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历史的包袱转化为现实的财富（附照片）
【副篇名】——军事专家金一南看甲午战争
【报纸名称】上海文汇报
【出版日期】2014.07.25
【版次】第01版：要闻
【入库时间】20140810
【全文】
金一南近照。
本报驻京记者 江胜信
隔着历史的长河，眺望120年前的甲午战争，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金一南引用了两句话——一句是人们常挂嘴边的：“中国历史悠久，包袱沉重”；另一句引用了国防大学政委、空军上将刘亚洲的话：“胜利者有一百个爸爸，失败者永远是孤儿。”
“甲午战争就是孤儿。”金一南说，“面对孤儿，你能找出一大堆毛病，父母为什么遗弃他？人们的同情心在哪里？社会需要承担什么责任？甲午战争的失败同样可以找出一大堆理由。”
“其实，无论是失败者还是胜利者，都是‘连汤带水’的。日本你打赢了，不证明什么都是你优，万劫不复的军国主义道路带给日本的巨大灾难，直到今天还有余孽。中国我们战败了，不证明我们什么都劣，知耻而后勇带给我们空前的变革动力，从民族救亡走向民族复兴。”
“所以要总结失败，不仅不能遗弃这个孤儿，还要努力完成这样的转换：把历史的包袱转换成现实的财富，转换成民族向上的动力，转换成突破阻挡、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动力。”在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前夕，金一南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所表达的，不止于祭奠和殇思，更在于如何背负它前行。
突变\觉醒
文汇报：一个多月前，在上海远东出版社《甲午殇思》图书首发式上，您将甲午战争带给我们的震撼概括为“知耻而后勇”。“耻”不难理解，是指近代史上这场敌我双方武器装备差距最小的战争中，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日本联合舰队却一艘未沉。“勇”怎么理解？
金一南：胜败的巨大反差用最直观、最残酷的方式对整个民族的思想体系和社会架构产生巨大冲击，“勇”就是指冲击之下催生的民族觉醒和变革动力。
你一定在很多解放战争题材的影视剧中看到过战败的国民党军官的托词：“不是我们无能，而是共军太狡猾了！”如果以这种心态反观甲午战争，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对手的强悍，那就永远找不出症结所在。
必须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政治的、经济的、科技的、军事的、文化的，各个方面的原因可以找到一箩筐，但可能最为根本的原因还是体制。甲午战争是落后的封建体制与先进的资本主义体制、落后的生产方式与先进的生产方式之间的抗衡，它用失败证明了封建王朝这种体制再也无法维护一个民族国家的安全。
西方从1648年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现代民族国家逐渐成型，而我们中国一直没有成型，长期以来的概念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谁的？皇帝的。打败了，谁打败了？皇帝打败了。割地，割谁的地？皇帝的地。赔谁的款？赔皇帝的款。国破未必家亡，只是改朝换代而已。所以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当地民众站在远处观战，英军登陆后，民众还曾主动向侵略者出售蔬菜、牲畜、粮食。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周围有民众甚至也加入哄抢园内财物行列。帮英军引路的中国人也有。三元里抗争没有成为普遍现象。
也是在19世纪中期，东方的日本也遭受了西方坚船利炮的入侵。在紧迫的形势面前，中日不约而同作出同样的抉择——变革。中国发起了洋务运动，日本搞起了明治维新。
洋务运动不彻底，强调的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是单纯地引进西方的技术装备，“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不触及制度本身。明治维新则对宪法、政治体制、经济体制进行全方位变革，当时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提出“脱亚入欧”，他还发表了《日清战争是文野之战》，认为文明淘汰野蛮实属必然。
这样来看，甲午战争可以说就由两支海军的交战，变为两种制度的碰撞。日本举全国之力与清廷的皇权较量。它严酷地检验了当时的中国是传统而非现代的国家，是皇帝个人而非全民族的国家，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甲午战败是中国人第一次对民族国家的真正觉醒。
甲午战争之后，康有为、梁启超推出戊戌维新，认识到仅仅从器物层面改造中国是不行的，中国不是器不如人，而是制度不如人。但当时这种觉醒还不是全民族的觉醒，还只是封建士大夫阶层的觉醒，是统治集团少数精英人物的觉醒。
一战之后，中国自以为是胜利者，结果照样被别人肢解，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被转让给日本。哪有战胜国被当作战败国一样处理的？于是五四运动爆发。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觉醒面空前扩大了，但还不能称为民族的觉醒。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中国人这才真正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要杀中国的人，要占中国的地，才真正认识到这个国家是中华民族的，国破就会家亡，整个民族都要遭殃。赔款是赔谁的钱？老百姓的钱。统治阶层提高赋税，大家都交钱。割地是割谁的地？当然是割大家的地。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894年甲午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到1937年全面抗战，中国人真正的觉醒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这个转变过程，甲午战争起到了重大的催化作用。甲午战争之前孙中山还是一个改良派，还给李鸿章等人不断地写信提建议。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孙中山再不写建议书了，他去檀香山成立了兴中会，提出口号“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场战争彻底改变了孙中山，他觉得这个王朝不行了，必须推翻它，大清王朝本身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实现自己民族利益的最大障碍。由温和的改良者变成激烈的革命者，孙中山思想的突变，本身就是甲午战争所带来的重大间接成果。中国最早的一批革命党人，就此产生。
家族利益\国家利益
文汇报：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1874年台湾事件和1884年中法战争中屡屡被侵略者从海上轰开国门的清政府，为了维护自身统治，曾下血本经营北洋海军，为何自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以后，添船购炮的工作却停止不前了？
金一南：我们的装备虽然上去了，但伴随落后体制的官僚倾轧、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山头林立等政治腐败痼疾，又葬送了这支军队。政权建立了军队，又腐蚀着它；军队维护着政权，又瓦解了它。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互为牺牲品。
当时大清王朝处于非常复杂的政治情况。慈禧处于半退不退的状态，光绪皇帝即将亲政，慈禧想修颐和园，给自己一个养老的好去处。但在有限的财政下，颐和园和铁甲舰是一对矛盾。修园还是治军？奕譞、李鸿章、翁同龢三人在此问题上的算计，是晚清政治腐败的缩影。
醇亲王奕譞是慈禧指派的总理海军事务大臣。他曾在同治年间坚决反对修园，认为如此耗光国家财政是不明智的。但当自己的儿子被慈禧太后立为光绪皇帝之后，他态度整个就变了，既担心光绪永远只能做个儿皇帝，也担心自己不慎惹怒慈禧，招致更大祸患。既然慈禧想修颐和园，那就修吧，慈禧尽快入园，就能把权力交给他的儿子。正是出于保己又保子的算盘，奕譞改变了立场，主持海军衙门的他成为挪用海军经费修园的始作俑者。
李鸿章原本也是反对修园的，曾上奏“停内府不急之需，减地方浮滥之费，以裨军实而成远谋”。但在恭亲王奕訢失势后，李鸿章的靠山没了，随着与恭亲王多年不和的醇亲王奕譞入主海军，且光绪帝亲政在即，李鸿章不得不开始新的政治算计。他很快摸透了奕譞的心病，决定讨好新主。
李鸿章从筹建海军最力转为挪用海军经费最力，还有一个原因是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的到来，让这位中国近代海军的创始人在一片夸赞声中飘飘然。1891年、1894年两次校阅北洋海军，他感觉“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可摇之势”；1894年7月大战爆发近在眼前，他仍然认为“海军就现有铁快各船，……似渤海门户坚固，敌尚未敢轻窥。即不增一兵，不加一饷，臣办差可自信，断不致稍有疏虞”。早年对日本的高度警惕，变成了晚年的昏庸和麻木。
光绪皇帝师傅翁同龢是甲午战争著名的主战派，可就是这位主战派却在和平时期异常坚定地克扣、停发海军经费。如此行事，既有多年与李鸿章深结宿怨的官场现实，又有满族中央权贵排斥汉族封疆大吏的朝廷背景。在“帝师”翁同龢以及一批满族中央权贵的眼中，北洋水师就是李鸿章的个人资本。削弱李鸿章，就要削弱这支舰队。
西方有人这样描述中国晚清的政治面貌:“此大机器……其诸组之轮，不依一共同之方向而旋转，乃各依其私独之方向而旋转”。结果是在内外利害纵横交织、官场福祸蝇营苟且的形势下，谁也不会将主要精力投入海军建设。外患未至，海军是政治角逐中的筹码。外患已至，方想起以海军为共同盾牌，却为时晚矣。一个政权将如此多的精力、财力用于内耗，怎么能够有效迎接外敌的强悍挑战？
文汇报：今天我们在大力反腐，你如何评价今天的腐败和晚清时期的腐败？
金一南：两者之间有本质的不同。
封建王朝不可能形成国家利益，只有王朝的利益、姓氏的利益。政治腐败是这种落后体制的孪生兄弟。官员之间只有个人算计：“我”怎么样，“我这个家族”怎么样，“我这个王朝”怎么样，而不会考虑“我们”、“我们中华民族”、“我们国家”。这是一种根上的腐败，根上的腐败不但导致《辛丑条约》、《马关条约》等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最后甚至导致伪“满洲国”政权的建立。为维护爱新觉罗的家族利益，执政时不惜赔款、割地，下台后甚至可以去当傀儡。
而我们今天，强调的是主权问题不容谈判，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小平同志说：一切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来思考问题和处理问题。中国共产党不是哪个家族的，也不是哪个利益集团的，它所代表的是中华民族的利益，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利益，它为中华民族的救亡和复兴进行了最英勇的奋斗和最无畏的牺牲，这是中国共产党存在于中国、执政于中国最大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过去革命战争年代，这个党有那么一大批真人，不为钱、不为官、不怕苦、不怕死，只为心中的主义和信仰。他们很多人没有活到胜利的一天，没有赶上评功评奖、授勋授衔，没有来得及给自己树碑立传，也没有机会重归故里光宗耀祖。他们穿着褴褛的军装，带着满身战火硝烟，消失在历史帷幕的背后。这些人是真正的英雄，是我们这个党这个军队这个民族真正的脊梁。
现在物质极大丰富了，国力军力强盛了，我们的精神怎么样？能舒舒服服、蹦蹦跳跳、皆大欢喜地进入“两个一百年”吗？恐怕没有这种便宜事。90多年来，真正的共产党人从来没有放弃对自己理想的追求。其理念不管怎样变化、怎样发展，但核心不会变，就是北京长安街中南海正门新华门影壁上的五个字：为人民服务。
当然，在前进道路上，也会有人不断背叛，建党以来就是这样，“反腐”并不是一个新概念。不反腐，我们就不能延续这个队伍的生命力。
我们今天面对的局面空前复杂，国际上有东海问题、南海问题、美国的“亚太再平衡”；国内也出现了环境污染、腐败泛滥、官僚主义横行等问题。对外，我们要坚定维护中国的主权权益；对内，我们要坚定改革，坚决加大反腐力度。
有人质疑：今天你抓了那么多贪官，会不会让人对整个队伍失望。也许这也是贪官的侥幸心理，希望执政党从“保全形象”出发，最终“法不责众”。但这绝不是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心理。反腐是赢得民心的，通过反腐，共产党的威望不但没有下降，反而大大上升了。
我们必须要建立两种信任：一是对法治的信任，法律的尊严在于法律的强制执行能力，有多少人犯罪就惩治多少人；二是对共产党的信任，反腐既是民心所向，也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共产党人正本清源、吐故纳新的自身需求。有困难不怕，有问题不怕，重要的是不回避、不躲闪的决心。对一个领导者来说，这是今天最大的考验。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今天我们要解决的，是多年遗留的众多问题，不是仅靠抓几个贪官就能解决的，但必须开始解决。习总书记说：“功成不必在我。”这既表达了新一届党中央纯洁组织、纯洁队伍、维护中华民族利益的坚定决心，也展现了一种大胸襟和大担当。
今天有些领导，好事都要自己做，麻烦都推给别人背：资源用光，贷款花光，让后面人去还账，去恢复。他们不是“功成不必在我”，他们是“功成必须在我”。这不是真正共产党人的追求。
主权\海权
文汇报：今天对主权的理解已从历史上对土地的控制外延至制海权、制空权。甲午战争的失败会给我们今天对东海、南海海洋权益的维护提供哪些教训？
金一南：中国传统上是以农耕文明为主的社会，土地的养育能力较强，世世代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缺乏面向海洋的开拓欲望。日本是岛国，四周是深不可测的海洋，无论是出海捕捞、货物航运还是海底资源开发，都需要冒险精神。黄色文明和蓝色文明在甲午战争中的对碰，体现为北洋海军的门前防卫和联合舰队的远征出击。
一部近现代史一再证明，国家惨遭割地赔款，并非仅仅因为战争的失败，本质上在战争尚未发生之时，在思虑维护自身利益的基本手段以及选择主要依赖何种手段的犹豫中，结局就大致已定。
自古以来，我们中国人对海洋的认识仅仅局限为“兴渔盐之利，通舟楫之便”，并没有把海洋当作走向世界的通道、经济贸易的重要渠道和国家发展的全新空间。这种对海洋认识的缺陷在遭遇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时，又转化为对海洋的畏惧，最终只能消极防御，被动再被动。
近代海军是一个开放性的军种，它的活动和生存空间是辽阔的海洋，它赖以发展的精神动力是国家的海权意识。北洋海军一直被用于守卫陆权，从建军之始就违背海军这一军种的根本性质。
在中华民族严重丧失海权的时刻，19世纪末，一位叫阿尔弗雷德·马汉的美国海军上校提出了“海权论”，通过控制海权——主要是控制海上运输通道、海洋航运、海洋资源进而控制世界。
马汉所提的“海权”（Sea Power）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海权”（Sea Right）存在重大差异：前者使用的“Power”是指由力量产生的权力，后者使用的“Right”则是指由公正带来的权利。
美国强调的是Sea Power。不管历史上、道理上或者其他什么原因这个地方是不是归你，它追求的是实际控制。
我们中国人遇到事情总想从道理上讲通，以理服人、从道德上和法律上获得公正，即“海洋权益”，也就是Right。我们的海洋权益，与西方的海权重大区别，就在于后者全力追求控制。西方人、包括总想“脱亚入欧”的日本，最崇尚实际控制。这就是为什么表面上崇尚自由、平等、公正的西方，包括全力“脱亚入欧”的日本，动辄运用武力来夺取控制权。
在国际关系中，权利只有在争取和捍卫时才会得到彰显。仅有公理没有力量，并不能战胜强权。如果这个权利你不去争取、不去捍卫，没有人会把它送回到你手上来。这就是为什么在东海、南海的权益问题上仅仅宣誓主权在我是不够的，还必须通过一系列实际行动，才能让世界知道你的决心和意志，最终以力量支撑的公理，才能真正战胜强权。
文汇报：在一些人的思想观念中，国家安全是与和平画等号的，只要不发生战争或者军事冲突，就意味着国家有了安全。你怎么看？
金一南：我们长期存在着把和平等同于安全的误区。
和平是什么？和平是无对抗、无纷争。和平可以通过妥协退让的方法来换取。
安全是什么？安全是无威胁、无纷扰、无侵害。或者有威胁、有侵害，但能够有效地应对和防治。安全是必须有效维护国家利益。
和平可能是表面的，安全则是根本的。
和平不等于安全，尤其是低质量的和平，往往是牺牲安全的妥协结果。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和平与安全相比较，安全是更加根本的追求。任何国家都爱好和平。但任何国家为了捍卫安全，都要准备战争。我们中国人，从来没有主动想和谁打仗。我们比别人更加珍视和平。但我们也决不会接受战争恐吓，不要企图拿这个来吓倒中国人。和平需要捍卫，安全更需要捍卫。这是当今国际社会公认的道理。
所以我要说：安全发展才是真正的和平发展。没有安全发展，和平发展就是一句空话。
（本报北京7月24日专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