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岛拒倭
【副篇名】——甲午战争后的反割台斗争
【作者】 董少东
【报纸名称】北京日报
【出版日期】2014.02.11
【版次】第20版：深读周刊·纪事
【入库时间】20140230
【全文】
本报记者 董少东
这一致命的弱点恰恰被日军发现并利用。日本近卫师团司令北白川能久率领其前锋部队登陆澳底，建立了滩头阵地，继续向纵深推进。抗日义军完全不能与之对敌，稍触即溃。
战事甫开，清日双方的军事指挥高下立判。
唐景崧实在不是一个称职的统军将领。日本侵略军的桦山资纪、东乡平八郎等，都是行伍出身，在历次的日本侵略战争中历练而来。反观这位刚刚被临时拥戴成的“总统”，进士出身，自称“儒将”，可指挥作战的经验几乎为零。
1894年10月，唐景崧署理台湾巡抚时，甲午战争已经打了两个多月。彼时战火虽然尚未燃及台湾，但举世皆知日本野心，台湾一战在所难免。
这个当口，清廷却做出了个临阵换将的决定。时任台湾巡抚的邵友濂与台湾布政使唐景崧不和，被清廷调离。“素有知兵之名”的唐景崧，成了包揽行政、军事大权的台湾巡抚。
唐景崧在军事方面的名气，来自于1884年的中法战争。当时法国入侵中国的属国越南，没想到遭遇了中国的黑旗军，屡屡受挫。
黑旗军原是一支反清义军，在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逃到越南。看到他们对法军作战有方，唐景崧毛遂自荐，成功招抚了黑旗军。后来，他又说动老将军冯子材出山，取得了镇南关大捷。
中法战争的结果是清政府不败而败，但唐景崧却博得了“知兵”之名。其实那些胜仗的指挥者，先有黑旗军首领刘永福，后有老将冯子材，唐景崧穿插其间，只是个说客加政客，所谓“知兵”，恐怕只是纸上谈兵。
而唐景崧在保台战争中的表现，充分说明其军事指挥方面的昏庸无能。
5月29日，刚刚当了4天“总统”的唐景崧，接到日军在澳底登陆的警报，这才如梦方醒，忙不迭地派吴国华带领700人去防守三貂岭。
三貂岭是基隆和澳底之间的一道天然屏障，道路险阻，易守难攻，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若早有驻军布防，完全有机会挡住日军的进攻，至少也能为其他地区的防守赢得时间。但是当吴国华率队在30日赶到三貂岭，日军已经在山顶上安营扎寨。就连日军的随军记者，对轻易占领三貂岭也感慨：“实乃我军大幸。”
非但没有“知兵”之能，唐景崧抗日保台的意志，也不像他慷慨激昂的表态那样坚决，其实他一直给自己留着“后手”。
清政府明令割台之后，唐景崧虽然没有走，却让台湾府、道、厅、县及各级将领大多内渡。在他给朝廷的电报中说：“惟臣先行，民断不容，各官亦无一保全。只可暂留此，先位各官陆续内渡，臣当相机自处。”
三貂岭失守，基隆门户大开。守军死战数日，提督张兆连重伤，记名提督陈得胜战死，余众在激烈的巷战之后终告不敌。6月3日，基隆失守。第二天，基隆通向台北的门户狮球岭被日军攻占。
在此之后，日军却忽然停止了进攻。据《日本侵略台湾档案》辑录的日军档案记载：“在三日完全占领基隆之前，大家都很忧虑，因为我们携带的口粮已经完全吃完了。道路险阻，没有运输能力，后方完全不可能有粮食补充。”
这个绝好的反击机会，却没有被唐景崧抓住。他的心思已经不在抗日作战，而是想着如何逃跑了。
早在日军登陆之时，唐景崧就已经安排家小化装逃离“总统府”。4日，从基隆突围出来的守军来到台北，他们拥入“总统府”，要求唐景崧率军再战。可唐景崧表面应承，当晚就从后门溜走。他先是藏入德国商行，随后又跑到了沪尾港的船上。
“总统”弃台而逃的消息很快传开了，台北群龙无首，一片混乱。愤怒的沪尾要塞守军听说唐景崧潜逃至此，开炮轰击了他的座船，并且封锁了港口。但是，两天之后，唐景崧还是藏在一艘德国商船的舱底，带着家小逃到了厦门。他一同带走的，还有20万两国库库银。
还在台北南部率义军巡防的丘逢甲，听说唐景崧携款潜逃，咬牙切齿地说：“吾台其丢矣！误我台民，一至此极！景崧之肉其足食乎！”
6月7日，侵台日军缓过劲来，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台北。10天之后，桦山资纪在台北主持“始政典礼”。日本以此为在台湾殖民统治的开始，并把6月17日定为“始政纪念日”。
但是，日本宣布“始政”的同时，更加汹涌澎湃的抗日保台运动也开始了。
黑旗将军
侵台日军占领台北后，便急不可待地要拿下新竹，以便打开南侵的通路。
6月11日，北白川能久率领的近卫师团在台北集结完毕，随即派出一个中队作为前锋，直奔新竹而来。半途中，这个中队被四面赶来的义军杀得人仰马翻，狼狈逃回了台北。
这时的新竹，已经成了义军聚集之地，时人记载：“不期而会上万人，漫山遍野。”但是，义军毕竟多是没有任何军事训练的乡民，缺乏统一指挥，武器大多还是刀枪弓箭这样的冷兵器。22日，日军大部队在重炮支援下，攻取了新竹。
自从登陆以来，日军长驱直入，一路没有碰到有效的抵抗，这让他们气焰更加嚣张。据日军所著《台湾征讨史》记载，在他们眼里，清军不堪一击，义军蜂起，却是“乌合之众”，“以为台湾不过手掌大小之地，以一旅之众即可一举歼灭。”
占领新竹之后，北白川能久下令“南征”。但是，桦山和北白川都没有料到，日军不仅难以进兵新竹以南，而且连新竹以北的局面也很难控制。“南征”的命令下达了，却迟迟不能抽出兵力往南进攻。
日军占领了新竹城，城外仍在义军的掌握之中。事实上，新竹日军已处在包围之中。义军以劣势兵力、劣势装备，不断地袭扰、打击着日军，甚至还三次攻打新竹县城。
焦头烂额的日军暂缓“南征”，转而以残暴的扫荡，打击占领地区的抗日力量。抗日义军的领导人丘逢甲成了日军的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丘逢甲部队很快被打散，他躲入深山，后辗转内渡。
台湾抗日义军的领导人发生了变化，桦山资纪碰上了真正的对手——黑旗将军刘永福。
刘永福在1894年9月来到了台湾。时值中日甲午之战正酣，调刘永福入台是清政府加强台湾防务的重要举措。只是，这个举措更像是借刘永福的名气壮壮声势而已。
在10年前的中法战争中，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屡挫法军，威名远播。清政府“招安”了黑旗军，却始终不相信这支反清出身的队伍。“招安”之后，黑旗军被调回国内，随即开始逐渐裁撤。刘永福则挂了个广东南澳镇总兵之名，不予实权。
到刘永福调往台湾时，他手下仅剩300余人黑旗军老部下，临时招募乡勇，凑了千人之数。到台湾后，刘永福的职务是“帮办”，还是没有实权。
当年“招安”刘永福的唐景崧，这时成了他的顶头上司。即便是到了台湾存亡之际，唐景崧也没有放下猜忌、提防之心。
日军大兵压境之时，刘永福建议全台防御统一部署，并主动提出率黑旗军协防台北地区。这个合理的建议被唐景崧拒绝。刘永福被派驻台南，唐景崧自己驻守台北，总揽军政大权，
自称儒将的唐景崧犯了兵家大忌。其时，台湾驻军加上临时招募的义军，总人数不过三万余人，这些兵力像撒芝麻盐一样被分散到台湾各处，看上去全盘防守，实际上处处羸弱。
结果，唐景崧直接指挥的台北防御被日军轻易突破，唐本人当了13天“总统”就仓皇弃台逃命。台中地区清军防守薄弱，自发而起的义军以血肉之躯拼死抵抗，生生扛住了日军一个月之久。
但是义军的抵抗至多是迟滞了日军的进攻，聚集在台南的黑旗军成了保卫台湾最后的希望。
获悉台北沦陷、唐景崧逃跑后，台南数千民众聚集在刘永福府门外，三次给他送上新铸的“总统”金印，刘永福都恳辞不收，坚持以朝廷册封的台湾军务帮办之名领导抗敌。这个说法出自刘永福口述的《刘永福历史草》，时人所记多从此说，但是在此后刘永福发布的公告中，有一些是以“总统”署名，似乎他还是接受了“总统”之职。
刘永福是否接任了“总统”，牵涉到“台湾民主国”的存在时间，史学界对此仍有争论。但是他成了抗日保台的实际领导人是不争的事实。在这之后，侵台日军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挫折和损失。
“诸公误我”
日军对台湾的军事部署早已了如指掌。刚刚攻入台北，桦山资纪就给驻守台南的刘永福写了一封劝降信。他并不认为刘永福有资本与之一战，信中说：“独以无援之孤军，把守边陬之城池，大势之不可为，不待智者而可知已。”这倒不是虚言。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和抗日义军，确实已经陷入了孤立无援的绝境。
桦山资纪的劝降信通过英国商船转交，战时的混乱让这封信直到8月23日才到达了刘永福手上。同一天，北白川能久的近卫师团开始围攻台中重镇彰化。
彰化的黑旗军和义军总数才3000人，不及日军的五分之一。彰化似乎成了日军唾手可得之物。
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刘永福给桦山资纪写了封回信，不但义正词严拒绝投降，还劝桦山资纪“及早改图，将台北地方全行退出……否则，余将亲督将士，克日进征，恢复台北，还之我朝。”
同时，刘永福给驻守彰化的黑旗军将领吴彭年发电报：“兵来御之，死守无恐！”
彰化当时还是座小城，城中无可防守。吴彭年把防守阵地摆在了城东的八卦山上。八卦山之役成了抗日保台期间最惨烈的一次战斗。
是役，3000名彰化守军与15000人的日军血战了三昼夜，黑旗军将领吴彭年战死，义军首领吴汤兴战死……最后突围幸存的，仅剩不到50人。
日军的损失同样惨重，在攻占彰化的路上留下了上千具尸体。战斗过程中，日军主帅北白川能久见久攻不果，骑着马到前线督战，一发炮弹不偏不倚在他身旁爆炸，坐骑当场被炸死。事后，日本的媒体大肆吹嘘说“亲王有神灵庇护，须发无损。”但是不久之后，北白川能久病重的消息见诸报端，10月份，北白川死在了台湾。让北白川能久“病重”的，应该就是那发炮弹。
彰化失陷了，日军兵分几路大举南下，黑旗军和义军拼死抵抗，战斗演变为一村一镇逐个争夺。日军凭借强大的军事优势，逐步蚕食着台湾的土地，却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日军档案记载：“我军冲锋，敌军却一步也不后退，挥舞刀枪，欲杀我军。真是太顽强了！”
在兵力和装备上都处于绝对劣势的黑旗军和义军，并没有因此而退缩，反而选择了主动出击。9月初，趁着日军兵力分散的机会，他们开始北上反攻，一路收复了大莆林、北斗、云林等地。日军狼奔豕突，退回彰化，被数千名黑旗军和义军包围了起来。
这一下，桦山资纪着了慌，赶忙向国内求援。9月11日，从辽东半岛紧急抽调来的日军第二师团到达了台湾。这个师团有两万余人，是甲午战争中日本入侵旅顺的主力，兵强马壮。侵台日军的兵力陡然翻倍。
其实，日军即便没有第二师团的增援，黑旗军和义军也无力攻取彰化了。他们根本就没有攻城用的重火力装备，连日的进攻已经成了强弩之末。
9月23日至25日，黑旗军和义军发动了最后一次攻城行动，在日军猛烈的炮火下伤亡惨重，不得不退去。
日军赶来增援的第二师团，加上首批登陆台湾的近卫师团，侵台总兵力已达4万人，甚至超过了甲午战争期间投入的陆军兵力。枪炮齐备的日军，兵分三路，向着仅剩数千人的黑旗军和义军合围而来。
日军近卫师团咬着黑旗军和义军撤退的脚步，一路向南追杀。第二师团则搭上运兵船，由海路绕到了刘永福的身后，一半在台南府城西北方向的布袋嘴港登陆，另一半在西南方向的枋寮港登陆。
至此，日军陆海并进，南北夹攻，台南府城完全处于敌锋之下，危在旦夕。
曾经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刘永福，这时陷入了四面楚歌的绝境。自率部来台后，他既不为朝廷所信任，又受到上司的压制和排挤。担起抗日保台重任已有数月，敌兵势大，己方粮饷全无，刘永福内外交困，苦苦支撑。
为济燃眉之急，刘永福号召爱国绅民“有银帮银，有钱帮钱，无钱帮米”，还曾经自己发行银票、印邮票，无奈都是杯水车薪。
刘永福屡次派人渡海，向两江、浙闽、两广总督告援，皆无成效。实际上，当时的两江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谭钟麟都是保台的支持者，也都秘密地向台湾输送过资金、武器，时人记载：“台北粮械多出自香帅（张之洞）之助。”但那多是在清政府交割台湾之前。
清政府把台湾当成媾和的筹码扔出去后，不但没有给台湾任何支援，还训诫沿海的封疆大吏们，严禁运粮械济台。
张之洞曾经寄望台湾自保一段时间以改变时局，6月初，他曾密电刘永福，询问台湾可以支撑的时间，并允诺两个月后将有援兵。但是后来的两个月间，刘永福函电迭至，又派人登门求援，张之洞却没有答复了。
直到10月2日，张之洞才电告由台南回厦门求援的道员易顺鼎：“台事奉旨不准过问，济台饷械更迭奉严旨查禁，此时台断难救。且事必不能密，万一泄漏，徒碍大局，朝廷必然震怒；且东洋必更加诘责要求，岂不所损更多……务望权其轻重，速离厦门，免生枝节为要。”
被朝廷抛弃的绝望让刘永福耿耿于怀，直到数年后口述《刘永福历史草》仍在慨叹：“内陆诸公误我，我误台民！”
矢尽离台
10月9日，嘉义失陷，台南府城成了一座孤城。外援既断，粮饷又复告罄，刘永福进退失据。10月10日，他给桦山资纪写了一封信。也正是因为这封信，让后世对刘永福的评价褒贬不一，至今仍争论激烈。
刘永福在信中表示，愿意将台湾让给日本，但有两条要求：日军要厚待百姓，对“所部兵勇以及随员人等，亦须厚待，不可侮辱，将来须请照会闽浙总督、两广总督或南洋大臣，迅速用船载回内地”。
有人认为这是刘永福的投降信、乞降信，有人则认为这是有条件的议和，是绝境之下最后的抗争。两种观点都有各自依据，难以定论。
且不管刘永福的初衷是投降还是议和，胜券在握的桦山资纪都不会答应他的要求了。桦山资纪很快写了回信，日军可以停止进攻，条件是“唯有（刘永福）面缚自来军门乞哀”。
刘永福恼了，再写一信，干脆说出了自己的打算：“若本帮办战不能胜，即率旧人退入内山，亦可支数年，而不时出战，决不令安居此地也。”
此后，刘永福确实做了“进山打游击”的准备。易顺鼎发来电报，劝刘永福内渡，刘永福回电：“誓不走，如万难支，决入内山作草寇，与遗民共存亡。”18日，刘永福召集部众，议定退入台南城东的大山之中，随即开始向山中秘密运送辎重、装备。
但是，第二天传来的一条噩耗，彻底击垮了刘永福继续战斗的决心——曾文溪失守了。
曾文溪距离台南府城只有17公里，是北向防守的最后一道防线。刘永福几乎把所剩的4000兵力全部安排到这里，准备孤注一掷，与日军决一死战。孰料，日军早已侦察到曾文溪的阵地布置，正面佯攻，侧面迂回，两下夹攻，只用一天就攻破了曾文溪阵地。
曾文溪一战是台湾保卫战的最后一役，黑旗军和义军的有生力量消耗殆尽，再也组织不起有力的抵抗。
惨败让刘永福灰心丧气。到了不得不退入内山的时候，这位身经百战的将领已经失去了勇气和信心，转而求助于神灵，到台南的白莲庵求签，结果竟得了个“下下签”：“求财不得；求病必死；求子生女；失物无回；出行多阻。”
当夜，刘永福带领家眷和十几个亲兵，乘坐英国商船内渡厦门。
1895年10月21日，日军进入不再设防的台南府城。保台之战宣告失败，台湾就此沦入敌手五十年。
刘永福以败军之将的身份回到了厦门，但民众仍视其为英雄，夹道相迎，并准备在第二天举行仪式，纪念他的抗日保台壮举。刘永福愧不能受，当夜就离开厦门，归居广东南澳，自此离开官场隐居。
在他之前内渡的丘逢甲，则回到祖籍广东蕉岭。他把书房取名为“念台精舍”，为儿子改名为“丘念台”。1896年，丘逢甲满怀悲愤写下了《春愁》一诗，“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
后来，丘逢甲投身辛亥革命的大潮。1912年，丘逢甲病逝，弥留之际嘱咐家人：葬须向南，不忘台湾。
10月27日，桦山资纪发布告示声称：“台湾全岛已全部平定。”但是，他的话说得太早了。“全局输未定，已溺有燃灰。”此后，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台湾的半个世纪里，台湾人民反抗日本统治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他们用鲜血和生命，在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