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中向日本学来-中国红十字会百年嬗变
【报纸名称】鲁中晨刊
【出版日期】2008.07.07
【版次】
【入库时间】20101230
【全文】
整个世界的红十字会，均起源于一个男人在战争中途的刹那震惊。时至今日，红十字会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道主义救援组织，全球会员超过2.5亿人。 146年前，瑞士人亨利·杜南在《索尔弗利诺回忆录》中记录了红十字会最初的诞生：“这是一场可怕的肉搏战，奥地利和法国——— 撒丁联军互相践踏着。”他的记忆里定格了这样的画面：“一个可怜的伤兵下巴没了，另一个头碎了，第三个本来可以获救，可是他的胸膛被踩得凹了进去……”亨利中断了求见正在统领法国人进行这场战争的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计划，立即组织当地医生、妇女和儿童抢救气息尚存的士兵。 1863年，在他的动议下，一个名为“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的团体成立，旨在以中立姿态介入战场救援。这个团体稍后改名为“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并以颜色颠倒的瑞士国旗“红十字”为标记。 通往世界的小径 30年后，在甲午战争中，亨利的梦想在战场上已成现实。日本赤十字社穿梭在战地间，不仅抢救日本军人，也同样救治清军士兵，这让中国人非常好奇。 上海商人孙淦，见到此景，在赴日本任职期间，加入日本赤十字社。1897年，他向大清驻日公使提出在中国设立红十字会，并强调是否设有红十字会，是文明和野蛮之邦的差异。但清廷对此并无实质性答复。随后几年，孙淦在上海的《申报》上发表系列文章，介绍红十字会，在上海带动了一阵了解红十字会的风潮。 随后，驻俄公使杨儒向朝廷提出筹办红十字会，在他的反复提议下，总理衙门甚至主动向日本驻华公使索取了日本赤十字社章程。此事后因战乱被搁置。 日俄战争爆发，清廷把辽东划为战场后，宣布“局外中立”。东三省民众被困焦土，清政府却不便出面救助。 1904年3月，上海地区官绅沈敦和、施则敬等22人宣告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成立，试图前往东北施救。但因中国当时未加入《日内瓦公约》，红十字组织无法得到日俄交战方认可，遂在教士李提摩太的引荐下，沈敦和与英、德、美、法四国驻沪代表商议，合办“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救助东北难民。李提摩太在会上声明，难民不分中外。3月10日，中国首个红十字会就此诞生。 这个在中国诞生的红十字会，西方董事人数是华人董事的3倍，开会以英语沟通。不便露面支援的清廷，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发10万两白银予以支持。红十字会成立当日，媒体云集上海，红十字会迅即以传媒攻势，呼吁民众捐钱捐物。此后3年，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在交战地区转移灾民，分发物资，救助伤员，涉及人员多达46.7万人。 民办和官办之争 日俄战争后，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渐渐停止了在东北的各项救助工作，影响力渐消。掌握着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剩余经费的上海商人沈敦和以及清廷官员盛宣怀、吕海寰均希望正式成立中国红十字会。 盛宣怀一方，建议将红十字会纳入民政部，由政府办理，改名为“大清红十字会”。但沈敦和则希望维持红十字会的民间色彩。京沪双方理念差异颇大。1907年，清廷接受了盛宣怀的建议，任命他为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清政府提出红十字会应隶属军方管理。 沈敦和对此并不认同。他向盛宣怀提出，红十字会归军方筹办，战争期间只能随本国军队行动，与原红十字会中立宗旨不同，彻底拒绝和北京红十字会的合作。 沈敦和对外宣称，佩戴会员徽章者，可以出入战地，享受应得之保护。经过上海红十字会的多方努力，会员开始获得更多交通上的方便，如深夜入城、免检行李等，迎合了一些人希望在战乱时以红十字会员作为护身符的心态。 武昌起义爆发，盛宣怀卸任，吕海寰继任。吕试图和沈敦和沟通，但沈仍然坚持红十字会民办民捐性质，拒绝和北京沟通。 1911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北京红十字会派出和沈关系亲近的外籍顾问谈判，几轮谈判之后，两地红十字会达成了和谈协议。和谈的结果实现了两地红十字会的统一，在同年10月召开的大会上，吕海寰被选为会长，常驻北京总会；沈敦和为副会长，常驻上海管理会务。沈在上海设立了常议会，对红十字会的资产进行实质性管理。 到1919年，沈敦和在出任副会长的8年中，始终和北京总会若即若离。北京政府终于无法容忍沈敦和，以直接任命的方式，解除沈的职务，任命长期在北京政府任职的蔡廷干取代。蔡上任后，依旧发现无法忽视常议会的反抗，于是态度转为妥协。 直至1933年，中国红十字会内部的京、沪对立现象始终存在。台湾历史学者张建俅在研究中发现，在这个时代时期，会长往往代表政府立场，副会长与常议会通常采取较独立的立场。民办还是官办的分歧始终存在。 1932年，国民政府通过《中国红十字会组织管理条例》，从法律上确立红十字会必须接受国民政府监督的原则。1933年，红十字会依据新法令进行改组，逐渐失去独立地位。 政府的人道主义助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民国余存的诸多社会团体中，中国红十字会是唯一被改组的。 1950年8月，改组协商会议在北京举行。因为事前经过充分酝酿和多方协商，会议开得非常迅速、顺利。改组后，李德全被选为会长。年末，中共研究中国红十字会由政法委领导，业务中有关卫生的部分，同时由卫生部指导。到1952年，红十字会才转由卫生部直接领导。李德全是冯玉祥夫人，出身贫寒，在基督教会帮助下，读完中学，靠借款读完北京私立女子协和大学。嫁给冯玉祥后，她倾向共产主义。 19世纪80年代末，中国红十字会多次提出需要体制改革。1988年12月，红十字会在第008号文件中向中组部等提出，红十字会的地位是政府的助手而不是某一个政府部门的下属机构。红十字会大量工作主要是发动和组织会员与志愿者做那些群众最需要，政府部门顾不上，又可以由群众组织起来自己解决的那一部分问题。 文件建议红十字会的机构体制应恢复到19世纪50年代的状态，直接隶属于国务院。这个提议，10年后成为现实。1999年12月，中央编委宣布，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由卫生部代管改由国务院领导联系。 1993年，全国人大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根据该法界定，红十字会是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从这一刻起，中国红十字会的官方色彩开始逐渐淡化。 从李德全开始，由卫生部部长兼任红十字会会长的传统，在1993年后取消，1993年新任会长钱正英，就任前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兼政协医药卫生体育委员会主任。而彭云在1999年出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时，身兼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据《凤凰周刊》