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争桎梏下的北洋海军
【报纸名称】青年时报
【出版日期】2014.07.22
【版次】第B04版：启示录·政争
【入库时间】20140830
【全文】
从1861年决定投巨资向英国购买一支新式舰队起，到北洋舰队成军的二十七年时间内，清廷支付的舰船购造费就超过3000万两。但自1888年北洋成军后，“添船购炮”的工作就停止了，其中原因就在于朝廷内部各派系处于自身利益考虑的政争，直接影响了战备和军队建设。
党争遗祸海军战备
当时朝廷分成帝后两党，满人和汉人之间有严重的隔阂，一班文臣拥戴光绪皇帝前台执政，但并无实权。“阴主朝政”的慈禧太后外战外行，内战内行，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也不放松窝里斗。其中有三个关键人物：醇亲王奕譞，北洋大臣李鸿章，帝师翁同龢。
首当其冲是慈禧指派的总理海军事务大臣、醇亲王奕譞。 此人在任上筹措款项，建立机构，确实做了一些事情。但从他入主海军之日，便带来了过多政治利害。
奕譞是光绪皇帝的生父，主持海军衙门，正值慈禧应撤帘归政、光绪亲政在即的关键时期。奕譞深知慈禧专权，亲睹即使慈禧亲生子同治帝，亦被长期作为“儿皇帝”对待的境况。同治病亡无子，两宫皇太后宣布奕譞之子入承大统，奕譞竟然“警惧敬惟，碰头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可见对祸福的感受有多么深。多年来，他担心其子光绪永远只能做个儿皇帝，也担心自己不慎惹怒慈禧，招致更大祸患，“谦卑谨慎，翼翼小心”。其最大心愿并非海军建设，而是如何使光绪帝平安掌权。海军衙门不过是他完成这一夙愿的平台。
在光绪被立为皇帝之后，最初坚决反对重修圆明园的奕譞，变为挖空心思挪用海军经费修园的始作俑者。铁甲舰和颐和园是一对矛盾体。对慈禧来说却并不矛盾。危机时用铁甲舰来维护统治，承平时用颐和园来享受统治，一切都是天经地义。掌握数百万银饷的海军大臣奕譞，知道慈禧既要购舰、也要修园的两个心病。他也有两个心病：既要保己、也要保子。他最终选择用海军经费作为协调利益的黏合剂。这不但可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还能让政权早日转移到光绪帝手中。
李鸿章无奈支持挪款
李鸿章当年未处朝政中枢时，就在反对修园上起过重要作用。他还曾上奏“停内府不急之需，减地方浮滥之费，以裨军实而成远谋”。奕譞入主海军衙门之初，要李鸿章挪用购船款项30万两“修三海工程”，他也推说：“因购船尚不敷，请另指他处有著之款拨付。”
但是，最终他还是加入了挪用海军经费的行列。这首先是对自身政治地位的忧虑。在奕譞入主海军，光绪帝亲政在即的情况下，李鸿章不得不开始新的政治算计。在最初婉拒挪款后不足一月，李鸿章函“请奕譞在亲政撤帘后继续主持海军”。五个月后，奕譞要李“借洋款七八十万两”，李鸿章立即办理。1888年奕譞又称万寿山工程用款不敷，要李鸿章以海军名义从各地筹款，李即分函两广总督张之洞等多地督抚，从各地筹到260万两，以利息供慈禧修园。
李鸿章加入挪款行列的第二个原因，是对形势的错误估计。李鸿章本是清廷中最具危机感的大臣，但随着“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的到来及北洋海军成军，在一片夸赞声中，他也开始飘飘然，感觉“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可摇之势”。1894年7月大战爆发近在眼前，他仍认为“即不增一兵，不加一饷，臣办差可自信，断不致稍有疏虞”。早年对日本的高度警惕，变成了晚年的昏庸和麻木。
当初筹建海军最力的人，后来腾挪海军经费最力。当初反对修园最力的人，后来别出心裁暂借、直拨、挪用、吃息筹资修园最力。
这种极其矛盾复杂的现象，还出现在李鸿章的反对派、光绪皇帝师傅翁同龢身上。他是甲午战争中激烈的主战派，也恰恰是此人，和平时期异常坚定地克扣、停发海军经费。翁同龢如此行事，既有多年与李鸿章深结的宿怨，更来自满族中央权贵对汉族封疆大吏的排斥。在翁同龢等一批满族权贵眼中，北洋水师是李鸿章的个人资本。削弱李鸿章，就要削弱这支舰队。“主战”与“主和”的争斗，不过是由承平延伸到战时的官僚倾轧。
范文澜分析说：“中日战争与帝后党争有密切关系。帝党主战，要在战争中削弱后党，后党主和，要保住自己的实力，两党借和战争夺权利，随着军事的惨败，后党在政争上取得胜利。”朝廷如此，地方和军队也是派系林立。
海陆军队难以有效配合
要提升军队作战能力，必须裁减旧军，编练新军。对于人数达百万之众、每年耗银千万两的旧式陆军，李鸿章、左宗棠等提出裁减六至八成，以资新军编练。这无疑是釜底抽薪、去腐滋新之策，却因严重触动在朝中树大根深、拥此兵以自重者的利益，遭遇重重阻力。总理衙门左右权衡之后，决定只裁减十分之一二。事实证明，这支旧式陆军徒耗银两，是清朝军队近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巨大累赘。
旧势力以“祖宗旧制”为由捍卫自身利益；“洋务运动”的主要推动者们同样无法摆脱狭隘利益的羁绊。李鸿章的北洋、淮军；张之洞的南洋；曾国荃、左宗棠的湘系，都把各自的军队和军事工业作为本集团的私产，派系之间泾渭分明，相互倾轧。李鸿章向朝廷明言“金陵机器局、江南制造局乃是淮军命脉关系所在，诚不敢轻以托付”。兵部左侍郎黄体芳参奏李鸿章说：“是水师（指北洋水师）并非中国沿海之水师，乃直隶天津之水师；非海军衙门之水师，乃李鸿章之水师……兵权益盛，恐用之于御敌则不足，挟之于自重则有余。”
此言不虚。李鸿章的北洋水师实力领先于南洋、福建、广东水师，却在甲午海战中一味消极求和，避战保船，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要保护自己的所谓基业。黄海战后，北洋海军虽遭损失但主力尚在，可李鸿章却更加严令“海军舰队，必不远出”，只能“靠山巡走，略张声势”。旅大战役时，海军提督丁汝昌建议主力出战以援旅大，李鸿章斥责说：“汝善在威海守汝的数艘船勿失，余非汝事也。如出海，即令战殁，亦不请恤。”
各派系、小集团以自身狭隘利益为依归，平时争权夺利，战时互不配合，使日军对清军各个击破每每奏效。甲午战争中，日军在荣城登陆，李鸿章因为那是山东巡抚李秉衡的防地而置之度外。等到荣城失守，威海危在旦夕，李秉衡又因为那是李鸿章的领地而漠不关心，致使威海孤立无援，迅即陷落。
来源
参考消息、南方网、解放军报等
启示录
甲午战争前，清政府从中央到地方一盘散沙，为了各自利益相互，直接影响了战备和战场调度，使得战争一开始就自乱阵脚。反观日本，全国上下团结一心，军队指挥统一，难怪黄遵宪要在甲午战争中悲愤地说：“噫吁哉！海陆军！人力合，我力分。如蠖屈，不得申；如斗鸡，不能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