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宾专栏之北洋水师败于组织管理2 李鸿章夹带里选人 琅威理被撤旗去职 任人唯忠 清公司人脉型管理泛滥挤出专业人才
【作者】 肖宾
【报纸名称】南方都市报
【出版日期】2012.07.03
【版次】GC05天天财富公司社会
【入库时间】20120820
【全文】
在晚清公司掣肘内耗的组织架构体系之下，完全依附于李鸿章个人力量的北洋管理团队，在内部人才选拔上自然也是以“李大人”的人才库为基准，任人唯忠。但人脉型人事管理风格的效率已远远不能适应现代化战争的需要。而在实践中，人脉型管理思维往往会对专业化思维和专业人才形成严重的挤出效应，这更让北洋水师的专业精神落后于日方。毫无海军经验的陆军将领丁汝昌执掌北洋、英国专家琅威理被迫去职，都是其中的典型案例。
抛开政治等因素考量，将清、日两国的海战视作两个公司之间的市场竞争，本篇从人事管理布局的角度剖析北洋之败的原因。
日方选人三维度寻求平衡点
晚晴、日本两大公司对海军的不同管理框架，首先就选出了不同类型的管理人才。
担任日本海军卿的胜海舟是明治维新期间的开明政治家，江户幕府海军负责人。1860年，江户幕府和美国签订通商条约后，曾向美国派出使节。当时胜海舟也在使团之内，任幕府军舰“咸临丸”号舰长。“咸临丸”是日本当时从荷兰购买的仅有四百余吨的军舰，是一艘配备3桅帆的蒸汽船，还装备有西式螺旋桨。该军舰也算是日本幕府对外开放后的标志性、高科技引进成果。
但舰长胜海舟上船后，很不适应这种西式舰艇，晕船了。最后咸临丸号只得由美国人掌舵。美国人对这些同行的日本人进行了无情的嘲笑———买了现代化的舰艇不会开，还晕船。经此一事，胜海舟大受刺激，认识到现代化不只是“器物”层面的事情，与之相配备的人必须要适应、掌握，这才能让现代化的“器物”发挥作用。
1863年，胜海舟经将军德川家茂批准，在神户设立军舰操练所，为诸藩训练航海人员。同时，又设立私塾海军塾，目标是“从一切阶层挖掘人才”，其弟子有坂本龙马、伊东佑亨、陆奥宗光等，为日本的维新变法培养了一批了不起的人物。也正是胜海舟的弟子伊东佑亨后来担任了日本联合舰队的司令，击败了北洋水师。
需要指出的是，在日本海军省体系下，二十年时间里，逐渐形成了以“萨摩藩”人物为核心的海军人才核心力量，以至于形成了“长州的陆军，萨摩的海军”的说法，海军大臣川村纯义、参谋本部海军部长仁礼景范、参谋本部次长西乡从道全是萨摩人。伊东佑亨也是“萨摩藩”出身，又是胜海舟的弟子，这一出身和人脉也是伊东佑亨成为舰队司令的基础要件。但日本人考虑司令人选，不仅仅考虑出身、人脉，更兼顾了海军专业素质，在出身、人脉、专业三个维度中找到了平衡点。
与之相对的，晚晴公司考虑人选的角度则更为政治化，更注重对上司的“忠诚度”。
中方选人关注“忠诚度”
晚晴公司海军部门经理李鸿章虽也是一代雄才，但无论是给老师曾国藩打下手时，还是在淮军独当一面时，多年来接触的都是陆战。他对洋枪洋炮很是熟悉，船虽然没少坐，但开船和坐船的差距还是巨大的。
从某种程度上看，陆地生活、陆军背景直接导致了晚清公司大佬们对海军现代化要素认识不够，先天具有“器物重于人才、器物重于管理”的经验论，这导致在甄选北洋水师领军人的时候，并没有太重视专业背景。一批从西方专业海军军事院校归来的精英们，主要被安排到了舰长级别，而统领这批海军精英的是位陆军将领———丁汝昌。
丁汝昌出身贫寒，没怎么受过教育，从小帮人放牛、放鸭、摆渡船等，以补贴家用。十四五岁时，被父亲送到同族伯父的豆腐店学徒。咸丰元年(1851年)，庐江一带发生严重灾荒，丁汝昌父母先后病故。1854年1月，太平军占领庐江，丁汝昌参加太平军。后随太平军驻扎安庆，成为程学启的部下。
因为打仗勇猛，丁汝昌成了太平天国的小小天将。后来投降清军后，在清军阵营里，丁汝昌同样作战勇猛，得到了提拔，一路升至总兵。同治中兴时，天国乱平，清廷开始裁军。为了裁军事宜，丁汝昌又跟自己的长官刘铭传闹翻了，这才被李大人牢牢地笼络于麾下。以上履历可以看出，丁汝昌在清廷内毫无背景，顶头上司刘铭传也得罪了，底子里还是个“长毛”，想混下去可依靠的只有李鸿章。
对这样作战勇猛、又不可能有外心的忠心部属，李鸿章还是信任放权的，再加上一点点权术需要，丁汝昌就执掌海军去了。据记载，在任命丁汝昌执掌北洋帅印时，李鸿章曾对他说：“省三(刘铭传)与尔有隙，我若用尔，则与省三龃矣。尔宜与之分道扬镳！今吾欲立海军，乏人统率，当以此任相属。”于是，麾下刘铭传、丁汝昌两位陆军将领彼此看不顺眼，李大人给出的解决办法就是丁汝昌去管海军。这样的将领，李大人是放心了，但跟对手比，这样的北洋帅才，能赢吗？现代战争中，一艘军舰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准工厂，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勇敢的陆军将领，勇敢地承担起了极具高科技含量的海军任务，这是悲剧，还是喜剧？勇敢确实是优秀军人的必备品质，但在技术含量越来越高的军事背景下，勇敢只是胜利的要素之一。
日本公司在全国范围里选，选出来一个有人脉、有地域优势、有专业的人才；晚晴公司是在李大人的夹带里选，以忠诚于李个人为核心指标。尽管北洋水师充满勇气，忠诚于公司，可与同样具有勇气、同样具有忠诚信念的敌人相遇于战场时，比拼的就是管理者的专业素质了。
人脉型管理的挤出效应
也许有观点认为，丁汝昌一开始可能确实不懂海军，但去了海军后可以学啊———从1879年被李鸿章调北洋海防差用，开始执掌帅印，到1894年甲午海战，中间还有十五年的时间，这十五年还不够丁汝昌领会海军精髓吗？丁本人虽然不懂专业，但他可以通过管理专业人才来管理舰队啊。如果认为丁汝昌专业素质不够，导致了北洋战败，是否夸大了这一因素？
但从历史事实说明，管理中一旦过分关注忠诚、人脉、权术这些指标，不但不可能通过引入专业能力强的人进行平衡调和，原管理风格还会对专业人员进行排斥。琅威理的案例就是最好的说明。
1882年，北洋水师专门从英国聘请了琅威理来华任职，负责北洋海军的组织、操演和训练。琅威理1843年1月19日出生于英国，14岁进入皇家海军学校，16岁入海军实习，之后一直在英国海军服役。1886年1月，琅威理应邀担任清政府北洋海军的洋顾问、副提督，仅在丁汝昌之下，算是北洋水师引入专业管理人才的模范样板。
琅威理工作态度极其认真，“终日料理船事，刻不自暇自逸”，甚至在如厕时“犹命打旗语传令”。在其严格管理下，北洋操演认真，故军中流传“不怕丁军门，就怕琅副将”的说法。
但耐人寻味的是，这样一位专业、负责的洋教头并没有在北洋水师里善始善终。在北洋工作期间，琅威理一直希望全面管理舰队，但晚晴公司并不信任他，一直未在人事任免权等核心问题上对琅威理放权。在这一点上清廷的动机很明显，毕竟琅威理是一外籍员工，国之长城哪能这样授予他人执掌。
既然公司高层把这洋教头当“客卿”，北洋水师里那些善于揣摩领导心理的舰员对琅威理自然也是腹诽不断了，很多舰员对他的严厉规定颇有怨言。当时北洋舰队诸多管带都是“马尾船政学堂”毕业的，如定远号管带刘步蟾、镇远管带林泰曾、致远管带邓世昌、来远管带邱宝仁、济远管带方伯谦、威远管带林颖启等，都是师兄师弟，在这些管带之下工作的大副二副等人，马尾校友更是数不胜数。这些马尾校友多来自福建，所以北洋舰队内部“闽派”色彩浓厚。琅威理此前曾经提议“兵船管驾，不应专用闽人”，而这直接触动了刘步蟾、林泰曾等一批闽籍官员的敏感神经。外来的专业管理人员在复杂的中国人脉式人事管理的环境下，显然很不适应，于是“琅威理督操甚严，军官多闽人，颇恶之。左翼总兵刘步蟾与有违言，不相能，乃以计逐琅威理”。
1890年2月，北洋舰队南下避冻。2月24日，丁汝昌率“致远”等四舰至南海一带操巡，琅威理、刘步蟾、林泰曾督带“定远”、“镇远”等舰在香港维修。3月6日，“定远”管带刘步蟾传令降下提督旗换升总兵旗，表明自己是舰上最高长官。琅威理责问：“丁提督离职，有我副职在，为什么撤下提督旗？”刘步蟾答：“按海军惯例应当如此。”琅威理认为这是对自己的污辱，故而致电李鸿章，对自己的地位提出质问。李鸿章复电“以刘为是”，于是琅威理愤然辞职。此即所谓撤旗事件。
琅都去后操练尽废
史料表明，琅威理去职后，北洋海军军纪松弛，操练尽废。“自琅(威理)去后，渐放渐松，将士纷纷移眷，晚间住岸者，一船有半。”当时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曾积极支持琅威理赴任北洋水师，在琅威理去任后，赫德评价道：“琅威理走后，中国人自己把海军搞得一团糟。”就连在甲午战败后的清廷上谕中也说：“琅威理前在北洋训练海军，颇著成效。自该员请假回国后，渐就废弛，以致本年战事未能得力。”
史料记载，此时的北洋水师“在防操练，不过故事虚行”，而且“平日操演炮靶、雷靶，惟船动而靶不动”，甚至“预量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而行。码数已知，放固易中”，徒求其“演放整齐，所练仍属皮毛，毫无裨益”。定远管带刘步蟾的同学、也是甲午海战的对手———东乡平八郎曾上北洋水师军舰参观，上船后见甲板上供着关公神像，一地散乱的剩饭，炮管一摸一把灰，甚至在主炮上晾晒衣裤，当时便说：这仗不用打了，中国输定了。
在一个排外的、自我封闭的人事管理框架下，选出的自然都是忠字当头、适应权术斗争的人才类型。而当权术遭遇专业时，很不幸，专业精神被无情地挤出了。在晚晴帝国公司那权术当头的管理架构下，一切专业精神都缺乏藏身之所。
更为严重的是，舰队虽然是一个严格的军事团体，但它并不是彻底封闭的，它还需要在弹药、能源、资金等方面与外界(公司内其他部门)进行交流。当外界环境呈现出更为严重的关系纽带环境时，北洋那所谓现代化的效率被彻底阉割，新式军队的效果所剩无几。本系列下一篇即聚焦晚晴公司内部资源调配管理的无序混乱，导致北洋最后的溃败。
作者介绍：肖宾，京城资深媒体人，财经历史作家。出版有《地产江湖》、《千年财经》、《股市风云二十年》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