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战败，必以寻替罪羊为先
【副篇名】———甲午海战120周年祭
【报纸名称】鲁中晨报
【出版日期】2014.07.21
【版次】第19版:副刊
【入库时间】20140910
【全文】
高金国
中国人以60年为一甲子，天干地支60年一轮回，周而复始。一晃两甲子过去（1894年-2014年），甲午海战留给国人的隐痛丝毫未减。
方伯谦无疑是海战中值得注意的一个人物。作为北洋水师主力战舰之一——— 济远号的管带，黄海海战中，他被清政府定性为“临阵脱逃”，于军前正法。近些年，为他平反、喊冤的声音，多了起来。
方伯谦到底是不是临阵脱逃？该不该杀？这个话题本身意义不大。就北洋水师而言，他只是个副将；即便他没临阵脱逃，溃败也无法避免。就整个历史而言，他更无足轻重，不值得费太多笔墨。
唯一的意义，或许在于此人、此事给整个民族带来的反思与教训。反思会很痛，会很苦，会让人难受。但有了它，这个民族的屈辱或许就少一些，自豪或许就多一些。
所以，在甲午海战两甲子之际，我很愿意来聊一聊这个人——— 方伯谦。
资料的考证并不困难。为方伯谦翻案的一些证据，经过甲午海战权威研究者的考证，都已证明站不住脚。
方伯谦之所以逃离战场，其自述的理由是“（舰船）伤处甚多，船头裂漏水，炮均不能放，驶回修理”。从后期英国人对舰船的修理记录来看，这不是事实。济远舰船头并未开裂，“炮均不能放”也属夸大，事实上仅两门大炮受损，而该舰一共配有18门炮。
清政府最终给方伯谦确定的罪名有两项：首先逃跑；牵乱阵型。此外，丁汝昌等还曾认定其“逃跑时撞沉扬威舰”。
“鸣冤派”对方伯谦逃离战场并无异议，只对是不是“首先”存疑，对是否撞坏扬威舰也有不同看法。扬威舰搁浅于战场的西南方向，而济远舰逃跑的目的地是旅顺港，位于西北。随着史料的发掘，谜团已解：日本军舰的战场日志表明，济远舰从战场上逃跑时，可能是为了迷惑或者避开日舰，的确是先往西南行驶。该舰船员不知道扬威舰搁浅，以为它能自行避开，结果撞上了。
一个铁的事实是，济远舰离开黄海海战战场的时间是1894年9月17日的15：40左右，而战斗结束是17:30。
也就是说，方伯谦比他的战友早撤离了近两个小时，而整个战斗一共才打了4小时40分钟。战友们在拼命，他带着配有18门大炮的巡洋舰，走了。
可以说，方伯谦死的不冤。军舰尚能战斗，未经许可逃离战场，死罪无疑。
死罪不冤，有点冤的是罪名。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罪名扩大化，“替罪羊”色彩浓烈；二是司法程序不当，未经正式审讯，草草斩首。这也为方伯谦案成为迷案埋下了伏笔。
清政府罗列的两条罪名中，“牵乱阵型”显然难以成立。北洋水师刚一交火，就已经自乱阵脚，阵型混乱，指挥失灵，各舰顾此失彼，各自为战。无论济远舰是否逃跑，这个基本事实都无法改变。
9月17日开战，18日北洋水师凌晨返回，22日丁汝昌给李鸿章发电报陈述情况，23日清政府下令撤职，24凌晨斩首。整个过程中，只是电报往来，并未履行处决朝廷命官的法律程序。
为什么夸大罪名？为什么草草处决？因为只有这样，方伯谦才能成为“合格的”替罪羊。
单看9月17日的黄海海战，谁该为战役的失败负责？无疑是水师提督丁汝昌，以及丁受伤后代理提督之职的刘步蟾。临场指挥失当，他们要负责。
着眼于1894年的甲午海战，谁该为战争的失败负责？理应是北洋水师的直接领导——— 李鸿章。
放眼于中日之间的较量，谁应该为国家的失败负责？当是清政府实际的掌权者——— 慈禧太后。
放眼于历史，失败的根源又在哪里？是清政府的腐败和制度的落后。这些，慈禧太后看不到；或者看到了，也不想管、不能管、管不了。
慈禧太后要找一个替罪羊，来表现帝国依旧强健，来证明战争失败只是偶然，只是战术失误。于是，李鸿章成了没落帝国和腐朽体制的替罪羊。和他相比，方伯谦也不算太冤枉。
方伯谦充其量算是黄海海战的替罪羊，李鸿章则是中日战争的替罪羊。签下《马关条约》，李鸿章恐怕永世不得翻身。
大替罪羊李鸿章，也需要一个小替罪羊，来为甲午海战的失利担责。丁汝昌是他的心腹，他并不愿让他来承担这个罪名——— 虽然最终也没能保全他（清政府在丁死后依然给其定罪）。他在给丁汝昌的电报中，有这样一句话，意味深长：“何以方伯谦先回？”这既是询问，又是暗示：这样的临阵脱逃者，你不把责任归咎于他，难道坐等朝廷追究你的责任吗？
把方伯谦当成替罪羊，方伯谦就必须马上死。为什么？因为他太懂水战，而丁汝昌又太不懂水战了。丁原为淮军将领，陆将出身，不谙水战。方伯谦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曾赴英国留学，熟悉海战。他对丁汝昌、刘步蟾的临场指挥失误，自然洞若观火。派人审方伯谦，无异把丁汝昌往火坑里推。
用陆将管海军，如果只是战略管理，倒也无可厚非。问题是北洋水师内部派系纷争激烈，军队浮夸懒散，已是积重难返。水师的战略，丁汝昌管不起来；军队的方略，李鸿章管不起来。他究竟是个汉人，满清对汉人高官一直存有顾虑，李鸿章只能在外敌和满族权贵的夹缝间生存。至于国家的方略，光绪皇帝想管却没法管，慈禧太后自己不管却又不让别人管。从水师，到军队，到国家，就这么一层层地腐烂了。
面对这种“由内而外”的腐烂，即便慈禧太后没挪用军费过生日，又能怎样？
晚清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战争，几乎全败；偶尔表面的胜利，也避免不了失败的和约。在腐朽的体制下，面对失败，人们第一思虑的不是反思自身、反思体制，而是寻找替罪羊，这便是大清帝国的恶疾：太后把总督做替罪羊，总督把提督做替罪羊，提督把副将做替罪羊，层层都有替罪羊。最终，所有人都成了饿虎嘴边的烤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