，却为时晚矣。一个政权将如此多的精力、财力用于内耗，自然无法有效迎接外敌的强悍挑战。
摘自金一南《从一场战争看一支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