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海防战略与北洋海军兴亡
【报纸名称】新华每日电讯
【出版日期】2014.03.27
【版次】08:新华社新媒体专线
【入库时间】20140420
【全文】
据新华社北京3月25日新媒体专电(张炜)近代中国,从国家全局理性地认识、统筹海防并付诸实践,李鸿章是第一人。他的海防战略思想深刻影响和引领了中国第一支近代化的北洋海军成军。然而,纵观其近代海防战略的理论和北洋海军兴亡的实践,既有可贵的经验,也有惨痛的教训。
创建轮船水师,三洋布局,海口防御
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历代统治者无不视海洋为天然“长城”,形成了根深蒂固的“重陆轻海”的国防观念。直至鸦片战争败于西方的坚船利炮,才将防卫视角移向海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内发起了洋务运动。李鸿章作为洋务派代表人物,极力推动近代化海防和海军建设,促成中国国防观念的重大转变。
1865年,李鸿章创立了江南制造局,迈出了中国近代化军事工业的第一步。1867年,李鸿章首次提出创建一支轮船水师,分驻内洋港口,“以一提臣督之,分为三路:一曰北洋提督,驻扎大沽,直隶、盛京、山东各海口属之；一曰中洋提督,驻扎吴淞江口,江苏、浙江各海口属之；一曰南洋提督,驻扎厦门,福建、广东各海口属之。”这是最早的近代化海军建设方案和“三洋布局”海防战略设想。
李鸿章取得了朝廷重臣的权力和地位,开始以一个政治家的视角重新审视和筹划海防问题。1874年第一次海防大讨论的《筹议海防折》,系统反映了李鸿章的海防战略思想。具体包括:1、对战略形势的判断——中国的主要威胁来自海上。2、海防战略——三洋布局,海口防御。3、海防力量建设——外海水师与沿海炮台相为表里。4、海防力量使用——“守定不动”和“挪移泛应”两法。
精练北洋海军,前伸布势,海上威慑
1879年,清廷在对外交涉上遇到两件大事:一是在东南海疆为日本占领中国藩属国琉球展开中日交涉,一是因《中俄伊犁条约》议定在西北边疆割地赔款而引发朝内反对,主战与主和之争论激烈。在这场争论中,李鸿章一意主和,认为中国现在尚未自强,只能以退为进,以远离中土的琉球为代价稳住日本,接受“伊犁条约”取欢俄国,限制事态进一步向台湾、特别是向朝鲜方向发展,以保全远东“和局”。
李鸿章在外交上极力主和,但在海防和海军建设上显得相当激进,这种强烈的角色反差,反映了李鸿章企图以空间换时间、尽快实现军事自强的思想。1879年,他请赫德定购了2艘新型巡洋舰。同年又派人寻访购买更大级别的铁甲巨舰。在李鸿章的推动下,中国的海防事业迈出了向巨舰大炮发展的关键一步,李鸿章的海防战略思想也有了新的发展。
中法战争后,清廷决计“大治水师”,从北洋开始“精练海军”。1888年秋,北洋海军成军。
这一时期,李鸿章海防思想还有一个重大发展,就是“请设海部”或“海防衙门”,以解决中国沿海七省辽阔海疆的统一筹划、统一指挥的问题。
当然,李鸿章的海防战略思想并没有、也不可能摆脱“斤斤自守”的传统窠臼,其远东海上威慑战略效果也很有限。如在中法战争海上战场上,李鸿章就毫无作为。
北洋海军覆没,自强一梦,功败垂成
北洋海军成军并开始实施远东海上威慑,可以看作是李鸿章海防战略思想的巅峰,它一度掩盖了北洋海军建设和运用的致命缺陷。而此个中缺陷,又恰是导致李鸿章海防战略思想停滞和走向反面的主观因素。
甲午战争之前,当李鸿章感到中国已不具备足以对日本实施威慑的海军实力时,其海防战略思想便不可能再向前发展,相反,在兵力运用方面变得日趋保守。他想采用1874年日本侵台时的办法,用两三百万两白银消弭战端,并请西洋各国从中调停。丰岛战前一个多月,光绪帝一再下诏要李鸿章备战,丁汝昌也数次请战赴朝,李鸿章执意于外交调停；丰岛海战吃了亏,但平壤有兵2万,日本并未取得制海权,仍有扭转形势的可能,当丁提出率10舰出击,被李再次否决,把希望寄托在外交上；黄海海战,双方都有损失,但形势还未失控,李下令退守威海进行防守,结果株守军港,全军覆灭。
李鸿章外交与军事两手并用处理中外战端本是值得称道之举,问题在于他过分倚重外交手段,以及“公理”“道义”,没有强有力的军事手段作后盾。这种理论上的跛足,不啻是进行战争赌博。
李鸿章海防战略思想是在对西方先进国家、特别是德国的海防实践和海防理论学习借鉴的基础上确立的,具有鲜明的国家战略意识。但李鸿章的海防战略思想不可能超越他的阶级和时代,既难以战胜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亦步亦趋、全盘西化的近代军事思想,更难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海权思想进行战略博弈,以至于最后兵败甲午。
(作者系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研究员,海军大校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